围棋是一项体育竞技运动，又不仅仅如此。棋盘上的纵横捭阖，或许蕴含着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图为反映围棋竞技的热血漫画《棋魂》的海报
屈原的《国殇》和马融的《围棋赋》
今天，棋牌游戏被视为展现人类智性之美的体育竞技。不过，在六朝时期，虽然儒、玄名士曾分别给围棋下过 “坐隐”、“手谈”的评语，但和有关其他棋艺的书籍一样，围棋专门书籍，往往归入兵家。由此，其所谓“隐”者，未必不是乱世之人为了冲淡内心的极度焦虑乃至随时不期而至的*机，而寻找到的一种相对平和的宣泄方式。所谓“谈”者，也未必不是智力的冲撞搏击，而非不计胜负的求理。由此，汉魏六朝有代表性的围棋赋，难免带上几分军人气质，写得比较硬朗。
早期围棋赋作品，正如西晋曹摅概括的，“昔班固造奕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比较微妙的是，后半生携笔从戎的班固，作品《奕旨》直引儒家经典、圣贤明主为喻，讲战略多过讲战术，开宗明义即言：“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道之正也。”后文又说：“或虚设豫置，以自护卫，盖象庖羲罔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等等。在他生活的汉代，经学还占据绝对优势，要为围棋张目，则必须说它符合经义，才能为人接受。那时的经学强调大义、通义，于是班固也把重点放在围棋之“旨”。他笔下的喻体确实是兼及军政，甚至“政”比“军”的成分还略多一些。年代稍晚些，东汉经学大师马融的作品，则奠定了六朝围棋赋惯以兵家话语为主的借喻模式。
马融的《围棋赋》采用*体，仿拟对象恰是屈原的《国殇》，连摹写军队从整队、交锋到败亡的理路都高度一致，只不过他数次强调，这里败亡的是敌军，赞美对象也是战胜扬威的将军，而非《国殇》中虽败犹荣的勇士，算是做了一点变动。与《国殇》的“3 兮 3”（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结构不同，《围棋赋》是“4 兮 4”（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初唐类书《艺文类聚》辑录它的时候，去掉了这些“兮”，看起来便像汉时流行的四言俗赋。形式仿楚辞，但实际又暗藏俗赋体式，入屈原之室而操戈，夺兵家话语为己用，折射出马融这一代经学学者进入诸子与诗赋领域之后的游刃有余。
这篇赋作，起手即是“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陈聚”就是“阵聚”。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正是《国殇》的开头风格：“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提笔就点兵，列阵即开战，绝不拖泥带水。
而后，“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开局布子，“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直入中盘，从而领起下文大段双龙搏*的具体描摹：
……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跭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堤溃不塞兮泛滥远长，横行阵乱兮敌心骇惶。迫兼棋鸡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卦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策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
一路写到官子阶段，则是：
迟逐爽问兮，转相伺密。商度地道兮，棋相连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计功相除兮，以时早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
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的直观印象，就是两位棋士从头至尾都以攻势相对，驰逐相冲。双方盘面可能厮*得特别犬牙交错，下的还是快棋。在马融笔下，这场棋枰上的争战，是力量之美，而非巧致之功。他将重点放在了将士争先*敌报国一般的智力角斗上，强调了人的血勇，而略去了谋算的精微——后者未必符合他的审美。
马融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虽然大半生都以学者和文官的面目示人，但家学渊源，他对当时的军务也颇留心，作出过准确的大局判断。东汉是地主豪强联盟基础上建立的政权，颇有一些人各怀私心，大敌当前，国运攸关，还逡巡观望，贻误战机。所以马融以兵家话语来写围棋，翻过另一面来说，围棋或许也是他苦于同时代其他将领态度、能力参差不齐，别有寄托而寻找到的一种借喻。到底是用兵家来喻围棋，还是用围棋来喻兵家——经学大师的笔下，居然出现了道家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似的解释困境。读来不禁莞尔。
曹摅与马融的“对局”
敬佩勇力的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马融的本家后辈马腾和马超。然而汉末三国，群雄蜂起，已经无法单纯依靠力量。经典的战例在这个时期频频出现。军事方面的技术探索既然花样翻新，写棋的人想打几个别致的比方，自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棋类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则使军事理论、实践一旦取得新突破，便很容易被移植到棋盘上。譬如开头提到的曹摅，他的《围棋赋》，交锋节奏似乎和马融比较接近，甚至更快：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连理形也。……
也是快棋，而且“频战累斗”。在曹摅看来，围棋的棋盘上，可能不止一次“为战斗场”，而是叠加了各种不同形态的许多次战斗。相较马融详细描绘的单场战斗，曹摅笔下似乎更像是一次完整的大规模战争。他的表述更加概括，战略意识也更强。他的“张甄设伏，挑敌诱寇”，其实就是马融的“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指的是开局布子，先占边角，以棋手为中军，形成延展开的两翼：“甄”在这里，指的正是军队的左右翼。但他打开两翼，所取的战术是“挑敌诱寇”，而不是马融采取的正面对冲，可以看出，至少在西晋一部分棋手眼里，“兵不厌诈”和心理战，已经成为必备的机智。“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在战场上是战略追击，在棋盘上是扩大优势。“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则既是对中盘厮*所作的比喻，也恰是战场上攻城略地的场景：争夺枢要，转斗千里。他说，就像战场上观察、利用地形一样，边、角、道，也都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什么样的缠斗都有可能发生。譬如他说的“并”，就可以用于加强和己方棋子的连接，也可以用于和敌子接触时的缠斗。后世熟悉的一些围棋术语，已经时不时出现在赋作当中，使得曹摅可以间或摆出纯粹讲棋的姿态，而不完全依赖兵家话语。
围棋与其他技艺的不同，在于其本身即具有很强的智力对抗性，换句话说，这是最容易形成“战场”的一类技艺。图为电视剧《琅琊榜》中的对弈场景
然而微妙的是，“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恰恰是曹操建安十六年（211年）西征韩遂、马超时出现过的场景；而“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则暗合“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中“虎骑”的指挥官，正好是曹摅的曾祖曹休。祖上的亲身经历，给曹摅提供了攻破马融棋路的一种设想。他的赋作，也就像执白对上执黑先手的马融，透露出后生挑战耆宿的自信与壮气。
曹摅本人在《围棋赋序》中说，他对班固、马融的作品：“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两位文坛前辈中，辞壮者，主要是马融。而两位作者，也超越时空，通过文学创作上演了一次对局。他们把围棋赋的喻体，从单场具体战斗发展到战役以上规模，呈现出新的可能性。而进一步的发展，则有另外几位棋风相对谨慎，甚至下慢棋的写作者来完成。
蔡洪的《围棋赋》，优雅的文人气
和曹摅活跃年代接近的，有一位蔡洪，吴郡人，由吴入晋。在“吴人重武官”（王隐《晋书》）的背景下，蔡洪的《围棋赋》看起来并不像将军的笔法，倒更接近文士，有着别样风致。他笔下的对局，也还更接近后来支道林所谓的“手谈”。譬如布局阶段的正面交锋：
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入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虚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
“旅进旅退”和“二骑迭驱”并列，意象设计方面，在大军阵列的背景下，给了两方将军或勇士的单兵对决一个特写，他们战场上的“马合”对应棋盘上的“星敷”，而围棋棋盘上的“星”总共只有八个。呈现出的效果，与其说像战争，不如说像比武，远没有达到曹操打马超式的骑兵对决规模。这段布局后半截的文字更是漂亮。但“啸歌”、“戏鹤”、“狡兔”等等意象密集，却没有再出现与上文一致的军事喻体，它似乎转而进入了田猎语境。到最后的“飞电”、“积珠”等等，则以虚写取意，兼写棋子本身在棋盘上的分布形态，径直回到了现实。
类似现象，这篇作品在棋入中盘时同样存在：
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郭。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详悉。……
我们会发现，蔡洪写棋有他自身的特点。他很喜欢“叙事 写意”的结构，而不是“叙事 具体描写”。譬如这两段，都是先提示读者棋盘上进展到了什么阶段，紧接着一串优美的意象，告诉读者对局双方的气度不一般，但读者并不能从文字上判断双方在本阶段的具体对局情势。
另外，他对棋手的关注胜过对棋，在下文之中、官子之前，甚至专门偏出一笔明写了棋手的神情、动作等等表现。出现诸如此类现象，有两个可能。其一，是蔡洪本人对围棋或军事的修养并不十分精深，所以他无法像前面两位一样，自如出入棋家与兵家的话语系统，随机撷取需要的表达；为了扬长避短，只能采取对他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操作的侧面烘托手法，即借由写棋手来令读者感受到对弈的氛围，进而间接感受到围棋的魅力。其二，则是蔡洪本人在军事活动中，实际从事过的，是幕府佐吏工作，类如“谋士”或后世所谓的“师爷”。因此他缺乏直接接触军事指挥层面、获得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便知道相关原理，也找不到合适的战场直观意象。东吴重武官，西晋崇文学。但因为我们并不确定这篇作品写在何时，也就无从探讨时代风气的影响。——按这么个方向猜想下去，倘若说马、曹两位的写法像是现今围棋比赛转播中的专业嘉宾解说，蔡洪就像一个刚刚从其他频道转到体育新闻的主持人，因为不熟悉围棋或不知如何用言语描述棋盘上的风云变幻，而时不时要求导播多给比赛现场一些镜头。这样的处理当然不能足够深入棋本身，但是很亲民。因为大部分的读者，就像看棋的观众，对棋本身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芳园松下对弈均资料图片
不论“不通军事”和“词库影响”两个可能之中，究竟何者更接近真相，如前所述，蔡洪的《围棋赋》确实给我们呈现出更趋近随军文士而非军官通常具有的气质：优雅、节制，斗智多于斗力。“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诋欺，朱颜妒嫌”。它让我们得以看出蔡洪对棋手棋力的评判标尺。而且这一作战方式，也确实更须要关注棋手，因为它尤其讲究攻心为上。
梁武帝的《围棋赋》——决策者的声音
到了南北朝后期，梁武帝的《围棋赋》，相比前人，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围棋的角度，谈棋理更成系统，乃集大成；从取象的角度，则由前代创作都偏爱提及骑兵*的写法，转向强调围绕城池的攻防。当时南北分裂对峙已二百年，双方实际控制线上，也正频频爆发重点城镇争夺战。或有北朝南征，或有南朝北伐，大兵团会战时有发生。合肥之战、钟离之战……军事上的新形势、新变化，自然也就投射到对围棋技艺的研究和描写上。
按照《艺文类聚》节录的现存文字，梁武帝的《围棋赋》起手也不出历代套路，先简单描述一下棋盘棋子中蕴含的“道”，然后开始布子：“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字面上看，也像是将要展开*的势头，而他写了“建将军”，这大概是君主“授节命将”仪式化表现自我内化了的潜意识反应。接下来他谈了一点棋理，概而论之，贸然与对手进行*，非常麻烦：“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所以接下来笔锋一转，把重点放到了讨论战略防御的技法上：
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屯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
“疏勒屯邅”用的是东汉耿恭的典故，与“白登困辱”是为一对，都是“被围-苦战-脱险”的故事，只不过前者得到了外部援兵，后者则以陈平奇计智取。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棋路，将“为防”作为首选方案，目的是让对手“欲侵地而无方”。他反复强调“不失”，强调“孤城坚守”的意象，认为守中求变才是获胜的法门，而且首先必须争取“守住”：“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喜欢运动战的棋手大概未必同意他这个判断。也正因为此，他和马融、曹摅那样力量型的快棋手，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风格差异。
与强调坚守相互呼应，后文进一步展示了作者对战略进攻的极度谨慎：
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
如果说上一段让熟悉南北交锋历史的人，看得出齐梁时期几场南朝对北朝的胜利（尤其梁朝钟离大捷）的影子，那么这段文字中对“贸然进击”深怀戒备的情绪，几乎是梁武后期陈庆之北伐失败、萧渊明北伐失败等等的一个共用注脚。“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他在赋作中反复提醒自己需要避免的，恰恰也正是他晚年几次重挫的内在原因。
到了梁武帝活跃的这个时期，无论围棋还是战争，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棋谱，同时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一套术语。因此他得以自如地取象自“一类”战争，使用概括性更强的语言，从而增加赋作的理论色彩；与之相比，前辈的同类创作，则更倾向书写“一场”战争。并且，他增加了对策略选择的解释——战略防御在他看来何以优于战略进攻——于是在现有的汉魏六朝《围棋赋》中，增加了一种更为全面体现“庙算”过程的写法。它不同于马、曹的前线将领，也不同于蔡洪的后方参谋，是属于决策角色扮演者的声音。在这块拼图放上去之后，汉魏六朝《围棋赋》们所共同形成的这个军事话语剧场，才算大致凑齐了所有重要角色，可以鸣锣开场了。
本阶段社会上广泛存在“隶事”逞才的风气，造成文学创作者常常罗列典故——当然，他们罗列的也不仅仅是典故。比如梁武帝的《围棋赋》，到了后段，就有这样的句子：
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
大量围棋术语集中出现。有些术语现在也不怎么使用，对不熟悉它们的读者而言，简直就像是黑话，作者却还特别遗憾地表示“限于篇幅不能逐一举出”。依照《隋书·经籍志》，署名梁武帝的围棋专书，至少有《围棋品》和《棋法》，但今日都已失传。我们不知道哪些术语是前代留给梁朝的文化遗产，哪些术语是梁武帝自创，但围棋本身的术语、意象，发展到在此赋中几乎可与军事术语、意象分庭抗礼的程度，显然对围绕这项运动展开的文学书写是一大帮助：它使创作者可以错落使用叙述和描写、白描和借喻等不同手法，让作品形态更为摇曳多姿。“点”、“撇”等书法用语进入围棋领域，则可看出“笔阵”与“棋阵”也已明显趋向融合。
“战棋推演”
对这几篇汉魏六朝围棋赋给我们的启发，可以作一点小结。
如前所述，围棋与其他技艺的不同，在于其本身即具有很强的智力对抗性，换句话说，这是最容易形成“战场”的一类技艺。围棋与兵家互通，故这一时期围棋赋高频使用军事话语，也就不足为奇。基于这样的语境，人们一方面以军事活动为喻体，展开对围棋自身的书写，另一方面，围棋也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建构成为实际军事活动的象征物。围棋自身的话语体系，则在借用其他领域术语的同时，逐步发展出来。作为一种“体物”的赋类，围棋赋们极尽所能地展示成文时作者各自对围棋有什么认识，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成系列的话语样本，部分呈现了围棋本身从兵家工具向一门独立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后世读者既可以从中发现围棋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找到军事理论、技术的演变进程：文学史意义之外，它们同时还具有围棋史和军事史的意义。
仇英（明）临宋人画册
虽然兵家色彩因为围棋自身话语体系的形成已经逐渐淡化，但截至六朝晚期，围棋赋所采用的思维逻辑、术语、意象，仍然主要来自军事领域。不同作者基于各自立场，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戎旅经验，结合自身棋力而写出了风格各异的棋路、棋风。以文字描摹围棋的逻辑、下棋的逻辑，和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军事经验的逻辑，三者高度趋同，构成字面上的“战棋推演”，也证明作者在创作中不曾刻意遮蔽真实自我的诚意。
棋手赖以换来这些棋谱的军事实践，赋与赋中围棋所能引发的联想，互相激荡，相辅相成，既是棋盘上的模拟，也指向真实发生过的、血与火的实战，从而以一赋兼体两物，产生独特的文学魅力，并提示我们思考：汉魏六朝赋作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现象。
在本阶段，创作围棋赋们的作者，或多或少地，都在作品中扮演（或试图扮演）着战场上的自己。于是在各自描摹棋艺或是论棋理的同时，一旦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奇妙的呼应。作者本身社会角色的不同，带来观察角度的不同；作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影响到他们对意象的选择与安排。当文学类书如《艺文类聚》将它们一并收集到“围棋”类目下的时候，作者与作品群自身内在的戏剧性，顿时更加突出。
作为类书的一种，文学类书本身往往也更侧重“知识”，而非“文学”。它的编撰方式，则使得来自不同作者、产生于不同时代，而且有着不同背景的作品，组合形成宫廷诗人在宴会上围绕“围棋”展开文学竞赛般的独特语境。由类书编排体例造成的阅读体验，将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类书编撰者观察围棋与围棋赋们，乃至“物”与“文”的方式。
——当然，我们仍不应忘记，沉淀在这些赋作下面的，真实的铁血，以及生命。（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作者：王尔阳
编辑：王秋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