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荒谬年代，人性和伦理被政治运动的铁轨摧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为政治恐怖的中心，告密文化的滥觞导致了一场可怕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时期，告密不再是仅仅是举报，而是一场道德沦丧、亲情瓦解的风暴。
苏联内战时，“抓魔鬼”成为一场政治斗争的口号，社会弥漫着对“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狂热追求。斯大林推崇“去除不必要的愧疚心理”，将个体投入“革命的火炉”中。告密变成了达到“社会主义建设是全人类福祉基石”的手段，而人性和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不值一提的东西。
这场政治运动中，“告密者”被美化为“啄木鸟”，就像从树木中找出害虫的有益动物。举报信被戏称为“战斗情报”，社会氛围中充斥着人们自告奋勇、亲人相背的场景。在“鼓励揭发亲人”的风气中，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不惜以别人的血液为代价。
政府采取“抓家属”的手段，威胁将告密者的家人抓走，以迫使其揭发同党。这种威胁手段取得了显著效果，许多人在极度的恐惧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亲人。审讯中，被告知“我们掌握了你所有的材料，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你关起来，也可以把你的家人抓起来”，让许多人在恐慌中言听计从。
这场政治运动中发生了无数荒唐的案例，微不足道的事情成为判刑的理由，比如一粒麦穗、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根木头、一个轴线等。人们因为对铁路桥梁、工厂的烟囱瞧得时间过长，甚至因为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著作而不引用斯大林语录而被定罪。这种荒谬的审判使得社会沉浸在狂热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纷纷自我检查，文物和图案被摧毁无数。
在1937-38年的“抓捕”战役中，据赫鲁晓夫透露，有150万人被捕，劳改营的囚犯数量急剧增加。政治犯被置于劳改营的最底层，职业罪犯和刑事惯犯成为劳改营的“长官”，对政治犯进行残酷的欺凌。劳改营变成了一个小社会，刑事犯成为辅助力量，协助管理当局对政治犯进行控制。
对于“模范犯人”的问题，人们意见分歧。一些幸存者谴责这种体制，认为模范犯人是卖身投靠者，出卖别人以换取生存机会。然而，也有人认为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选择成为模范犯人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否则根本无法存活。这一争论成为苏联末期的热门话题，幸存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这段苏联历史中，政治运动中的告密文化使整个社会陷入了恐怖状态。告密者成为危险的社会现象，人性和伦理被完全抛弃。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灾难，成千上万无辜者被冤枉入狱，劳改营成为人间地狱。这一时期的苏联，是政治恐怖的一个典范，也是人类文明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黑暗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