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在北京做牙医的郝南奔赴灾区救人，自此走上公益路。2010年，他成立“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专注于在各类灾害发生时提供信息，在受灾者和救援队之间搭建桥梁。
在今年的世界气象日到来之际，“卓明信援”创始人、负责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与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郝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面对气象灾害，城市是非常脆弱的。应对气候变化，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行动者，掌握避险知识，衣食住行都要根据天气做出更合理的决策。他建议，社区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应该得到根本性提升。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与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郝南。受访者供图
谈气象灾害
响应气象灾害占比超过2/3，呈现增长趋势
新京报：在你和团队响应的灾害中，气象灾害的比例大吗？随着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你感觉近年来气象灾害是否有增加的趋势？
郝南：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接触气象灾害救援的。在气象灾害中，我们主要响应的是洪涝灾害和台风，也包括龙卷风和泥石流等，干旱、雪灾、山火响应的相对比较少。2013年，我开始正式研究如何响应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10多年来，我们响应了约250次灾害，气象灾害超过2/3。从最近10年的数据来看，初步可以得出结论——气象灾害虽有大小年的区别，但频次和强度都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
从我研究的资料来看，21世纪以来，超强台风的比例特别高，路径也发生了变异。比如以往北方受台风影响较小，但2012年的“达维”、2018年的“温比亚”、2019年的“利奇马”，10年间台风已经三次经过山东，每一次都给山东农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近年来，洪涝和台风之外的气象灾害也越来越多地造成影响。我们刚开始响应气象灾害时，是没有考虑山火这种灾害类型的。但如今，随着高温和干旱的增加，山火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社会的视野中。
新京报：是否有让你印象较深的气象灾害？
郝南：2013年10月7日，受台风“菲特”影响，浙江余姚遭遇严重水灾，70%以上城区受淹。这是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城市在洪涝灾害中表现出的脆弱性。这种灾害的影响是非常震撼的，几十万人泡在水里，没有电、没有信号，也没法出家门。如果家里没有储备的话，那几天是非常难熬的。这促使我们思考，在城镇遇到洪涝灾害时该如何响应，如何让救援力量和等待救援的人员有更合理的匹配机制。
当时的水上救援力量特别少。而到了2021年7月，河南省连遭暴雨袭击，涌现了大批水上救援力量，在四五天里转移了几十万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新京报：今年3月23日是第64个世界气象日，主题是“气候行动最前线”。你是如何理解这个主题的？
郝南：以前讲气候适应性，更多采取的是长期的方法，但现在气象灾害造成的实际影响已经发生，危机早已来临，且以后会愈演愈烈，所以现在提出“气候行动最前线”恰当其时。
这需要我们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者，因为每个人都将深受影响，每个人也可以有所作为。比如，许多车辆因湖北、湖南冰冻雨雪天气被困高速公路时，周边村民送来了热水和食物补给；重庆山火时，市民踊跃加入志愿者队伍给前线送物资装备；河南暴雨中的“救命文档”，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在网上接力，救援队也无法快速与被困人员所在社区进行衔接。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避险知识，不让自己身处险境，尽量少的人被困，救援才能真正有效。
谈救灾经验
需高效分配救援力量，也需要有气象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
新京报：在你看来，气象灾害在救援上是否会呈现复杂性或者共性特点？
郝南：我认为，大部分气象灾害有一定可预见性，要抓住这个短暂的可预见窗口期，在还没有很多人身处险境的时候，就近部署救援力量。比如出现极端降雨时，从降雨到下游城镇发生洪涝可能有3到5个小时，洪水形成以后向下游推进，还要更多的时间。
比如去年的涿州水灾，7月31日上午，太行山北京河北交界出现极端暴雨，房山、门头沟、涞水、涞源、涿鹿等山区暴发山洪，永定河、北拒马河沿岸都岌岌可危。当晚10点，我们就发现来自涿州的求助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第二天早上，就确认了涿州已经大范围被淹。但我们进行了提前的研判响应，在7月31日傍晚就已经提醒救援队要关注河北保定地区。在发现第一例被淹求助时，就要研判整个地区的情况，以便于有能力的救援队伍提前部署到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在救援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不停地向救援队传递水情的变化情况和趋势，以及哪里被困人员相对集中、哪些求助需求更为迫切。
新京报：灾害救援中，及时、准确的信息非常重要。你和团队专注于在各类灾害发生时提供信息，你认为信息志愿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有何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
郝南：求助人给我们提供的是“点”的信息，是拼图的一小块儿。我们需要将这些信息整理汇总，拼成一整幅图景，给救援队提供行动决策支持。
等待救援的人员有的是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有的是被洪水围困，身边还有可以坚持几天的物资。我们将求助信息核实分析后，按照紧急程度和救援难度与社会救援队伍进行匹配，并保持对求助信息的跟进。
在救援力量的分配上，作为决策支持服务方，信息也并不能随意地给到救援队。救援一线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民间救援力量，我们首先要了解每一支队伍的能力、位置和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定向地匹配、投送信息。不然盲目地发布一条信息，本来需要一支救援队，结果去了十支救援队，反而会降低救援的整体效率。
信息传递需要专业性，我们定向发布信息后，救援队是否能去响应也有决策的过程，如果无法及时到现场，我们会马上找下一个救援队，所以我们有一组人每天专门跟救援队保持密切联系。
除了和受困人员本人联系，部分岗位志愿者还需要具备气象、地理、水文等方面的知识。有时候信息来源不够及时，我们要将受淹卫星地图和行政区划地图对照，这需要非常熟悉地图的人，有快速的地点迁移能力，看着被淹范围图像就能知道具体是哪里被淹，因为救援是争分夺秒的，来不及等到更完善的地图产品制作出来。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全天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同时需要另一组了解水文知识的志愿者研判雨水会流到哪儿去、在哪儿形成洪水。
每次灾难发生时，我们根据需求招募志愿者，有专业岗位的志愿者，也有每天打几十上百个电话核实求助信息的志愿者。最多的时候，我们组织过2000多个志愿者的响应，这也非常考验团队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卓明的核心志愿者需要学好几个专业，比如气象、水文、地质、信息档案管理、组织管理、项目管理，还要懂救援技术、懂筹款、懂传播、会科普。
谈气候适应
衣食住行要考虑天气影响，每个人都是行动者
新京报：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速率，气候适应也非常重要。从实践经验来看，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气候适应的能力建设？
郝南：目前，学科专业分工很细，有发现问题的人，也有解决问题的人，这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我认为二者中间仍需要衔接和协调。比如雨从天上落在地面上汇集成洪水，这个过程有气象、水利、应急、民政、农林牧渔等部门各自分管的业务，未来可以探索把上下游的技术力量贯通起来。另外，仍然需要储备更多专业人员和专门岗位，并形成调用机制。今后每年都会有上亿人次受到极端天气的直接影响，依靠现有的人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还要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背景下，灾害强度有多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以往防御“几十年一遇”灾害的水利工程可能很难每次都把洪水挡在工程之外，有专家已经指出，目标要从“不能淹”变成“不怕淹”。工程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成本、提高防御能力，但是可以化害为利，比如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河北滏阳河流域洪水引入了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区，有效补充了地下水位。然后，要对山区和河道边上的人口居住区和经济体重新评估灾害风险，重新规划。
此外，近几年，气象预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结合了AI模型的预测精确度提高了很多，但很多人对气象灾害预警的理解和自身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应措施仍然准备不足，需要加强预警信息的公众沟通，在社区和家庭层面准备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预案和响应机制。
新京报：最近，气象专家预警，在极端天气下，“80后”“90后”不可能“安享晚年”。对此你怎么看？面对气候变化，公众应该如何做好应对？
郝南：我认同这一观点。以往大家觉得一年中，可能有几天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很不方便，以后这将会成为常态。极端天气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城市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在这一背景下，每个人的日常行为都要考虑天气影响后再重新做决策。
在主汛期，出门旅行甚至待在家里，都要重新考虑周边的水文分布情况、考虑被水淹的风险，这并不是开玩笑，是各个大河流域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方都要严肃考虑的问题。郑州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平时不会发洪水的地方也可能存在洪涝风险。山区更是如此，西北部不是季风气候，现在都有山洪了，要注意洪涝和继发的地质灾害风险。
出行也要更多地考虑天气的因素。飞机、高铁、高速公路都有可能因为极端天气发生突发变故。平时的衣食住行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何时洗衣物、家里储存什么食品、房屋维修等都需要考虑。
新京报：很多人关心，面对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家里应该储备哪些物品？如何实现自救？对此你有建议吗？
郝南：这没办法一概而论，每个社区和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目前，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社区级别的气候危机应对方案，但一些机构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了。我国现有一万五千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而全国七十万城乡社区中，一半以上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风险。
单拿某一种灾害来说，避险措施各不相同，每个社区的预案都要基于本社区的风险背景，比如有的社区或者村靠近河边或者地势低洼，避险策略就应该更完善、更多样，不同级别的灾害需要采取的避险措施也不一样。这些预案还需要提前演练，并成为常态。社区面对气候危机的准备能力和应对能力需要得到根本性提升。
每个家庭情况也不一样。比如一位70多岁的老人照顾另一位卧床不起的老人，洪水来了该怎么办？目前因灾死亡案例大部分都是类似这种情况。这就需要社区邻里的力量支持，但这样的机制还远远称不上普遍。我们要考虑的是从社区角度做更有效的统筹协调准备。
另外，应该加强普及应对气象灾害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在等待外来救援力量的同时如何避险和自救互救。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