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今天讲一下上海的“北上”“东进”“西拓”与青浦新城的崛起。上海的城市发展如何从东到西？青浦新城崛起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0世纪的上海一直是往西发展，沿南京路一直往西，有一条“西拓”路线，是上海的一条黄金发展线。青浦新城，就处在这条黄金生命线上。但19世纪上海是另外一条发展线索。19世纪，上海从黄浦江畔的十六铺、外滩开始，沿江而下，到达吴淞口，再到长江、东海这一路的发展线索，可以称之为“北上”。到了20世纪，上海的市政发展方向才是向西拓展。当然，上海市区也一直有冲动，想跨过黄浦江去发展，开发浦东，那是“东进”，但1990年代以前都不成功。还有一个比较微弱的势头，即往南发展，到金山卫和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这个“南下”设想在1970年代的金山石化和21世纪的临港才有项目实施。
研究上海城市历史40多年，生长于斯60多年，我把一些研究结果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看有没有这样一个“四面八方”的城市发展过程。
一、“以港兴市”：十九世纪的原初动力推动“北上”
上海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城市。1991年，为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我在《新闻报》上写了一篇《“以港兴市”700年》，提出来这个说法。青浦的青龙镇，也是三国时期作为港口兴起的，青浦的“青”字就是从青龙镇的“青”而来。元代、明代的海运，出海港口在太仓、嘉定之间的浏河港。这一时期，今天上海城市北部范围内的娄塘镇、黄渡镇、罗店镇、南翔镇就比南部的市镇更繁荣。青浦在朱家角镇也处在从嘉兴、湖州、苏州到上海的港口要道上，因此也非常繁荣。上海西部地区曾经有“三泾不如一角”的说法。三泾是枫泾、朱泾、泗泾，一角就是朱家角。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发展的原动力，可说是一种城市DNA，城市DNA决定一个城市的气质。上海城市的起源，最强的动力是港口建造。1843年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开埠以后，港口建设就推动着这个城市往北发展。
近代上海起源于上海县。《南京条约》商定只开放上海县，可以设立租界，其他城市，连隔壁宝山县也不能去。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设县，县治在后来的十六铺。再往前追溯是宋代的上海镇，当时作为一个沿海港口，是关榷所在地，收海关关税的地方。港口推动城市发展，上海的地位越来越高。元代至元年设县，明代嘉靖年为了防御海上入侵的倭寇，建起了城墙。清代黄浦滩涨出去了，一大片繁华的港区贸易都划在城墙外面，称“十六铺”。城墙内的市区反而稍空旷，多衙门、园林、庙宇，用江南县城的称呼，称为“城厢镇”，清代人称“邑治”。到清末城北外滩一带的租界市面兴起，称“北市”，相应的老上海城厢内外就是今天老上海人还记得的“南市”。
“南市”，是老上海的老市区，徐光启生活的万历年间已经繁荣，“太卿坊大街”的布市、米市，有很大的生意。南门一带，是万历年间的南京路。万历年间上海建造城墙的时候，为了安全和防御，把十六铺的港区留在了外面，所以上海最早的港口、贸易、零售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在十六铺的东门外。
清乾隆年间，“禁海”废除，上海开埠；道光年间，中外“五口通商”，十六铺作为沿海最北部的外贸港口，更加兴旺起来。明清上海已经非常繁荣，人称“南吴壮县”“东南之会”，外国人来之前绝不是个“小渔村”。清代的上海城里并不是最繁荣的地方，当初说“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主要是说十六铺。城厢镇和十六铺之间有市政功能上的分野，商业和居住功能并不混淆，“城中慕苏、扬之余凤”，城里富裕、恬静、安逸，读书人多，生活质量高。十六铺的外地富商反而是把城里当市郊，到城里造房子。如闽商郁泰峰的“宜嘉堂”，就建在乔家浜上，从十六铺到城里，一舟相连。当时的上海，市面仍然次于苏州、扬州，但“以（海）港兴市”，苏、杭未有，这是上海作为明清传统城市的特征。
发达的商业，集中在十六铺。十六铺是上海的起源，是“以港兴市”的起点。非常遗憾，十六铺10年前全部被拆光了。此后，再有人说上海是个小渔村，我们很难举证了。从明清起，上海就是江南巨镇，有“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美誉。雍正八年（1730），苏松太兵备道移治上海县，上海突破了县治的规模，部分功能升级到地级市。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厅合署在上海办公，正是因为这个港口功能。苏松太兵备道要来做海防，收海关税、海船的税、海运潮粮税、盐税，等等，所以，乾隆年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通都大邑。
如果说清朝乾隆的十六铺是上海繁华中心的话，明朝万历年间的商业中心是在南门一带。除了东门外十六铺的港区以外，明朝的商业集中在南门大道，就是今天的光启南路“太卿坊”，北面连上光启路，通到县衙门、文庙、校场。万历年间松江府经济全国鼎盛，“苏松熟，天下足”，苏、松二府田赋最重，交了全中国一大半的税。明中叶以后还流行一句话，松江府“衣被天下”，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占据了全国市场的一大半。苏州昆山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算了账，松江的赋税交得比苏州还要多。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有了租界。这是上海第二次开埠，是对世界的开埠。英、美侨民选择上海县城北面设立租界，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富尔是有远见的。外滩虽是一块滩涂，但它扼住了黄浦江的下游，港区前景非常开阔。英租界的外滩叫外滩，2005年起名叫“外滩源”，我倒是参与了。美租界的外滩，随后就叫“北外滩”、“东外滩”。再后来，法租界的外滩也改称外滩，叫“南外滩”。但是，老上海人怎么也难以改口，把“十六铺”叫南外滩，太别扭了。到了20世纪，上海有了黄浦的外滩，有虹口的北外滩，杨浦的东外滩，南市的南外滩。我们把上海沿江各区的“诸外滩”串起来，一路往黄浦江的下游，一直到吴淞口，这就是上海沿黄浦江的“北上”路线。“五口通商”以后的现代上海，最初的发展主线就是这一条，说到底它还是沿着“十六铺”的顺江航道路线。从地形上看，我们也可以把从外滩到虹口港、提篮桥、杨树浦这一条美租界的沿江路线称为“东进”。但是一方面，黄浦江拐过了复兴岛，在军工路一带就“北上”了；另一方面，上海人一直有个浦东梦，同一条江，为什么不能两岸共同发展？租界工部局，华界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想法，问题是谁来开发？这里面有两界、三界的竞争。综合考虑，我还是把跨黄浦江发展的趋势称为“东进”，把美租界在上海北部突破《南京条约》的《租地章程》限制，向宝山境内的江湾、殷行、吴淞发展，称为“北上”。
城市的起源，最初的动力很重要。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到，说罗马最初是罗马人堆放战利品的地方，后来才发展出殖民地形态的奴隶贸易，以及平民、贵族的各项城市功能。现代北京的起源，其实是辽金民族的南进，奠定了元朝的大都，是北方民族南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日后或者镇南，或者御北的要塞。军事功能是它的起源，以后的城市功能发展，都和这些早期因素相关。上海是“以港兴市”，它的发展路径也是被早期功能启动的，这就是先造码头，再建仓库，然后搞批发贸易。有了批发贸易，又搞零售商业；市场打开后，又发展就地加工，于是开工厂；最后因为城市功能越来越综合，它的房地产业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19世纪上海的“北上”路线，从海上联系了欧洲、美洲和日本、朝鲜、东南亚。清朝把上海拿出来，向欧美开埠，意味着全球最后一个重要港口的发现。16世纪以来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大航海”终于有了一个终点，1833年英国“阿美士德号”航海调查，发现了上海和北中国“新大陆”，并要求列入清朝开埠名单的意义正在于此。“北上”发展的外滩及其延伸区域，奠定了上海作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础。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军舰、商船停靠在吴淞口，或者舟山群岛的时候，他们就看好了吴淞口沿岸的停靠条件。但是，因为宝山县不开放，只能到上海贸易。于是有些快件就用小船登岸，然后用快马，沿着军工路送到外滩。到了19世纪后半叶，欧美的航船都从帆船换成了铁甲船，吨位越来越重，船只越来越多。黄浦江的岸线不够多，吃水不够深，迫切需要寻找深水港。这就逼着上海港到黄浦江下游、长江口，乃至东海边发展。深水港的问题，一直困扰上海。到了20世纪80年代，黄浦江的岸线上造满了码头，要不就是和航运相关的造船、修船、仓储、煤炭、油料企业。从上港一区造到上港十区，密密麻麻，几乎没有任何空地。这样的情况，到1990年代建造外高桥码头，2000年代建造洋山深水港才解决。
从租界出发的近代上海人，为了扩展和世界各地的联系渠道，不断“北上”。这是一条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是一条上海走向海洋，拥抱世界的线索。“北上”的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是阻力。1873年，苏松太道和上海县商量，给美国总领事熙华德划了一条界线，规定侨民“北上”租地时不得超越此限。租界方面称这条大限为“熙华德线”，就是沿武进路，一直拉到杨树浦的黄浦江边。但是，“北上”过程中，中外之间也有合作、融通和妥协。1903年，上海地方政府就批准了英、美租界合并以后的公共租界往闸北方向修了一条江湾路，不但突破了“熙华德线”，还深入到宝山县境内，这个称为“越界筑路”。从外交和政治角度评判“越界筑路”，总是差评。其实，从市政和社会发展角度看，问题有所不同。首先，“越界筑路”是中外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解决市政拥挤的有效方案，和迅速膨胀的商业、产业和事业相比，租界面积实在太小了；其次，它反映了租界侨商和华商的共同利益，开辟以后工部局收税，华商也得了更多商业利益。第三，租界在税收、消防、治安、路政管理上有制度优势，贸易零售、工商业、金融房地产业的效率和利润远远超过华界，“越界筑路”的土地收购出价，远远高于闸北商人和地方政府。有不少记载，土地持有人愿意卖给工部局。土地出让招标，给出价更高的开发商、总承包商，总是更加合理一点吧？
19世纪，上海的“北上”开发，留下了虹口港、提篮桥、杨树浦、江湾镇、吴淞镇等北部上海的丰富历史，可惜北上海七八十年的现代化经营，在1930年代的两次对日战争中大部分都被炸毁。留下来的是租界一部分，日军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还在租界内作战，才保全了北四川路、黄浦路领馆区一带，以及提篮桥、杨树浦沿江一带的企事业机构，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的细长地带。这个地区是上海早期市政的精华。19世纪的上海，它的商业、居住、文化、娱乐事业，都是沿着北四川路往北发展，是一条生活路线；它的港口、工业、公用事业都沿着黄浦江往东拓展，是一条生产路线。所谓“海派文化”，早期就是在虹口地区成形的。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的密集影院，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虹口地区中小戏院，也是越剧、沪剧、淮剧、京剧、话剧的演出场所。福州路当然是“海派”开风气之地，但这些文艺演出普及到平民中间，搞出成功的商业模式，那是在虹口。所以我们说，虹口北上海地区，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
二、“各业繁盛”：二十世纪的继发活力启动“西拓”
在《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中，我曾经说在1930年代“海派文化”成型之前，19世纪的上海与全球多个城市，如伦敦、纽约、孟买、加尔各答、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悉尼、奥克兰、香港……，分享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全球文化。维多利亚时代是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凯歌高进的时期，“进步主义”和乐观精神洋溢。这一时期的市政发展，奠定了上海文化的底色和基础，讲“海派”不能扣除这一时期！除了“一二八”、“八一三”炸烂的吴淞、江湾、殷行、闸北之外，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的码头，杨树浦的工厂，这一时期的遗产很多都保存到二十世纪末。从英国式的红砖住宅、办公楼，仿文艺复兴式的大楼，从保留下来的工部局公用事业企业如自来水厂、煤气厂、发电厂，其规模和式样，都可以证明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化”在全球城市中是最丰富的。就产业而言，当时就有“杨树浦奇迹”的说法。上海的港口仓储、外贸功能落地了以后，马上就地转化发展制造业。上海和中国最早的产业，如船坞、烟草、面粉、棉布、火柴、石油等商品，都是先进口销售，然后就有外贸商人投资产业，就地生产。怡和洋行原来是作贸易的，后来在虹口、杨树浦投资码头、仓库、卷烟厂、纱厂，甚至还投资“淞沪铁路”（1874）。
侨商资本带头，国资、民资企业跟进，上海的产业功能也起来了，城市的功能一下子强大很多。如果说19世纪的上海“北上”是被港口功能驱动的话，20世纪上海的市政动力来自其越来越强的产业功能。不可否认，房地产业表面上是推动市政发展的强大动因。但是，房地产业的繁荣，要靠整个城市基本实力的支撑。1930年代，上海房地产价格已经是苏州、杭州的三五倍，生活品价格比天津、汉口高一倍，工资高了不到一倍。梅兰芳从北京南下巡演，上海福州路天蟾舞台的票价三元，天津劝业场二元，北京天桥只一元。消费水平这么高，大家还是要来上海，为什么？因为，一是安全（由法制、警务、财务、商务、文化等诸种因素），内地太乱，上海避险；二是产业发达，打工有机会，做老板也容易，所谓“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一个城市要维持房地产和生活方式的高品质，首先需要制度保障，但是市政繁荣的直接因素是产业。没有产业支撑，房地产就是空中楼阁。
我们发现，过去上海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1960年代说上海的产业是轻工业，不及东北重工业。什么是轻工业？就是产品门类多，分工细，产业链长，集成能力强，综合面广，说“综合性产业”城市才是对的。上海的产业都是按照外贸-批发-零售-加工-制造的顺序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市场自然生长出来的。东北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才开发，东北煤、铁、木材产业只是日本重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全套产业。武汉、天津也有一些产业部门，但上海产业的整体性是最强的。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城市，产品在江、浙和长江流域有稳定的市场。问题来了，当上海从一个港口贸易型的城市转型为生产、贸易、商业并重的城市，房地产需求就不是沿黄浦江、苏州河就能满足的，它对西部腹地的土地需求越来越大。在文献纪录片《外滩》、《大上海》中，我们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说外滩像一张弓，像一座横排的大客厅，是上海拥抱世界的象征，那么和它垂直的南京路，就是一支箭，像一条生命线，通往了广阔、富裕的江浙腹地。正是有了对外、对内的双重城市发展动因，20世纪初年的上海开始“西拓”。
当上海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城市，它的扩展动力更加强大。我曾经算了一个数字，上海公共租界面积在1843年到1893年的50年间，从最初的黄浦外滩这一块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长率是7.8%。法租界、华界也都在不断扩张，三界合起来，市政规模的扩展速度不亚于1990年代以后这一波“城市化”。由于公共租界治理良好，商业繁荣，20世纪的市区扩展最终是以南京路为轴线，一路向西地发展。先是越过西藏路，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连接；30年代前后，又接上了愚园路，愚园路又连接到虹桥路，正好就是一条正西方向的“西拓”路线。
19世纪的时候，静安寺路是一条乡间小道，是中外居民踏青、郊游的地方。沿静安寺路有不少花园别墅，张园、愚园，还有多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建在路边，那里地价比较便宜，风景宜人。当时虹口、杨树浦的地价还往上涨，建筑容积度很高。1980年代看不起虹口，说虹口是“下只角”，那是不对的，虹口曾经非常繁荣。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是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集地。20世纪以后，南京路以西起来了，当然不止是南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都一路往西，但南京路不受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的阻断，沿着它的西端，往静安寺去了。上海的“西拓”，造就了一位传奇人物——哈同（编注：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的房地产策略不追涨本租界和虹口，他是“人弃我取”。大家跟着“北上”势头，西区地价相对便宜的时候，哈同就在南京路往西积累了连片的地皮，一直到静安寺路，土地储备多到用不掉，索性建一座爱俪园（哈同花园），今天开书展的展览中心地皮当年都是哈同的。20世纪的房地产开发集中在南京路的水平延伸线上，哈同曾经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房地产商人，富可敌国。据说，哈同当年的世界财富排名也是前几位的。
愚园路、虹桥路都是越界筑路，租界政府出面，在华界土地上修一条马路，租界政府和商人有土地开发权、租赁权、招商权、管理权、经营权，但仅限于马路两侧。外商租地，要与华人地主个别谈，还要用华人名义顶租。我们看到，20世纪大规模的越界筑路集中在沪西，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也从东区、北区转向西区。从虹口-提篮桥-杨树浦，到南京路-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上海市政建设从“北上”转为“西拓”，势头非常明显。商人们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变化，1915年，粤籍悉尼侨商郭乐投资建造永安公司百货大楼，选址面临抉择：是在广东人聚集的虹口，还是到仍显郊外风光的南京路西头？他派人在两处测算人流量，站在路口计数，用黄豆代筹，发现从静安寺、法华镇、徐家汇、真如镇来，从西头进来南京路的人流越来越多。永安与南京路主人哈同果断签约，选择在浙江路口建造一幢巨厦，非常成功。位于南京路东头的英资“四大百货”（福利、惠罗、泰兴、汇司），因为“新四大”（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在西面崛起，就慢慢衰落下去了。
上海市政的“北上”冲动在20世纪初平复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黄浦江的治理。一个重要事件是《辛丑条约》附约《改良黄浦江水道之规程》，清政府允许上海成立浚浦局，以解决黄浦江通航问题。受黄浦江上两块“铁板沙”、“江心沙”的影响，巨轮常常搁浅，只能停在吴淞口候潮入港，或者就要接驳。1905年，浚浦局建立，疏浚黄浦江，挖出来了泥沙堆成了复兴岛。黄浦江畅通了，万吨轮直驱外虹桥码头，几十年里一直要获取吴淞口的冲动暂时平息。后来，黄浦江不断疏浚深挖，整个二十世纪中，上海的远洋港口一直留在黄浦江的市区段，外滩，北外滩，东外滩、南外滩，一直到龙华的煤炭码头，黄浦江左岸码头停靠的万吨轮密密麻麻。港口功能给“浦西”的市政动力一直持续。
当时，600年的老上海，50年的新上海，积累起来的港口、金融、工业、商业的功能在东区、北区，南京路以西，静安寺路、愚园路西区一带的主要功能就是居住。平民住宅是里弄、新村，高收入者建公寓、别墅，形成了1930年代风格的新式住宅区。20世纪交通设施的进步，也给“西拓”提供了条件。1908年，静安寺路到外滩（1路）、徐家汇到外滩（法电1路）都开通了有轨电车，一般市民不用专车（马车）、私家车也可以交通。如此“西拓”，上海西区的腹地越来越深，而且没有局限。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上海“西拓”主要原因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分治，租界在北、南两个方向被华界压住了，“北上”“南下”都不可能，只能“西拓”。
从1930年代的上海市区地图看，情况确实是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市政发展的主体是租界，引领工业化、城市化的能力更强。但是，华界的闸北、南市也不差，华人实业家非常厉害，事业做得也很好。陆伯鸿等人办闸北水电公司、南市电厂、华商电车公司，还有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的北站、南站，令两租界的公用事业投资进不了华界。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有一套，这样租界市政就只能往西拓展。上海交通，东西向有好几条通道，如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复兴路、建国路，南北向的通道就很少，一条西藏路，还不能联通闸北、租界和南市。“北上”不得，“南下”就更难了。
三、“浦东”vs“虹桥”：摆动于“东进”与“西拓”之间
20世纪初的上海，还有一种市政建设冲动，就是要跨江发展。也就是说，早在1990年代“开发浦东”一百年之前，上海人就有一种“东进”的理想。这种理想主要存在于上海的华人商业群体中间。
有实力的租界工部局也想开发，无奈“北上”都这么难，何况跨江“东进”。上海英侨企业耶松船厂1865年创建在虹口，虹口太拥挤了，就移到了浦东陆家嘴，就是后来的上海船厂。英商马勒船厂原来也在杨树浦复兴岛上，1937年在对岸庆宁寺（高庙）上川铁路终点站建造新船厂。受中外体制的限制，外侨只能开发浦东沿江岸线，除了开辟为码头、仓库、船坞之外，川沙、奉贤、南汇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腹地都要由华人来经营。所以，川沙人黄炎培大力提倡“开发浦东”，想着要振兴浦东，赶上浦西的飞速发展。
1918年，孙文规划中华民国实业建设，写《建国方略》。当时他人在上海，是以现代上海的市政制度作模范，想象出一个新中国。他在“东方大港”中想象着“开发浦东”，他说：“依我的计划，当更延长浚浦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流第二转弯复与黄浦江正流会。”孙文的计划是说在浦东开一条新黄浦江，接上龙华港河，直通高桥镇，作为主流河道，建立新港、新码头、新工厂。然后，把外滩的江面“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成就一个“新黄浦滩”。他想把黄浦江最繁忙的诸外滩地带给废了，填平了拿来作新市区的房地产开发，既夺了外商的“利权”，又均了租界的地价，华界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孙文这个计划脑洞太大，他要是有机会再当大总统，有权有技巧，或许还真会这么干！孙文这么想，是上海的华人都有“东进”的理想，建大桥，造隧道，上海人都曾经计划过。来自朱家角镇的民国作家陆士愕在1910年写小说《新中国》，就是梦想“开发浦东”，在浦东开一场世博会。
所以，我认为上海市政发展格局中存在一个“东进”和“西拓”的张力。20世纪初，“西拓”是潜滋暗长，不知不觉，由投资界一步步投入的大趋势；“东进”是脑洞很大，广为宣传，由文人、学者、政治家们合力鼓吹，而投入甚少的梦想。之所以说是梦想，不是大家讲的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不行。20世纪初的上海，已经具备了“开发浦东”的市政建设实力。1907年，苏州河上就建造了外白渡桥，资金、技术不是问题。华商的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代就建造了万吨轮，还出口美国。马相伯外甥朱志尧家里开设的求新造船厂、南市发电厂，也都有实力参与浦东开发。条件不充分的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环境，以及租界和华界的体制差异。上海市区跨江发展，在宝山、川沙境内，采用哪一种市政制度来治理？上海当时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种体制，一市三制，这需要谈判。香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也是三种体制，新界的开发也是到1970年代才做的。这是地方政府，南市、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说了不算，需要江苏省政府来协调（当时上海直属江苏省），还涉及国际保护条约。所以，除了议论、想象和计划之外，中央政府让大家坐下来协商谈判的机会都没有给。
在租界之外，再搞一个“大上海”，当时是江苏省政府一直考虑的。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听从张謇等人建议，为了堵住租界逐渐往北推进的市政，保留开发权，就搞了吴淞镇“自开埠”。“自开埠”相当于19世纪的浦东开发，土地批租，利权自握。主动开放，把港口、路政、警政、税政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上。这场“自开埠”搞起来不久，黄浦江疏浚工程成功了，一些外资企业又回去了，清朝就拿来练水师。20世纪以后，做了工业区、大学校园区，上海很多大学，包括复旦大学都起源于吴淞镇。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又想搞“大上海”，这次仍然发展江湾五角场。五角场“民、国、市、政、府”的马路体系和宏大，它的市政规模是延续了19世纪整个北上的势头，从北面镇住租界，发展江苏省自己的“大上海”。无奈上海市区的自然延伸势头，已经从“北上”转为“西拓”。当然，吴淞、江湾、五角场、殷行的建设成就，最终还是毁于“抗战”和“内战”，今天讲市政，先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
1928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建设一个“大上海”，五角场新市区之外，还把高桥、高行、陆行、洋泾、塘桥、杨思等沿黄浦江乡镇并入“上海特别市”，实施开发。到了1958年，中央政府陆续把旧松江府全境内的七县（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川沙、奉贤、南汇），苏州府三县（宝山、嘉定、崇明）归入上海直辖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本的“大上海”。1958年到1961年期间，还曾经设立过“浦东县”，意图也是要“开发浦东”。然而，这一时期上海已经不是远东金融中心，大量工厂在“抗战”“内战”中损失，随后又是大批“内迁”“支内”，留下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要搞大规模的跨江开发，就力不从心了。直到1980年代，上海的“东进”还是在发展，但规模和质量都相当有限，乃至于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
19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开始之初，“虹桥开发区”先行先试。因为从发展趋势，即所谓城市“文脉”来说，1930年代“西拓”到达的边界虹桥地区条件更加优越一些。这里的公共交通、马路设施、各种社区都是现成的，离国际虹桥机场近，花园别墅多，招商容易。然而，1993年“浦东开发”确定为中央战略之后，上海有机会再次“东进”，实现百年梦想，尤其是陆家嘴，只要隧道、大桥一通，市面垂首可得，于是上海与中央达成的共识还是“东进”。实际上，上海的“浦东开发”和虹桥开发，一直是PK和VS的关系，并行不悖。虹桥、古北、漕河泾的开发异常成功，我记得虹桥西面青浦境内的徐泾别墅区，也是1990年代就开始建造了。再往西的赵巷工业开发区，也是1990年代起步的。从虹桥VS浦东的情况看，青浦地区承接上海的“西拓”势头，1990年代以后一直是存在的。
除了“北上”“西拓”和“东进”之外，上海城市发展的文脉中还有没有一条“南下”路线？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历史上明确以南汇、奉贤、金山为目标的“南下”运动，倒真的没有。上海正南方向的几个县，原来都是宋、元、明、清围垦而成的米、棉、盐产区，这一地区有来上海经商、从业的，但近代上海的产业扩张还没有达到那里。1958年，上海在南部远郊黄浦江边建设江川路“闵行一条街”，搞机电工业“四大金刚”，那还是在上海县境内，与奉贤县一江之隔。“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市区一些工厂帮助郊区“社队（乡镇）企业”，浦东沿江的一些产业，有向南汇、奉贤、金山扩展的趋势，所以上海南境的市场经济，在江浙地区起步是很早的，但后来“浦东开发”以后，产业和市政发展反而不如苏州、无锡、湖州等邻近的县市。
上海市政建设的“南下”战略，不缺大项目，缺的是活力激发。1972年，中央安排了金山石化项目，建设了金山卫工业区；1996年，上海建造洋山深水港，形成了如今的临港工业区。还有浦东机场、迪士尼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都是偏南部的大项目。这些大手笔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南下”效应，但相比稳步推进的“西拓”，还有江、浙地区众多成功的专业产业园区，上海南境区县缺乏市场经济活力。21世纪以来，上海市政府努力建设的临港重大装备建造基地，在目前上海产业大量转移到江浙地区的情况下，这里是维持“上海制造”的最大希望。这几年大飞机、航发、风电、核电、海洋产业、微电子产业，都在临港集中。但是，这些中央和市级大工程产生的地方活力还不足，1990年代初期川沙、南汇、奉贤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市面繁荣反而衰退了。
前几天在奉贤区看见的“东方美谷”项目，给人以意外的惊喜，这是一个自下而上搞起来的全国领先新产业。位置偏南的奉贤做得很好，境内的民企、外企和地方国企从护肤品生产开始，打造出一个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的全产业链，还往美容、健康、养生、理疗、运动、度假等综合性产业方向延伸，产业前景还会有时尚、设计、休闲、餐饮等“海派”生活方式消费。上海历史上的房地产业繁荣，是因为有综合性的强势产业作支撑。失去产业基础的房地产繁荣是空中楼阁，传统的产业优势流失后，如果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足以支撑2400万人口的就业和生活，会非常危险。“五个新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上海市区的产业转移，应该就近让新城来承担。如果仍然沿袭房地产开发思路，只管土地批发，只搞住宅建设，将来会出大问题。上海如果把南部杭州湾作为产业后方，像奉贤“东方美谷”一样，至少像江浙县级市一样，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则“南下”也是一条希望路线。
四、青浦新城的崛起与青东、青西的关系
这次市政府提出要建设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为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是一次正确的决断。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综合性节点城市”，这个表述改变了以前把郊县作为农业县，为市区提供粮食、副食品供应；后来又把郊区用作土地储备，以备建立开发区、住宅区的做法。如果我们纵观上海“以港兴市”，靠着当初独有而强大的港口功能，逐渐发展为贸易、商业、产业、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型的“综合性城市”的历程，就会理解“实业”的建立和保持，对于像上海这样人口规模的超级城市的重要性。当上海还处于产业流失阶段，过量的房地产投资虽然能维持相应的增长，但超额的居住人口，必然使上海成为一个消费性城市。193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口是自然增长，即一直靠产业发展导入；1940年代，因为战争，产业受损的同时难民涌入，人口与就业失去平衡，市区出现了恶性膨胀的棚户区；1950年代以后，政府是通过人口和产业同时迁出，即所谓“内迁”，来解决上海的市政发展困境；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市人口和市政规模同时膨胀，而旧产业不断舍弃，新产业增长滞后，要靠房地产拉动，这种情况在上海市政发展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如何处理好这个新的困境，是“五个新城”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个新城”目标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是过去20年政策的延续和发展。2000年，上海提出“一城九镇”的目标建设，松江新城，和临港、安亭、浦江、高桥、枫泾、奉城、罗店、陈家镇、朱家角镇，被纳入了规划建设。嘉定和松江有比较好的科技、汽车和新产业基础，临港也有较大空间安排全新产业。嘉定区在2014年提出将本区建成“长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在上海的西北部与江苏的昆山、太仓之间，成为一个独立城市，即不但要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还要有一套独立市区设施。这个思路也是非常正确的，上海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往西走，落户到了江苏的昆山、吴江、太仓、常熟，浙江的嘉善、嘉兴、湖州等地，远的还到了无锡、江阴、常州、丹阳……，上海郊区的好多地方反而成为产业洼地，经济、市政，乃至文化、教育也就发展不起来，这并不是应该出现的情况。既然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间可以兴起那么多的优势产业城市，上海的四面八方，郊区当然也应该可以承接较大分量的优势产业，进而形成“五个新城”。既然上海西北角的嘉定、西南角的松江，都能够保持和发展优势产业，那正西方向的青浦，自然更有理由成为“五个新城”中的新秀，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成为一座不亚于昆山、吴江的独立城市。
在上海所有区县中，除了崇明岛，青浦在东西方向上最为狭长，因而分成青东和青西两块。这次“新城”其实处于青东和青西之间，应该是“青中”。青浦的东、中、西，各有非常优越的环境和条件。青东的徐泾、蟠龙、赵巷，位于虹桥长三角交通枢纽和中央商务区的西缘，已经跨在了“大虹桥”上；“三通一达”的物流业巨头总部，北斗科技产业园，以及一大批科创、文创企业落户，经济起飞之势已经初步呈现。青东的崛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别的新城可能要加紧开发，而青东可以躺赢，躺着就赢。
相比青东，青西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青西的朱家角、金泽、练塘、商榻、西岑、白鹤等镇，是大上海范围内的水源保护区，三四十年来为上海人的饮用水安全，牺牲发展，保护环境。然而，暂时的放弃终于获得更加长期的回报，一直靠领取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营的青西地区，因为保存着江南地区最好的田园风光、明清古镇和优良的农舍、农家菜，现在成为发展旅游、度假、会务、研学、论坛等轻型产业的最佳场所。华为看上青西地区同时连接大虹桥和江苏、浙江的地理优势，以及优美的环境，把研发总部建在西岑，也是这个原因。其实，青浦在青西地区自身就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青西是上海市政府为保护水源而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文化区域，这个特色会给青浦带来无限的机会，成为当代“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展示区域。
青浦新城，在青浦区境内，就可以作为青东、青西的一个连接点。在“五个新城”中，青浦这样明晰的东、中、西区的区域特色，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在战略规划中善加利用。青东发展现代商务、科技、金融、文创，青西发展文旅事业，新城在中部引入江浙和市区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上海西部嘉定、青浦、松江组合成的纵向产业带，留住上海的产业。正如前面铺垫所说的，青浦在“南京路-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的上海黄金发展主轴线上，如今的318国道、G50高速、17号地铁线，连接起青东、新城和青西，仍然是上海发展的主轴线。青浦新城的条件太优越，西北方向的嘉定只通往江苏，西南方向的松江只通往浙江，只有青浦可以左脚踏入浙江，右脚踏入江苏，左右逢源。江、浙、皖、沪四省市联席会议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划在青浦、吴江、昆山和嘉兴之间，正说明青浦的枢纽地位。1960年代，嘉定发展了汽车产业；1990年代，松江开发区的新兴产业一直没松懈。逢到“五个新城”的发展机遇，现在就是要看青浦新城了。这么优越的条件，相信“青浦新城”在“五个新城”中间能够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做出为延续上海的产业、市政和社会发展关键性贡献。
明清时期，青浦的朱家角镇就是进入上海的一条通道。万历年间，松江府生产了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棉布，称为“衣被天下”。苏州、常州、湖州、嘉兴是江南水稻高产区，北运漕粮的输出地。青浦地区各市镇形成了布市、米市两大交易市场，商业传统是有的。朱家角厉害，现在那条“淀浦河”上，原来就有上海地区最主要的漕河码头，河边有江南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朱家角市面繁荣，人称“三泾不如一角”。江南巨镇枫泾、朱泾、泗泾，市面都不如朱家角。漕河繁荣，从青西朱家角，一直延续到青东七宝，这就是上海地区在“江南文化”时期的一条东西主轴线。19、20世纪以来，上海出现的新文明从黄浦江边的十六铺“以港兴市”开始，自东徂西，从七宝到朱家角，又是一条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向江南各地输出的供给线。朱家角镇上至今仍有招商局码头、马家电厂、碾米厂、消防、邮政、报馆、印刷厂的遗迹，让大家记得上海和江南的“早期现代化”。
上海在19、20世纪的强势发展，消化了欧美文化，为江浙地区输送出现代产业、现代制度和“海派文化”。如今，江苏、浙江地区的产业支撑，又使得上海文化得江南文化的援助，并在青浦地区进行融合。当代“江南”和“海派”的交汇与融合，或许还会带动整个长三角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今天也不是单单“海派文化”带动江南了，20年前是上海带动长三角，而今天是长三角推动上海。
上海在努力发展港口、金融、贸易、科技、教育、医疗等产业功能，目前在全国的优势还有生活方式。不能小看上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城市“软实力”。目前，上海的医院还在全国前列，我们的大学，复旦、上交也还不错。许多生活方式，打上“海派”标记，开发成“新天地”“武康庭”“田子坊”“吴江路”，有很多人来打卡。但是，像上海这样人口规模的超级大城市，没有一个综合性的产业体系来支撑，是不能维持繁荣的。
上海应该想一想，我们目前还有什么？我们需要保持的有哪些？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输出给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城市，而我们又需要从江南发达的产业经济中取回来一些什么？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青浦新城真的就是“综合性节点城市”。上海的未来，要看“五个新城”的下一步发展，而青浦新城是最有可能创新发展的城市。希望青浦新城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集群，支撑起21世纪的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青浦新城通向广阔的江浙腹地，上海借此回到江南。借助江南的坚实依靠，上海也可以再一次向外发力，走向世界，接纳全球。1930年代在南京路成功上演的“东方全球主义”，应该在它的延长线上，延续和恢复起来，并且有新的表现样式。
（本文系李天纲7月2日在上海博物馆与澎湃新闻联合打造的文化项目“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系列讲座第二场《青浦—从千年古港到上海之门》上的发言。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经李天纲本人补充并审订。文本整理：澎湃新闻记者 王琳杰 实习生 乔等一）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