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之游离

来源：检察日报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瑞士的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们都认为，出于“天道”，妇女没有投票等种种权利。所谓“天道”，是运作永恒一切的“道”，是终极真理、本原、本体、规律、原理、境界等等。“妇女应该保持沉默”更被瑞士的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们奉为至理名言。1970年代，世界风起云涌的权利思想运动，在如今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瑞士，没有激起一丝波澜。

2017年的瑞士电影《天道》展现的就是在那个全世界都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时代，瑞士一个小镇的反妇女政治化行动委员会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瑞士绝大多数女性不需要选举权”。而这个反妇女政治化行动委员会的会长夏洛特维普夫，竟然是一个女人。

1.

女性选举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1年9月，法国女权主义者、剧作家、政治活动家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是世界上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完整的女权思想。

1792年，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出版了《为女权辩护》一书，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妇女选举权。《为女权辩护》是第一部伟大的女权主义著作。2005年，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评选出的12部影响世界的作品中，《为女权辩护》名列其中。

“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教育的全部宗旨，就是使环境最好的女性变得浪漫而无常，使其余的女性变得虚荣而卑鄙。”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沃斯通克拉夫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种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的罪魁祸首。

她的批判直接而鞭辟入里：“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情况，那么女性就没有任何固有权利可以伸张，同理，她们的义务也不复存在，因为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

沃斯通克拉夫出身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她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福，父亲酗酒成性，母亲愚蠢无能，不仅使她生活困苦，而且使她得不到家庭温暖和良好家庭教育。她在受过一些初等教育之后，不得不离开家庭自谋生路。她先后做过小学教师、护理员和家庭女教师。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和谋生的艰辛，不仅磨练了她的意志，促使她勤奋学习，而且为她走上思想写作之路准备了条件。

“许多贫困的妇女，以她们血汗来抚养子女，维持着因做父亲的人们有败行而行将离散的家庭……的确，我在那些难得有机会接受教育然而却表现出英勇行为的贫苦妇女中，见到她们所表现的良知良能，有力地证实了我的看法：一切琐碎无聊的事情使妇女成了琐碎无聊的人。”作者的独立意识和对性别不平等的强烈感受并非“天赋”或“深得某大家真传”，而完全是生活经历所造就。

妇女拥有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是澳大利亚。1902年，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同时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国家，虽然当时的澳大利亚名义上是英国的殖民地。讽刺的是，1905年的英国还把主张男女平等的人关进监狱。

1906年，芬兰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和议会选举权，并从此极大影响着芬兰的政治生活。自此，芬兰成为一个妇女参政议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观看《天道》这部电影的观众会觉得奇怪，为什么1970年代的瑞士居然还没有给予妇女选举权，而游离于世界文明进程之外。

2.

电影《天道》从三位妇女的视角，展现了1970年代的瑞士妇女生活状态。诺拉是一位年轻的家庭主妇，木材厂经理的妻子。她和所有主妇一样，整个世界只有一样东西：男人。她白天在家打扫屋子，一个人洗20多双袜子，直男癌公公连个眼神都不给她，诺拉在他眼中和家庭女佣、清洁工具没有区别。而她的两个儿子，倒杯牛奶都要指使她，仅仅因为他们是男性。诺拉无声地忍受着这些，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动心了的诺拉和丈夫商量想去应聘，没想到的是，平时看似开明的丈夫却因为面子问题拒绝了诺拉。

为了打消诺拉的念头，他甚至威胁诺拉：“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去工作，这是法律！”他并没有危言耸听，瑞士婚姻法明文规定，女人要工作必须有丈夫的同意！

诺拉的妯娌泰勒斯，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丈夫弗拉尔和未成年的女儿汉娜。汉娜因为受不了小镇的封闭，计划和男朋友私奔，弗拉尔一怒之下找来了反妇女政治化行动委员会会长夏洛特维普夫，把汉娜关进了女子监狱。汉娜身穿囚衣，手戴铐链，活脱脱一个重刑犯。

老妇人芙奥妮，四十年来一直和丈夫经营着一家酒吧，但她的日夜劳作并没有换来后半生的衣食无忧，她的丈夫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在女人和酗酒上。在那个时代的瑞士，赚钱和花钱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最终酒吧因为丈夫经营不善而*，芙奥妮沦落到靠救济金生活。她正是处于沃斯通克拉夫所说的典型的“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

对妇女权益还懵懵懂懂的三人到苏黎世围观了一次妇女争取权利的游行活动，从此彻底改变了命运。诺拉开始为全镇女人争取妇女应该有的权利，第一步就是妇女选举权。男人制定法律，女人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正如《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所言：“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且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诺拉她们并不想挑战法律，只是想成为制定法律过程的一部分，让女性的权益不再需要依赖男人的怜悯。但她没想到的是，她的祈求却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如此的艰难。

她的儿子向她发脾气，因为他们在学校被嘲笑有个“想当男人的妈妈”。

诺拉她们所生活的父权制社会，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度与资本主义》有过准确的概括：“我们将父权制定义为：拥有物质基础且存在于男性间的阶级制度关系以及最终使男性统治女性。”这样的父权制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当时的瑞士，所有男性都认为对女性的指手画脚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哪怕亲人之间。

人类社会历史上，“天赋人权”言之凿凿，但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包括女权。例如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权”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女人”不在“人”的范畴……

社会学家、教育家、作家亚伦·强森在他的著作《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中揭露了父权体制的本质：这是一个以“恐惧-控制-支配”与“厌女”为核心的男性认同、男性支配、男性中心的体制，是压迫妇女的暴力源头。“对女权负责任这想法让许多男人感到威胁，这不仅因为他们必须放弃许多过去学到要珍惜重视的，也因为他们还要面对过去为了参与压迫体系而早就放弃的东西……（同时）让男人承担责任最大的障碍是，如果他们承认父权和男性特权存在时，就要勉强自己暴露在正在等待着的莫大羞愧和内疚的海洋中。”

3.

2015年的英国电影《妇女参政论者》讲述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伦敦妇女为了争取选举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揭开了英国人权史上最丑恶的一页。当时的英国伦敦，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情况》里评述：“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

影评人张泠在《以另一种方式过此生——关于英国电影〈女权之声〉》中概述：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和平进行了五十年，被嘲讽、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创始人、女性投票权运动倡导者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出现。《女权之声》从一位劳动阶层女性的视角叙述，这人物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却也并非虚构，而是几位真实人物的合体。

24岁的洗衣女工莫德凯瑞·穆里根饰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但尚称得上满足的生活，直到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被警察殴打和羞辱、被丈夫训斥、被邻居侧目而视，她意识到，自己自7岁起在洗衣工厂超时劳动、拿超低工资、被工厂主性*扰敢怒而不敢言、兢兢业业只为成为“贤妻良母”……这一切难道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她在国会作证讲述自己工作状况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

艾米莉·戴维森在1913年的德比赛马日冲向国王的马，要将宣传条幅悬挂其上，却被疾驰的马踩踏丧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一景象被当时的新闻摄影者拍下，也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她遗落在现场的条幅，被一位父亲拾起，裹在新生女儿身上，参加了戴维森的葬礼。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戴维森，受过良好教育，因是女性而就业机会受限，处处碰壁。她以生命践行了潘克赫斯特夫人倡导的宗旨：“行胜于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大英帝国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以鹤立的姿态存在于世界，讽刺的是，影片中的英国演员海伦娜·卡特扮演坚定的反抗性别歧视的战士、药剂师埃迪斯。海伦娜祖母的父亲，正是曾激烈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参演这部电影的海伦娜以半嘲讽的口吻说：“我要以这种方式，跟我的长辈谈谈。”

“一战”期间，潘克赫斯特夫人号召全国妇女结束抗争，支持政府，一致对外。战后，英国政府为安抚为国服务的各方，突破社会阶层和性别偏见，形式上做到政治权利的相对公平。1918年，英国规定：男性21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

世界战争和权力格局*，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改变不公带来机会。今天，妇女解放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文明标志之一。《妇女参政论者》的结尾，是一组全世界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年代和国家，其中，“1948，中国”让人心潮澎湃，激情难抑。但是对瑞士的女性而言，这一切有如天方夜谭。被西方人视为“文明典范”的这个国家，女性在1971年才拥有投票权。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说：“我一向认为自立是人生中所能拥有的最大福祉，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哪怕我的其他*都不能满足，我也要坚决捍卫我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