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美]巴顿·格尔曼
摘编 | 徐悦东
近期，美国最大的油气管道被黑客挟持，声称“不给钱不放人”。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东海岸8800公里汽油输送“大动脉”瘫痪，首都华盛顿和东部17州，全部进入紧急状态。这一新闻吸引了大家对于网络安全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的前调查记者巴顿·格尔曼非常关注美国网络安全和网络监控的问题。为此，他耗时多年，深入调查了“棱镜门”事件的来龙去脉。2013年，“斯诺登事件”曾火爆一时，他向全世界揭发了美国政府从互联网巨头收集用户数据信息的丑闻，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一时间，斯诺登也被贴上了“英雄”、“叛徒”等标签。许多人一直不理解，斯诺登为何要自曝身份，揭露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工作中的道德争议？他为何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他又是怎么做到的？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巴顿·格尔曼调查“棱镜门”事件所写的非虚构纪实作品《美国黑镜》，他以采访者的视角出发，层层剥开斯诺登的内心世界。
《美国黑镜》，[美]巴顿·格尔曼著，思齐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版
斯诺登拥有追求卓越的性格
和黑白分明的道德观
关上车窗，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大，爱德华·斯诺登驾驶着他那辆崭 新的本田型格汽车，向北行驶在750号高速公路上。这里是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他的目的地是位于怀帕胡的一个地下堡垒。堡垒的入口看起来就像坐落于郊区停车场的一处矿井，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地洞”，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员工则习惯称其为“隧道”，因为他们要穿过此处进入地下。这是2012年3月的时候，斯诺登来到库尼亚地区安全作战中心上班，距离这里半个小时车程有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那个店里打过工。尽管斯诺登联系上记者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但此时的他已经位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斯诺登将自己的手机锁在车里，冲保安亭亮出自己的证件，走过一道防护门，这道门长期用铰链卡住，哪怕世界末日降临也已经无法关闭。 整座建筑都因年数太久而破败不堪。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由于担心珍珠港事件再次上演，军事工程师建造了一些巨大的地下空间用于组装飞机。但直到战争结束，这里的生产活动都没有展开。于是，库尼亚基地就变成了一个不受待见的“遗产”。
后来，它的用途不断变化，先后被用作海军军械库、空军掩体、陆军野外工作站、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后备指挥中心。199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入驻这里，将其改造成为专门负责监听、监视亚洲的情报中心。这里本来是被设计作为临时性场所， 但直到2007年才破土重建。直到5年后，斯诺登来到这里时，据同期在此工作的人回忆，这里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的局面，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完工。
走下一条大约400米的斜坡之后，斯诺登来到一处旋转闸门，这是一种双门互锁门禁系统，他进入闸门之后，只有扫描了自己绿色的外包员工工牌，并且在键盘上输入正确的个人识别密码，才能走出闸门。闸门另一边的建筑规模十分庞大。那天早上，斯诺登穿过“隧道”，进入一片广阔的区域，那里布满了格子间、网络机柜、安装着密码锁的办公室， 还有一排排长长的开放式办公桌。这里一共有三层，每层的面积都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容纳了上千名员工，他们头顶上的日光灯管，连起来可长达数英里。“那里就像是詹姆斯•邦德电影里坏蛋的老巢，除了光照条件比较差，”斯诺登告诉我，“那里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记得有一次消防演习，我都被那里的人数惊呆了。”
不满的情绪日渐滋生。斯诺登对于这种严格的指令体系心生叛逆并非始于库尼亚，也未能终于库尼亚。他最冒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到这之后的第二年。在库尼亚东北方向5英里的地方新建了一个以约瑟夫·J. 罗彻福特命名的指挥中心，斯诺登在该中心侵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系统。斯诺登从效忠美国政府转向效忠美国人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年的利弊权衡。到他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时，奋起反抗的想法才逐渐转化成具体的计划。
回到多年以前，正是从青少年时期到20岁出头这段时间，斯诺登所掌握的技能、所形成的价值观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为其未来成为全球公众人物奠定了基础。他从高中辍学后，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主要学习计算机网络、平面设计、中国功夫，同时对天马行空的动漫世界、角色扮演、电子游戏也有所涉猎。
这一切造就了他追求卓越的性格和黑白分明的道德观，特别看重个人的美德和非凡的技能。后来，他发现了一条进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捷径。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游戏手柄，换上军装，拿起武器。他在部队非常努力，直至后来在一次训练中不幸受伤。他通过考取一系列证书获得了工程师资质，尽管他从没有完整地听完那些课程。再后来，他来到了库尼亚。就是在这里，斯诺登开始使用Verax 这一身份（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探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防御体系。
“我开始逐渐有所行动。”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在莫斯科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访谈，当访谈接近尾声时，他短暂地卸下防备，向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你说的这句话似乎包含两层含义，”想到之前他曾多次拒绝谈论这个话题，我颇为谨慎地说道，“一层含义是指，你就是从那里开始搜集资料，并从系统中将资料提取出来，就此走上不归路；另一层含义是指，你是从那里开始与记者联系。”
“事实上，这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小节点，”斯诺登回答道，“它见证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从‘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变成‘我要开始去做一些事情’。”我试图往下追问，但斯诺登避而不谈了。
斯诺登
后来，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你这是在让我明确表态，说出自己是否曾做出政府口中的那些犯罪行为。”还有一次，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带走如此多文件的，于是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便指责我的问题不像是主流媒体应该关注的，倒像是通俗小报才会关心的。“很明显，你提出这一问题是出于个人兴趣，出于好奇心，但你要学会克制自己。当你只需要权衡利弊时，知道这些细节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透露出一丝得意。“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关心我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说道，“我只能说，这一过程极为复杂，所有操作都是在极为受限的环境下进行的，需要十分谨慎，容不得一丝差错。”
夏威夷的经历为斯诺登
打开了通往“绝密信息”的通道
斯诺登被调去夏威夷是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这使得他刚好有机会来为自己的情报生涯画上一个句点。之前他供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承包商——戴尔高级解决方案组（Dell Advanced Solutions Group），并被派去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技术顾问。工作期间，他曾在几个月里先后数次出现眩晕的症状，但都不甚严重，直到后来有一次与他的老板通电话时突然癫痫发作，情况非常严重。根据最新的诊断结果，斯诺登不能再从马里兰州开车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上班，否则就会被视为违法。
于是，戴尔将他调到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夏威夷岛，理论上来说，在那里他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斯诺登在怀帕胡租了一间平房，原本打算骑自行车上班，但当地人提醒他，大庄园路的北边有一些视线不良的弯道，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他去考察了一下上下班的路线，认为自己开车上下班比较安全，尽管夏威夷州的法律规定，6 个月内有癫痫发病史者不得驾车。一如往常，他做好应急计划，将自己的判断置于规则之上。如果他感觉自己要发病，就往马路东侧的沟里开， 这样就不会危及他人生命。斯诺登已经熟悉那种奔波的感觉，之前在兰利工作时，他曾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官员的身份被派往瑞士，后来又以戴尔员工的身份被派往日本，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库尼亚的工作 对于他来说，部分程度上是为了放松身心。
到来年春天的时候，斯诺登已经感到非常无聊，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此前，他跟戴尔签订的合同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威胁行动中心（NTOC）担任分析师一职，主要工作职责是和该机构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一起，负责预测、侦察并挫败外国黑客试图对美国政府网络系统发起的攻击。就在前去就职的途中，斯诺登却因公司内部的政治势力斗争而被解除了这一职务。该职务的总承包商加州分析中心（CACI）踢走了分包商戴尔的员工，换成了自己的员工。当斯诺登得知这一变化时， 他已经打包好行李并办理了船舶托运。作为补偿，戴尔在信息共享办公室的夏威夷技术小组（代号HT322）为他安排了一个相对清闲的临时岗位。他的工作职责就是配置和维护涉密网络服务器，对每个账号实施访问限制。
相比他原本要入职的那个岗位，这个补偿性的岗位薪水更高，但工作内容极度无聊。几周之内，他就已经能够通过计算机自动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比如编写运维脚本以及一些其他的日常性工作。而此前，他的前任都只能手动完成这些工作。斯诺登告诉我，大部分时候，他每天只需要最多半个小时就能保证微软SharePoint服务器稳定地运行。偶尔，他会被叫去做一些非常基础的技术支持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并非人人都是计算机高手，很多人都还差得远呢。
2012年8月，位于米德堡总部的一名同事遇到了一个难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无法打开从夏威夷发出的文件。于是，她向系统的帮助台发送了一条紧急请求。8月24日，一名较资深的员工抱怨称，这条请求已经“躺在那里一个多星期了，没人处理”，有人就把它发给了斯诺登。斯诺登当天就给那名同事发去了解决方案，这条邮件链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直到8月30日，他才写下最后的文字：“从程序列表中选择‘Word Pad’程序，选中左下方的‘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复选框，然后点击‘ok’。”斯诺登花了整整6天的时间，写了几千字，才彻底解决了那名同事的疑惑。
在空闲时间，斯诺登开始浏览自己管理下的文件目录。这并非他日常工作所需的操作，但也绝非明令禁止的行为。对于 SharePoint 服务器上的任何文件，斯诺登都有实施阅读、编写、复制或删除操作的有效权限。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经理，一名职业文职人员，很快就扩展了斯诺登的访问权限。经理发现目前的工作对于斯诺登而言完全是大材小用，于是安排他去业务更加繁忙的 Windows 网络部门做帮手。
严格来说，斯诺登新增的工作职责超出了联邦承包工作相关条例的范围。戴尔对此也许并不知情，但对于斯诺登超出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戴尔根据工作时长向美国国家安全局计费。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这种私下的工作安排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哪里有需要就会把员工调去哪里，倘若员工每增加一项工作内容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确实也不太现实。斯诺登早在19岁时就已经是经微软认证的系统工程师，并且有实际的网络管理经验。他的上级当然不想白白浪费他这些技能。
到4月时，斯诺登就已经位列库尼亚Windows服务器工程部门的“超级用户”名单，仅有极少数人能够进入这一名单。他超越了普通用户账号所受的限制，能够深入网络内部，改变其基本的运作方式。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首席技术官隆尼·安德森表示，该机构的“系统管理员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一级、二级和三级”。斯诺登已经成为最高级别的管理员，拥有“特许访问权”（PRIVAC）。在这个“隧道”里，他可以自由访问任何一台拥有IP地址的Windows机器。
他告诉我，“我还同时还在支援Linux系统小组”。这里他所说的Linux是一个与Windows相对的操作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网络。“因此你就知道，我拥有Linux系统工具、相关资格证书、虚拟服务器等一切东西。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访问一切事物，可以访问所有的数据共享，可以访问所有的服务器，我熟悉所有的基础设施。”
然后，他就遇到了名为“心跳”（Heartbeat）的项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通过这个项目打开了通往“绝密 / 敏感隔离信息”（TS / SCI）网络的通道，这些网络的范围远远超出库尼亚，跨越太平洋，超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本身的数字边界。这时的斯诺登尚未到而立之年。
斯诺登为何与中央情报局分道扬镳？
中央情报局的公共事务部员工对于斯诺登当时的工作职责或表现闭口不谈，任由前员工随意评论。2013年8月之前在中央情报局担任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迈克尔·莫雷尔，曾在2014年年初与我坐在一家室外咖啡馆，俯瞰亚利桑那州的鸽子山。
迈克尔·莫雷尔
在斯诺登公开披露机密文件时，距离莫雷尔退休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曾打听过斯诺登的相关信息。莫雷尔 说，外界有人把斯诺登描绘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就显著的人或者位高权重的人，这太荒谬了。斯诺登的级别在基层员工中是最低的，他甚至勉 强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按照莫雷尔的说法，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会聘用斯诺登，只是因为随着该机构在世界各地的运行节奏加快，电信官岗位急缺人才。
他表示，斯诺登之所以能蒙混过关，进入机构工作，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岗位缺人而临时降低了录用标准。莫雷尔的这些话中，有些明显是假的。浏览中央情报局招聘网站过往的说明，就可以发现，其岗位要求并没有明显的变更。和前几年相比，斯诺登这批员工的聘用资格条件也不可能是难以查询的国家安全机密。至于其他的问题，斯诺登的绩效考评结果就可以直观地说明一切。莫雷尔的表述明显带有故意贬低的色彩，很难解释为何斯诺登的职位稳步上升。
斯诺登参加了接下来一期的培训课程，为期6 个月，课程名称是“基础电信培训课程”，培训地点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沃伦顿的一处较为隐秘的中央情报局办公楼。新进的行动官员，即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是在一处更为知名的地点接受培训，那里通常被称为“农场”。斯诺登以及其他科技官员接受培训的地点则通常被称为“山丘”。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詹姆斯·邦德电影场景中的大师Q博士，以一副说教的姿态解释如何从远程遥控的豪华跑车中发射导弹。“山丘”的培训课程大纲中，出现更多的不是阿斯顿·马丁牌跑车，而是破旧的无线电。斯诺登说：“你基本上要学习如何处理任何一件可能出现在大使馆里的基础设施。”他练习拆分和重新组装路由器、电话、防火墙和通风装置。他学习了密码学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历史。
除了要了解最新的系统，他还必须要精通那些老派的大使和情报站站长可能会习惯使用的过时的设备。萤火虫钥匙、四四方方带有旋钮和刻度盘的KG—84加密设备，这些东西已经古老到被放在博物馆当收藏品了，但斯诺登必须要精通它们。 他说，很多时间都被用来学习如何不被别人识破自己的伪装。斯诺登和其他学员一起学习了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需要掌握的基础的间谍情报技术，因为他们在国外可能会被监控。他们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适应自己在大使馆使用的伪装身份。这样，就连他们以后在大使馆的同事，也不会知道他们背后真正的雇主。“有一门特殊的课程是要练习如何伪装成美国国务院的员工，要了解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至少，你要能够冒充国务院的人，他们有自己内部的语言，有自己习惯的简略表达……你要能够融入其中。”
斯诺登学习了如何识别自己有没有被跟踪，如何检查车辆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如何让自己的谎言更有说服力，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诉自己的伴侣（很多都不可以），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所有都不可以）。还有一门课是教他们在执行外勤的时候如何写电报，尤其针对如何写作紧急报告提供了特别指导。这里的紧急报告指的是，当情报的内容 非常重要的时候，从获悉情报内容到形成书面报告，再到发送给总统，这一过程需要在10分钟之内完成。紧急报告只能用于特定情况，根据一份保密的简报，只有针对那些“能够对美国的关键政治、经济、情报和军事利益造成紧急且严重危害”的事情才可以进行紧急报告。一名培训 人员为了警示他们，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受训者中有一个倒霉蛋，把练习用的紧急报告真的发送了出去。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杜撰的，我们无从知晓。
另外，培训人员在一张幻灯片上用醒目的大字告诫这些新的电信官：“务必排除任何不确定性！”所举的例子是，1990年8月2日凌晨2点31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巴格达情报站发出简报：“伊拉克军队出现在科威特，距离美国大使馆一千码范围内发生轻武器交火。”
斯诺登
课程结束之前，斯诺登也教会了中央情报局一点东西。当认为涉及原则性问题时，斯诺登丝毫不害怕出洋相。和他一起接受培训的学员抱怨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破旧的、摇摇欲坠的小旅馆，还抱怨中央情报局拒绝支付他们加班费。斯诺登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这些行为违犯了劳动法、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规。于是，他发起了一份正式的投诉，在培训学校的负责人驳回了他的投诉后，他直接找到了中央情报局外勤事务组组长，然后又去找了这名组长的上司。最终结果是，斯诺登得以更换住宿条件，同时也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训斥，但他对此丝毫不介意。斯诺登 回忆说，与身边的其他人不同，他愿意承担“上升的代价”。
在培训的最后一天，斯诺登和其他学员列出了自己优先愿意被派往的地点。斯诺登的首选是战区——伊拉克或阿富汗，第二选择是日内瓦。他听说在日内瓦的工作非常具有技术挑战性，那里的情报站拥有复杂的网络基础设施，而且那个城市的间谍人数和居民总数之比超过全世界其他大部分城市。2007年3月，中央情报局真的把他派往了日内瓦。斯诺登的照片印在鲜红色的外交人员工作牌上面，照片中的他有着一张娃娃脸，穿着蓝色制服、栗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在外界看来，斯诺登是美国派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外交事务专员，是美国国务院的员工，编号是64554。斯诺登的工作地点位于大使馆办公楼顶层的信息技术中心。
中央情报局电信官的办公环境是一间间装有安全防护门的封闭空间。在它旁边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通信组，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特殊情报搜集部门的员工，后者主要负责窃听当地的一些目标人物。在这里进行书面沟通时，斯诺登使用的名称是“戴夫·M. 丘奇亚德”。这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自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事件发生之后，这种措施开始被广泛使用。这样即使有人侵入保密记录文件，也很难发现他的情报人员身份。
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薪水和津贴足够斯诺登租下一套四居室的公寓，窗外就是日内瓦湖。他在瑞士过得很奢侈，买了一辆宝马汽车，而且开始炒股。但他对那里的生活也不无抱怨，他在Ars Technica网站上与人聊天时曾这样评价：“物价贵得离谱，阶级歧视严重得吓人”，但总体而言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日内瓦的工作和在兰利作为承包商雇员时从事的网络管理工作相差不大。但他不满足于此，还自愿承担一些临时分配的任务——日内瓦情报站经常会借调员工。
2008年春，斯诺登被借调至美国驻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大使馆，不日，乔治·W.布什总统就要抵达那里参加北约峰会。当时，斯诺登所在的是一个高级项目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将中央情报局的威胁评估结果发送给特勤局。“威胁报告的内容极为荒诞，”他回忆称，“有些键盘侠在论坛上宣称自己要开车从布什的身上碾过。”他认为这些线索都极不靠谱，不理解它们是如何被搜集起来的，为何会有人当真。但他对此也只是一笑置之，认为政府只是 在浪费时间和资源。
回到日内瓦之后，斯诺登见识到了一些事情，让他感到非常困扰。其中一件事情是，两名情报机构官员先是怂恿一名沙特阿拉伯的理财经理在喝醉之后驾车回家，然后以此为要挟，让那名理财经理为他们办事。“我们要与一些非常坏的家伙打交道，那些人真的非常难对付，但有利用价值，”斯诺登后来的一名同事曾这样说，“有时候我们要使用一些非常卑劣的手段，我为亲身参与这种事情而感到羞耻。”
另一件令斯诺登感到幻灭的事情是，美国的间谍势力已经广泛渗透至在联合国的外交官。斯诺登后来告诉我，他和中央情报局的三名情报官员共事时，他们曾私下咨询他，如何才能侵入一名外交官员的电脑系统。“他们的问题往往类似于：我们要插入一个U盘，应该怎么操作？有什么诀窍？我们需要担心什么？要注意千万不能搞砸什么？可能会以何种方式被发现？被发现之后该如何解释？要编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借口。”斯诺登说，他明白监控盟友的行动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但他并不认同这种行为。那时的他持有自由意志主义政治观，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反对秘密引渡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反对小布什总统对 2008 年股灾的处理方式。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总是试图充当世界警察，试图为企业提供安全保障？
马瓦妮·安德森曾在日内瓦代表团中担任法务实习生，在2007—2009年与斯诺登共事，在她的印象中，斯诺登是一个内向的计算机天才，习惯沉思。她说，当时的斯诺登面临良知上的考验。斯诺登说，他第一次产生想要揭发这一切的想法是在日内瓦的时候，但他抑制住了，因为担心会将那些情报机构官员和特工置于危险的境地。他曾寄希望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希望这位总统能够改变这些令自己困扰的政策。
2009年年初，他在Ars Technica网站上说话的语气完全不像是一个会泄露机密的人。他写道，那些泄露保密信息的匿名官员，应该被“击毙，有些信息之所以保密是有原因的”。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25岁的斯诺登与他的雇主中央情报局之间开始渐渐产生分歧。关于斯诺登离开中央情报局的原因，有三种说法，各不相同。一种说法来自《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提供的信息，但并未引用他们的原话。据他们说，斯诺登在日内瓦的主管怀疑他曾试图打开未授权的文件。这名主管在斯诺登的人事档案中记下了不好的一笔。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报道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就发布声明，否定了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斯诺登的档案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好的记录，但原因远没有这么严重。根据后来斯诺登自己的解释，第二种说法，也就是官方说法，更为靠谱。斯诺登说，他在填 写年度绩效考评时发现了一个安全隐患，任何员工都有可能在机构的人力资源在线应用程序中输入恶意代码。斯诺登提议，在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前提下操控系统，以证实这一漏洞的存在。在系统安全性研究中，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斯诺登的想法是，令操纵系统突然弹出恐怖消息， 但他的上司劝他不要这么高调。于是，在填写完绩效评估内容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控制”这个网页版的应用程序，斯诺登更改了页面上的所有颜色。
据斯诺登自己说，这一行为惹怒了他上司的上司——负责整个欧洲地区的一名资深技术官，因为他感到自己被羞辱了。正是这名技术官在斯诺登的档案中记录下不好的一笔，基本上封锁了斯诺登的晋升之路。一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名利场》杂志，斯诺登“太过聪明，不可能一直安于那份工作”。在这名官员看来，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我觉得他可能更喜欢成为一名玩家”。
关于斯诺登离开中央情报局的原因，第三种说法来源于两个与斯诺登的家人走得比较近的熟人，与前两种说法并不完全矛盾。据他们说，2008年12月，斯诺登飞回家参加父亲在海岸警卫队的退休典礼。斯诺登的父母注意到，儿子似乎总是咳嗽不止。中央情报局的电信官有时候会被派去销毁一些机密数据，具体做法就是要将一些电子元件碾成微粒。 小朗尼·斯诺登认为，是因为中央情报局的疏忽，将他儿子置于硅尘浓度较高的危险环境中。他坚持要求儿子去看医生。斯诺登去华盛顿特区咨询了一些呼吸科专家。自那之后，斯诺登再没有回到原来的岗位。日内瓦情报站派人去他的公寓打包了他的行李，给他寄回了家。
原作者 | [美]巴顿·格尔曼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