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大饥荒中的一个小故事,流传至今:我们大队来了一位脱产干部(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县、公社派来的包队干部),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爷爷以为家里来了客人,就纷付奶奶,晚饭煮了点稀米汤,用黑面拌了点洋芋卜拉,招待他。
他吃完饭后,晚上就去找大队支书刘建庚,批评道“还说你们大队社员沒粮吃,今天我到附近有一棵大杨树的那家,就吃得很好嘛!”第二天天还未亮,刘支书就来找爷爷询问,给×ד吃了什么好东西”!爷爷回答:“稀米汤加黑面洋芋卜拉,哪有什么好吃的”。
此事传出后,这位干部走到哪个农民家里,都只给喝点稀汤。数天后他因饥饿导致浮肿严重而回老家。爷爷奶奶宁愿让全家人饿着肚子给他多吃了一点,这种待客之道却受到了出卖与批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1959年由于是全大队统一分红(就是分配),第一次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的分配政策,又遭遇自然灾害,加之多征了公购任务,社员口粮不足,还吃了几个月大灶饭,浪费不少。
1960年春季,每人每天供应量由1斤减为8两,当时使用每斤16两的称,8两相当于现在的5两,无法维持,大灶解散。社员家里大多数没有存粮,后来又减为6两,相当于现在的3.75两,只能以米糠、野菜、榆树皮充饥,山中野菜挖光,多数榆树被剥皮,榆钱子成熟后,大多树枝被折断,人人面黄肌瘦,个个浮肿(营养不良性水肿)。
我母亲常常念叨说,我那时4岁,由于吃不饱饭,顿顿吃饭哭闹,她和我父亲只能从碗里匀一点。有一次外公家s了一口母猪,给我家送来了大约3斤多猪肉,奶奶做熟后,给全家10口人每人分一点,我由于1、2年多没有吃到肉,嘴馋极了,不但吃光了父母亲的那份,还跑去吃爷爷奶奶的那份,吃得多了,上吐下泻,损伤了胃肠,以后几年都不吃猪肉。这些我都不记得。
我仅仅模糊记得有一次,爷爷和父亲、三叔在杏树梁梁耕地,奶奶烙了几个莱饼,给我和四叔每人吃了1个后,让我俩送到地里去,3人每人吃一个,我看见爷爷和父亲吃菜饼,香得直流口水,眼睛直鼓鼓地一直在看他们吃,爷爷和父亲知道我没吃饱,一人给我掐了一小片吃了。
我们家的一个大窑洞,是生产队仓库,存放着1万多斤粮食,政策制度非常严格,大队干部沒有权力动用。父亲曾经说,邻队有2个干部私自动用仓库粮食而被判刑。
后来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指示信》和西北局对甘肃问题的十五条指示精神,安排了大量救灾返销粮,加上动用了生产大队的储备粮,逐渐增加了口粮供应,先增加到8两,再增加到12两,最后达到1斤(防止一次性增加后,社员吃得过多而发生撑s现象)。
夏粮小麦、碗豆、洋麦成熟后,国家又减少了公购粮任务,吃粮逐渐好转,加之雨水充沛,洋芋在农历七月就可挖吃,至秋粮糜子成熟后,社员才熬过了大饥荒。
环县由于干部多数是老革命,虚报浮夸不严重,较甘肃省其它地方灾荒轻得多,我们大队没有饿死人。灾荒过后的1961年,个别社员向上级反映了刘支书瞒报产量之事,被撤销了大队支书职务,但他对农民的好处,刘口子大队的社员不会忘记!
1960年的大饥荒,让几代人记忆深刻,也成为教育后代的一种教材。爷爷后来的口头禅是“你们不好好干活,浪费粮食,再遇个60年,就得饿s!”农闲吃稀,农忙吃稠,午饭以细粮为主,晚饭以洋芋炒面为主,也成奶奶的持家之道。
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吃不饱记忆犹新,尤其是对1960年的大饥荒更是记忆深刻,劳动干劲十足,打下了很多粮食,今天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仍然坚持种地,很多家庭都贮藏着大量粮食,最多存粮有3万多斤者(任志彦家族往事之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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