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1日，云南昆明，天气晴朗而凉爽。
中秋，胡萍和丈夫孟旭方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现在翠湖边的步道上。他们的家就在翠湖边。早饭后到湖边走一圈，是两人的固定节目。
胡萍背着小书包，戴着帽子和头巾，到翠湖边走一圈。
胡萍背着小书包，戴着帽子和头巾，像个游客，孟旭方穿着长裤和Polo衫。早上的翠湖游人很少，野鸭和天鹅也不怕人，人在湖边走着，动物也沿湖游着，就像一起散步。有时胡萍还喜欢到湖边的咖啡馆，找个最靠近湖的桌子坐下喝一杯咖啡。胡萍说，她就喜欢静静地看着湖里的荷花和在叶子中穿梭的小鸭子。孟旭方笑说这是“小资情调”，胡萍佯怒“你不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打趣起来。点单的小机器响起，孟旭方快步走去把咖啡端到了妻子面前。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
吃过午饭，胡萍结束午休起床，戴着头巾来到洗手台。她轻轻摘下头巾，露出一层网状的薄膜，薄膜下，紧贴头皮、连着电线的贴片清晰可见。胡萍剪下整束电线，整理收好，坐到窗前。孟旭方用蘸有BB油的棉签擦拭贴片边缘，一边小心撕下贴片，一边检查头皮有没有过敏和破损。这个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稍不留神就会撕破头皮。孟旭方用了十多分钟，把胡萍头上的贴片都撕了下来，他领着胡萍来到浴室，胡萍弯下腰，孟旭方打开水龙头，浴室传来了胡萍洗头的声音。
孟旭方用蘸有BB油的棉签擦拭胡萍头皮上的贴片边缘。
对夫妇二人来说，中秋也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共同生活多年，儿子也已经长大在外。唯一不同的是，今天胡萍的头皮可以“休息”几个小时。每隔三天，胡萍头上的贴片都要更换一次，对她来说，这几个小时是一段无拘无束、可以让头皮“呼吸”的时光，这一天，孟旭方通常会开车带妻子去一家她喜欢的餐厅。肿瘤电场治疗是针对脑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手段，胡萍从2020年10月确诊胶质母细胞瘤，经历手术，2021年3月采用肿瘤电场治疗的方式开始，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大半年。
每隔三天，胡萍头上的贴片都要更换一次。
胡萍的身份是儿童性健康教育专家、儿童性教育书籍《善解童贞》系列的作者。在豆瓣上，这个系列的书籍评分大多在8.7分以上，有的达到9.2分。从2001年起，胡萍在这个领域持续耕耘了二十年。
胡萍生于1963年，1986年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毕业后，在昆明儿童医院当了八年的儿科医生，又在云南省卫校当了七年儿科学讲师。儿童医院太忙，没有休息的时间，即使是休息也要去病区查房。当时儿子刚出生，她没时间陪伴孩子。到了卫校，每周只有几节课，突然间从很忙变得很闲，胡萍又开始不习惯了。“我感觉我高兴不起来，因为生活没有成就感。我觉得如果一眼能看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那我会受不了的。”
胡萍是儿童性教育专家、儿童性教育书籍《善解童贞》系列的作者。
2001年胡萍从卫校辞职，带着儿子去成都外国语学校，自己也在那里担任校医。她开始利用空余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儿童性健康教育。她认为，儿童性健康教育在中国是个空白，孩子的性发展从零岁就开始了，父母应该从孩子出生就关注这个话题。2008年，胡萍最终决定结束校医的生活，为此还放弃了学校分给她的房子，全身心投入到了儿童性健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2009年胡萍将工作地点搬到了深圳，同时作为国内儿童性健康教育独立研究学者，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讲课。孟旭方笑称，那段时间更像是一个个体户。能研究感兴趣的东西，胡萍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自由了。
2014年，胡萍决定将自己的课程体系做进一步的社会传播，创立了自己的儿童性健康教育品牌，开始培训专业讲师，至今已经发展到了有110多位讲师，目前是国内儿童性健康教育领域有完整体系的团队。
胡萍的儿童性教育工作室已经发展到了有110多位讲师。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累也值得。胡萍说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工作机器”，随着经验丰富，讲课也渐渐多了起来，足迹遍布全国上百个城市。胡萍有个习惯，每次讲课得到的反馈，她会第一时间整理出来。胡萍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哪怕推掉饭局也要整理资料，主办方安排的旅游，多年来她也只参加过一次。工作结束，她只想休息，然后坐最早的飞机回家。回到家里，夫妇俩唯一的活动，就是出门好好吃一顿，回家后继续工作。节假日对胡萍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没人打扰，“就埋头猛写”。胡萍说“猛”字的时候特别用力。
从2002年开始，胡萍一共出版了超过30本儿童教育书籍。对自己讲课的课程内容，胡萍早已烂熟于心。“我讲的课一直都非常流畅，孟爸（孟旭方）是很清楚的。”“孟爸”，是胡萍给孟旭方起的爱称。退休后的孟旭方，照顾起了胡萍工作以外的大部分生活：胡萍喜欢吃的菜，孟旭方会特地跑很远买食材给她做；胡萍爱美，孟旭方给她买的衣服“至少放满一个四门衣柜”；还没患病的时候，两人出外，孟旭方都会给胡萍带一床纯棉的被套，他怕胡萍不习惯外面的床单，睡不好；胡萍的课，孟旭方都尽可能陪在现场。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
胡萍的病，就是孟爸听课发现的。
2020年国庆节，在深圳听完胡萍的一堂课后，孟旭方指出：“你这节课讲得有点卡，咱们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胡萍不这么觉得，“现场听众反馈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一年没讲课了，有点生疏也正常。”孟旭方却坚持一定要去看医生，在他的印象中，胡萍讲课是从来没有磕磕巴巴的。胡萍答应了，愿意去做个检查。她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10月7日，脑部CT结果一出，胡萍就知道不妙，“我是学医的，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阴影），肯定是大问题了。”孟爸也吓蒙了，直接跑到了诊室外。
胡萍对医生说，“跟我说实话吧，我也是医生。”医生说，“嗯，可能是个大的肿瘤，需要做核磁共振确认。”二人来到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核磁结果显示，是胶质母细胞瘤。
2020年10月，胡萍被确诊患有胶质母细胞瘤。
拿到结果，夫妻俩走到了医院外的天桥上，两人感觉都走不下去了，就在栏杆上趴着。胡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马上就要死了。孟旭方也很困惑：两个人生活习惯都好好的，之前也一直很健康，怎么突然就癌症了呢？“我看路上的人都好好的，只有我们是不幸的，我当时觉得头顶的天都是灰的。”孟旭方说。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常见的脑部原发性癌症，也称为“脑胶质瘤四级”，发展很快，非常凶险。由于肿瘤在颅内所处位置不同，患者的症状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患者会出现方向感问题，有的会情绪大变，有的患者活动能力会出现退化，对胡萍的影响则首先显现在语言表达上。目前，胶质母细胞瘤的首选治疗方法是手术，再配合放化疗和肿瘤电场治疗。研究分析，胶母中位生存期12-14个月，5年生存期患者约10%，但也有个别患者能生存30年。
胡萍的手术很成功，医生成功将可见的瘤体切除。
容不得二人多愁善感，医生建议尽快手术，就安排在两天后。孟旭方开车带胡萍回到深圳，收拾东西做准备，儿子也从上海赶来。手术前，胡萍趁孟旭方不在，和儿子聊了一个晚上。胡萍对儿子说，人不可能永远活着，死亡是必然的部分——在胡萍的课堂上，也有关于死亡的内容，所以她有心理准备。她叮嘱儿子，如果她不在了，一定不能和爸爸分隔两地，父子俩一定要互相照顾。胡萍还交代了两个最信任的学生，把所有资料都备份起来，已经成稿、即将出版的4本书，也让学生帮忙审核。她担心一旦手术失败，就再也没机会出书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成功将可见的瘤体切除。
手术后的胡萍，一开始能说的只有“谢谢”两个字。“我心里其实都清楚，但就是说不出来！”着急的时候，胡萍只好呀呀地叫。语言能力刚恢复时，说出来的话都是反的——想着左边，会说出右边；“我想关心下人家有没有女朋友，说出口就变成男朋友了。”医生告诉胡萍，大脑功能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从前。胡萍听到这句话，反而放下心来，“管它呢！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了，想那么多干嘛？我得了这种病，可能很快就没了，能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
丈夫孟旭方在为胡萍剃头。
胡萍开始了另一次旅程。
经过反复斟酌和了解，胡萍决定使用肿瘤电场治疗，治疗要求一天至少要20小时贴着贴片。胡萍索性每三天换一次，一来效果比较好，二来可以减少反复粘贴对头皮造成的损伤害。手术前，胡萍第一次剃光了头发，手术在她的左侧颅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胡萍不以为然，她说：“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头型这么好看。”
广东的夏天炎热，在头上贴一层治疗贴片并不好受。为了不影响治疗，六月初，孟旭方带着胡萍从深圳一路开回昆明。时隔二十年，他们回到了曾经最熟悉的城市。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在昆明翠湖边。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胡萍和孟旭方的老房子在翠湖边上，儿子在这里长大，每次散步都可以经过讲武堂、云南大学、云南图书馆等地方。胡萍说，“湖边打太极的音乐，这么多年都没中断过。刚回来的时候，早上起来，听见这个音乐，感觉很穿越。”进家门的那一刻，胡萍的眼前浮现出了儿子长大的点点滴滴。肿瘤削弱了胡萍的语言能力，却没有消减家的记忆，这给了胡萍很大的信心。
昆明“养病”的生活简单规律。每天吃过早饭，沿湖边走一圈，跳跳广场舞唱唱歌，然后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饭；午饭后午休，下午看看手机，处理一下工作，就到了晚饭；饭后，两人再去沿着湖边走一圈，再回家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
胡萍在昆明的“养病”生活。
胡萍的头发长得很快，三天时间，就可以感到头发在贴片和头皮之间形成了一些空间。每次重新上贴片前，孟旭方都要为妻子剃一回头。中秋这天晚上，为胡萍剃过头后，孟旭方没有急着贴上贴片。他拿起剪刀，细细地在电极片之间把胶布剪开一条缝隙，这样贴片就能更贴合胡萍的头部，增加透气的空间，减少过敏的几率。胡萍还自创了一套“贴片拉皮”美容法，贴新贴片的时候，她会把眼睛轻轻往上一抬，配合娴熟的孟老师就把贴片贴上。熟练掌握了抬眼的幅度后，胡萍的眼角就可以被贴片提上去，又不影响闭目休息。“我觉得现在我的样子比得病之前还要美！”患病对胡萍是个考验，照顾胡萍对孟旭方也是考验。胡萍称，她有个“骨灰级”的好老公。贴完贴片，胡萍坐到客厅，电视里正播放着2021年的中秋晚会，周笔畅正在唱《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胡萍正在给头皮贴片。
每周五的早上十点，胡萍都会准时和全国各地的讲师团队开会，讨论书本的进度和一些工作进展。讲师们说，胡萍的状态比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好了许多。大家知道胡萍爱美，不知道什么样时候就给她悄悄起了个昵称“胡美丽”。听到“胡美丽”，胡萍笑得很开心。
每周五的早上十点，胡萍都会准时和全国各地的工作室伙伴开会。
患病前买的许多衣服，胡萍都送给朋友了，取而代之的是轻便的运动服，可以搭配治疗仪的小书包。贴完贴片，看着头上电线，胡萍调侃自己“像阿凡达，后脑勺有一根小辫子”。几顶帽子不定期换着戴，都是胡萍喜欢的款式。随着活动能力渐渐恢复，胡萍会加入翠湖边的广场舞队伍。在旁人看来，这位戴着帽子、连着一束电线到书包的舞者确实有点特别，胡萍并不介意，努力跟上节拍。休息的时候，会有一同跳舞的人过来问，胡萍也都笑着回答他们。胡萍跳完舞后喜欢留下来等一对80多岁的夫妇，几个人一起再唱几首歌。这对夫妇中的丈夫，也是一位癌症病人，“但他心态很好，一直活到现在。”胡萍一直用他的例子来鼓励自己。
胡萍加入翠湖边的广场舞队伍。
胡萍现在没什么担心的。儿子学业有成，师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26岁已经在《自然》杂志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过文章。胡萍曾经有那么一秒钟想过，自己的病可能是这些年太劳累引起的，但这个想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儿子也告诉她，没有证据表明她的病和之前的劳累有直接关系。
“我想过，如果我死了，我写的书还能有人读，继续流传下去，那我就还活着。”胡萍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还没穿过，白色的，上面画着红色的花。她说，到那时，她要穿上那件衣服，被自己的书包围——这些书就像是她的孩子。她要放她最爱的歌，苏芮的《牵手》。一旁的孟旭方转头看着她，胡萍说：“如果有一天我复发了，你就开个车，带着我到处去转吧！”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在翠湖边休息。
“能够有勇气聊这些，我也能够有勇气活下去。今年的国庆，就是我们重生的一周年。”两人边走边聊，胡萍鞋带掉了，孟旭方下意识地要蹲下。“不用你来啦，我现在自己就可以了！”胡萍系好鞋带，站起来，孟旭方在前面领路，他今天要带胡萍找一家云南菜馆，那里有她爱吃的臭豆腐。
摄影/采写：南都记者 钟锐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