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志老师和小院的孩子
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个人，家里没有自闭症孩子，却一心想为这群人和他们的家庭建一个“疗育幸福村”（以下简称“幸福村”）——
●幸福村最好坐落在合肥市周边的农村，孩子们住进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辅助性就业；二，大龄自闭症人士及其父母的养老。
●幸福村是松散型的、社会化的、家庭式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由一两位谱系父母作为家长，大孩子带着小孩子，能力好的带着能力弱的，开展家庭化生活。当父母老了甚至去世，则由更年轻的父母住进来，实现接续传承。
●幸福村要有一个农场，村外也有洗车房等工作场所，孩子们晚上住在一起，白天专业老师根据能力和意愿分配工作或进行喜欢的活动。能力好的可以洗车、做手工、参与养殖和种植；弱一些的可以做辅助性工作，村里也会各类娱乐活动。
●幸福村要有一个公共食堂，不仅心青年能在这里用餐，村里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能来吃饭，既解决了群体内的问题，也解决了社会问题……
这是一种你能接受的安置方式吗？幸福村是把孩子圈在里头吗，怎样实现社会化？建造和运营的钱从哪儿来？过于理想主义吗？
今天，我们请到幸福村设想的提出者李全志老师来聊聊这个事，同时解答读者的疑问：既然家里没有特殊的孩子，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到自闭症群体上？
作为幸福村的雏形，李全志早在2019年就在合肥市庐阳区发起组建了“幸福小院”，专为4—24岁的自闭症孩子提供小龄康复、学龄融合、大龄技能培训及养护服务，李全志是小院的大家长，韦霞老师是具体负责人。
年龄跨度这么大，小院是怎样为这些孩子服务的，我们也采访到了韦霞老师。
机构给家长画了许多大饼如果不是被事情绊住了脚，李全志基本上每天都去幸福小院。
小院坐落在庐阳区双岗街道的万小店社区，社区给予了极大支持。将房屋维修一新，免费提供。小院面积300多平米，有不同功能的教室、宿舍，还有200平米的一个院子，目前有28个孩子在里头生活和学习，年龄在4-24岁之间（8-16岁居多），全是中重度孩子，其中4个孩子住宿。
小区居民已经适应了这群孩子的进进出出。从最开始的排斥、投诉，改为了平静友好地共存。小院主要做了两件事，对内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对外，创造自身的价值，比如帮社区老人提东西，帮助打扫社区卫生等，赢得了居民的认可，还有居民经常给孩子们送来食品、水果，用品用具和陪伴孩子。
李全志每天来小院，一是想孩子们，要跟他们玩一玩、充分互动；二来是督促老师们的服务；还有就是看看有什么资源能引进小院。他对老师的要求很严格，会让他们定期培训，既包括专业知识，还有社会工作、公益慈善方面的学习。
在他看来，既然收了家长的钱，就要为孩子负责。他见过太多机构把孩子耽误掉的例子，他曾经在合肥市残联任康复处长等职，也是合肥市孤独症康复协会首任会长，经常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培训教育和服务指导，直到2015年退休。
“机构给家长画了许多大饼，比如干预几年就能好、保证能上学等等。有些媒体因为对自闭症不是十分了解，在报道时也出现过很多煽情、夸大的案例，给了家长莫名的希望。”李全志说，这股风气不仅掏空了家长的钱包，更是误导了家长，“人家的孩子行，我孩子为什么不行？”使家长不能对孩子的预后产生合理预期，加重了焦虑。
李全志和小院的孩子们
20多年工作经验，李全志早就知道，自闭症孩子能上学融合，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全是机构的功劳。
“机构肯定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孩子本身也在发育，更关键的是，现在学校的接纳程度大大提升，孩子上学比过去容易多了，绝对不是一家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李全志指出。
他最担心的是，很多家长抱着侥幸心理，盼望孩子能完全恢复成正常人，为此哪怕花再多钱都愿意。“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我们想的并非都能达到。”
大的带小的，强的带弱的2015年李全志退休后，并没有回家安享晚年。他先是到社区做党建指导员，然后四处奔波整合资源、联络人员。最终在社区支持下，于2017年成功注册合肥市庐阳区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后来被家长称之为幸福小院，主要服务社区里的残障人士和居民。2019年，幸福小院转型，开始侧重自闭症儿童的康复、养护服务。
“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家庭没有这样的孩子，只是我工作时间长了一点，对政策了解全一点，长期和这些家庭接触，总感觉还有余力能帮助他们，让家长少走些弯路，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些空间，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李全志说。
目前小院有28个孩子，很多孩子普校、特校都进不去，父母就送来了这里。孩子们评估后分成4个班，7岁以前的以抢救性课程为主，偏向于技能提升、普校知识的学习；7-12岁是成长型的孩子，以社会规则、生活自理为主；12-18岁的孩子侧重社会融合、职业技能的准备；此外，还有一个班的孩子平时在普校读书，周六过来参加小院的活动，程度普遍较轻。
小院施行“家庭式社会化”，参照普通家庭兄弟姐妹的成长模式，大孩子带小孩子，能力强的带能力弱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闭症关注人的能力并不好，能照顾别人吗？在李全志看来，他们并非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也能学会关注别人、模仿别人。比如，每次李全志来，孩子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他，会激动地跑过来求抱抱。老师们还利用自闭症孩子的刻板，出门时就让能力强、指令听从好的孩子，照顾乱跑的孩子，很多孩子“一根筋”，一旦出门就拉着同伴不放手，拉着拉着就成了习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障碍，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体现在自闭症孩子身上就是在能力、情绪、行为、语言某个方面或者多方面有欠缺，但他们并非一事无成，也有自己的价值和主见，需要被平等地对待。”李全志强调。
对孩子的发展，他提出了16个字的目标：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走向社会——融入生活，层层递进，步步进阶。
课程设置主要以成长、生活需要为主，多在集体环境中教学（一对一也有，但少），比如数学课和语文课，前面都加上了“生活”二字，体现实用性。小院的午餐由孩子和老师共同准备，择菜、炒菜、洗碗，大孩子动手，小孩子就在一旁仿学。
现在，好几个孩子切土豆、切冬瓜、倒油、炒菜都很拿手；有人炒菜，就有人刷碗、做餐后整理，合作意识也提升了。
每周三小院有外出课程，孩子们去逛公园；到敬老院表演节目，回报社会；去超市购物，认识物品，学会花钱……小院的4名老师可以带30个孩子出门，充分说明孩子们的自我管控非常高。平时，他们也会参与小区的志愿活动，增加和社区的连结。
排队上车，秩序非常好
小院还给16岁以上的孩子链接到了洗车房的社会实践工作，拆解步骤教他们学习洗车。条件成熟，可以开一家属于自闭症孩子的洗车房。
你怎么生活，就带着孩子怎么去生活李全志是小院的大家长，韦霞是小院的大管家。
韦霞原来是一位英语老师，找工作时了解到特殊教育这一职业，抱着先尝试一下过渡的想法，进入到一家干预机构工作。
有一天，她照顾的孩子跑丢了，她着急地四处寻找，有好心人提醒他，可以跟李全志求助，他认识的人多，渠道也广。就这样，韦霞拨通了李全志的电话。
李全志问完情况，立即加入寻人的队伍。经过半夜努力，孩子回家了。韦霞感激每一位伸出援手的人，也开始跟李全志有了更多接触，坚定了未来要去帮助这些家庭的信念。
2019年，韦霞加入幸福小院。“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就很好。”她说。
韦霞老师和小院的孩子
凭借10多年的经验，韦霞一进小院就做了件不寻常的事，带着4个无社交、无语言的重度自闭症孩子住进了自己家。而家里，韦霞自己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这意味着，她下班要照顾6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关注他们的情绪和成长。
韦霞把活泼的女儿也带到了小院，跟孩子们一起上课、同吃同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韦霞年幼的二女儿都以为妈妈带的4个自闭症小孩儿是她的亲生哥哥、姐姐。
3年住家教育，韦霞带的4个孩子变化很大。原先一个孩子完全没有语言，没有眼神交流，还有饮食障碍，现在却会开口说话，还会主动给父母做饭吃。
“住家教育干预效果好的，会渐渐过渡到常规的教学时间，最后让父母把孩子接回家正常生活。”韦霞说，小院并不是硬把孩子留在这里，毕业了就没必要在这里了，回家还能帮着晾一晾衣服，打扫一下房间，烧个简单的菜给妈妈吃，是更让老师自豪的事情。
在韦霞看来，自闭症是伴随一生的障碍，需要机构、社会尤其是家庭的长期支持，家长的焦虑或躺平都对孩子有害无益。所以家长把孩子送来，韦霞都会建议他们找个工作去上班，让自己忙起来，既不过分关注孩子的表现，制造紧张气氛；也不替孩子代劳，剥夺他们体验生活的机会。
徒步
这也是小院每周带孩子们出门的用意，让他们去不同的地方感受环境的变化，如果外界环境是友好的，他们也会打开心结，更多关注外面的世界，得到成长。
“家长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孩子18岁跟3岁用的方法绝对不一样，不能总把他当宝宝养，该放手时一定要放手。”韦霞强调，提升孩子社会适应性的方法有很多，如果家长不知如何选择，有一条简单朴素的道理很管用，那就是“把孩子当成正常孩子，你怎么生活，就带着你的孩子怎么去生活，这样你会更加清楚，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幸福村长什么样？眼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大，小院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了。目前，小院给大孩子链接了一些外部资源，比如洗车。不能干活的大孩子，可以打扫院子，练习择菜、烧饭，提升自理能力。但这离家长的期待，离李全志的畅想还有很大的距离。
李全志的终极梦想是给这群孩子打造一个幸福村，像文章开头描绘的那样，有吃有喝，有地种，有事情干，最重要的是有传承，大龄家长没能力了、走了，小龄家长能接续上来，支持孩子们过完有质量的一生。
在李全志看来，这是一件很有可为的事，能够跟当下社会的现实、国家的政策结合到一起。
“现在各地都出现了空心村，许多房子、土地都闲置了，没有人气和烟火味。幸福村建起来了，不仅要关注残障孩子，而且要结合乡村振兴的政策，把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留守儿童也带动起来，争取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李全志说。
在洗车房工作、学习的大龄自闭症青年
李全志很具体地规划过幸福村的格局。作为实验，可以先入住五六个家庭，每个家庭住五六个孩子，一共30个孩子左右，每个家庭外加一两名家长。这样除了五六套住房，还要有生活中心、学习中心、康复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加起来大概需要30间房子，户外最好还要有运动场、农场。
为了造血，幸福村开门纳客，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外开展团建、农业观光采摘、烘焙等活动，如果资金足、人气旺，还可以做民宿、非遗产品的制作和销售等。
李全志一再强调，幸福村是没有围墙，更多是把孩子们的优势用起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发挥自身价值的平台，让他们走向大自然，走向生活。幸福村里不只有老师，还有家长、专业人员和村民陪伴孩子们，比如种菜的、饲养牲畜的专业人士，带着孩子进行生产劳动。
他们甚至已经看中了合肥市周边的一个村庄，计划作为建设用地。
李全志在残联工作多年，深知政府的拨款方式是有项目才有可能申请到资金，处于规划阶段的幸福村，还没有成熟到直接向政府要钱的程度。
“要先做起来，这就需要一部分启动资金，资金不能全部从家长这里出，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可以家长拿一部分，社会众筹一部分，慈善组织再支援一部分。”李全志说，他预估这笔钱大概需要300万。等运作起来就可以申请政府项目，减轻家长负担。
理想的话，李全志的目标是，运行5年后，18岁以上的孩子入住幸福村基本实现免费。“这一定需要政府的支持，否则肯定维持不下去。”他说。幸福村可以由公开选举的家长委员会运营，不走商业化的路子，更多依靠社会资助、政策支持。
目前，有几名家长主动提出加入，作为幸福村的第一批成员支持李全志把这项事业推进下去。但李全志觉得人还是不够多，家长分摊的费用太高，他期待更多家庭的回应。
到敬老院给老人们表演节目，回报社会。
想要让幸福村更有吸引力，李全志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专业队伍要培养，除了要有擅长教学的干预师，还要增加精神专科医生、心理医生、懂运营的专业人士。
其次要整合更多社会资源，这不仅是残联的事，事关民政、人社、卫健委、司法等多个部门，都要协调落实，压力大，但也意味着资源多、支持渠道多。
此外，还要提升家长的意识，统一家长的理念，形成有效的运营模式。
“这事急不得，我就是感觉心里有个事，要想办法把这些问题解决掉，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李全志说。
采访最后，小编向李全志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14亿人口，光残疾人就有8000万，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关注到自闭症这一群体，能听到这些父母的呼声呢？
对此，李全志回答，当年他从部队转业到残联，对残疾人工作也经历了从完全不了解到了解，到退休后也放不下的过程。刚来残联时，合肥市残联甚至都不是独立的单位，而由政府办公厅代管，2002年才独立出来，许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然是一张白纸，上面怎么要求的，下面就怎么执行，没有创新，业务也很难开展。现在的局面、政策跟20年前相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但不可否认，这离残障人士及其家庭的需求还非常远。李全志理解家长的焦虑，也期待政策越来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要坐等。他更想对当下的家长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家长们要先自救、互救。”
他给家长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多了解政策，国家出台了许许多多覆盖残疾人及其家庭的利好政策，很多家长因为不知道并未及时享受到，比如居家养护政策、重度护理补贴、重度贫困补贴、精神病患者服药补贴、辅助性就业支持等；第二，在条件具备时尽量给孩子办相对等级的残疾人证，许多政策面对持证人享受。
（本文图片由幸福小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