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片头，有一位老人的旁白镇静、沉着：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我的父亲是1919年，我生下来那年去世的。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是穿孝的。”
这位老人，就是前不久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
她是名著《呼啸山庄》的经典译者。她的一生，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大事......
她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她还和巴金通信一生，成为至交。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她却说，活着就是胜利。
这位百岁老人的故事，仍带给今天的我们无限启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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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
成长于战火之中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杨毓璋曾留学日本，担任过当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
她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子戴乃迭是知名译者，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苡的姐姐杨敏如，师从顾随，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虽然出身名门，但杨苡却直言自己“命不好”。
在她出生那年，父亲去世。杨苡姑妈甚至让杨苡母亲跟着殉节。
母亲则回答：“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多年后，当杨苡完成口述自传后，谈及母亲时，她眼含热泪，感叹“只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在重视学风的家庭里长大，杨苡8岁那年，便入读了天津中西女校，学习英文。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杨苡却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闷中。
因为她的好朋友都参加了游行，但她却被家里人禁止上街。
忧愁困苦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作家巴金写信。
杨苡所在的复杂大家庭，几乎就是巴金所著小说《家》的翻版。
她说：“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
很快，巴金回信给她。杨苡收到信后欣喜若狂。
不过，书信抵万金的另一面，是烽火连三月。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转眼间，“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
战火之下，南开、北大、清华组建临时大学。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
还没来得及入学南开的杨苡，便匆忙开始了她在西南联大的流亡岁月。
她随联大师生，从天津、上海、香港一路流亡至昆明。
她和同学们，在轮船和火车上，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
越是动荡流亡时，青年学子们越无法抑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
而杨苡进入联大时，正是联大最艰难的时期。
轰炸机天天在上空呼啸。地面上，房顶被震掉，家具被震塌。
但当杨苡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时，她讲起的却是一个令人镇静的细节：
“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后，在她家中挂着一副鲁迅的诗：“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用这句诗形容那段战火与豪情并炽的岁月，再合适不过。
而诞生于硝烟中的西南联大，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代无数巨擘大师，在这里诞生。
自由穿梭在大师之间，则为杨苡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养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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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呼啸山庄》
历尽劫波，仍然相信爱与希望
谈起联大的大师学者时，杨苡的口气却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烂漫。
“我们也挑老师，有的老师也不好。有的老师明明很有趣，比如闻一多，但他又教《诗经》这些。”
“吴宓教欧洲文学史，但我们不觉得特别好。发音，陕西调的。”
话锋一转，杨苡又说，“但是好玩，吴宓这人非常好玩。”
她常把“好玩哎”挂在嘴上。生活对于她来说，好玩是第一位的。
曾是杨苡邻居的沈从文先生，对杨苡非常重视。
晚上，如果杨苡家早一点关灯，第二天一早，沈从文就会劝诫她：“杨小姐，要读书，要用功点。”
同样对杨苡多加鞭策的前辈，还有巴金。
1950年代初，巴金看到杨苡翻译的《俄罗斯性格》后，批评道：
“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从那时起，杨苡便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她的译文更经得起推敲。
1954年春，杨苡开始着手翻译名著《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咆哮”来源于梁实秋的译本。杨苡看到后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翻译成“咆哮”。
哥哥杨宪益听后，激将道：“有本事你来译。”
当时，杨苡住的也是一个破房子。外头刮风时，对面山上就像在闹鬼。
在一个风雨呼啸的夜晚，杨苡听到雨点拍窗声，一时灵感乍现。
她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从音译、意译的角度，都堪称完美。
这个经典译本流传至今，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
但在十年浩劫时期，杨苡呕心沥血浇灌的翻译果实，反倒成了她的罪名。
《呼啸山庄》因为宣扬了“爱情至上”，让杨苡惨遭批斗。
她的哥哥杨宪益，被人拿墨汁朝身上乱洒。
哥哥身上的的白衬衫被泼得污黑不堪。
而他翻译的书，也被堆在院子里。对方要求他自己亲手烧掉这些书。
哥哥是杨苡无比崇拜的人。最终，他却被捕入狱。
而杨苡为了保全与巴金的60来封通信，硬是当众挨了红卫兵一记重重的耳光。
荒唐岁月，却并没有改变她充满童真的性格底色。
她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将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并且认为，自己遇到的好人多，坏人极少。
她唯一能记得的“坏人”是文革时期的一位邻居。
邻居是她同校的老师，在住进杨苡家的房子后，当面辱骂杨苡是“老妖婆”。
杨苡并不在意，只是悄悄给邻居起了一个“野狼嚎”的外号。
1966年，“破四旧”的吆喝声沸反盈天。
杨苡丈夫悄悄把妻子早年收藏的200多本旧书捆好，骑行送到中文系。
爱书如命的杨苡虽然心疼，但也相当镇静。
她说：“Character is fate！性格使然！”
她用率真和超然，平静地对待命运的磨难。
对于任何苦难，她都做到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如她所说，只因她“走过了太多路，遇到了太多事”。
她还将这份率真延续到了爱情上。那段古典式的暗恋，是她传奇人生的另一个注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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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暗恋
与“另类”婚姻
这段暗恋，与巴金息息相关。
80年代时，杨苡看望巴金，当客厅只剩他们两人时，杨苡问道：
“大李先生这一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
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
因与巴金通信，杨苡得以与李尧林结识。那一年，她18岁，而他34岁。
多年后，杨苡还坦率地谈到：“当时这样的年龄差挺大，其实放今天看，也不算什么”。
她和大李先生，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一个是燕京大学外文系高材生。
情愫就这样暗暗种下。
从前的车，马，邮件慢，两人间的通信却不厌频繁，甚至达到了一天两封。
当大李先生在溜冰场，背着手滑行“溜冰圆舞曲”时，杨苡在一旁暗暗欣赏。
当大李先生上班路过杨苡家时，杨苡又会把窗户打开，将留声机音量开到最大。
她特意播放着他俩讨论过的歌曲。母亲在一旁不解，杨苡心想：“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
就在前往昆明前夕，大李先生约杨苡见面。
他送给她一盒精美的手绢。杨苡收下后，踏上了去昆明的轮船。
但是，这竟成了两人的诀别。
尽管去往昆明后，杨苡还和大李先生保持通信。但此时，联大学长赵瑞蕻也开始对她展开疯狂的追求。
心有所属的杨苡，起初还给大李先生写信说有人对她“纠缠不休”。
但没想到，大李先生先是退了来昆明的船票，后来又回信道：
“既然青年诗人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没过多久，杨苡又听说大李先生恋爱的消息。
这段微妙的情愫，无疾而终。
多年后，杨苡回忆起这段感情时说：
“大李先生是不是我的初恋，我不懂，但他曾经是我心里的一盏灯。”
那个年代的爱情，是有“厚度”的。
在通信中，大李先生悲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他主张”随遇而安”。
但实际上，在家中大哥因*自*后，他扛起责任，承担起家庭的主要开支。
1945年，长期营养不良的大李先生不幸辞世。
杨苡说，多年后，她才体会到大李先生内心的苦涩。
一段苦恋就此画上句号。阻碍两人之间的因素，是年龄差？还是男方贫困的家庭条件？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这段暗恋，早已超越了小情小爱的范畴，折射出的却是那个时代“新青年”复杂、壮阔的心灵世界。
心灵的力量，也超越了生死与爱恋。
生性乐观的杨苡，也许才真正践行了大李先生“随遇而安”的理想。
当时，出于小女生式的赌气，她答应了学长赵瑞蕻的追求。
在战火中，两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
但这段婚姻也相当另类。
不仅杨苡家里人一开始不答应，杨苡自己甚至坚持不办婚礼，只在报上登了个简陋的启事。
不过，随遇而安的婚姻，却也收获了白头偕老的幸福。
婚后，杨苡和丈夫相敬如宾。丈夫翻译了《红与黑》，杨苡翻译了《呼啸山庄》。
1999年，杨苡送走了丈夫。
这对译坛伉俪，终其一生，携手攀登着文学的高峰。
如今，104岁的杨苡，住在南京摆满洋娃娃的家中。
有客来访时，她仍然会像小女生那样描眉毛、抹口红。
面对来访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困惑与迷茫，这位文学祖母、百岁老人引用《基督山伯爵》中的话：
“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这是杨苡17岁时读到的名著。她用跨越百年的时间，实践着其中的智慧。
疫情之下，寒冬之中，这样的智慧与光芒，必将照亮你我。
资料来源：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余斌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