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暗恋巴金哥哥,21岁步入“另类”婚姻,104岁的她成最后的贵族

她暗恋巴金哥哥,21岁步入“另类”婚姻,104岁的她成最后的贵族

首页休闲益智布娃娃浩劫更新时间:2024-10-23

在去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片头,有一位老人的旁白镇静、沉着: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我的父亲是1919年,我生下来那年去世的。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是穿孝的。”

这位老人,就是前不久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

她是名著《呼啸山庄》的经典译者。她的一生,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大事......

她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她还和巴金通信一生,成为至交。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她却说,活着就是胜利。

这位百岁老人的故事,仍带给今天的我们无限启示。

01

出身名门

成长于战火之中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杨毓璋曾留学日本,担任过当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

她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子戴乃迭是知名译者,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苡的姐姐杨敏如,师从顾随,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虽然出身名门,但杨苡却直言自己“命不好”。

在她出生那年,父亲去世。杨苡姑妈甚至让杨苡母亲跟着殉节。

母亲则回答:“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多年后,当杨苡完成口述自传后,谈及母亲时,她眼含热泪,感叹“只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在重视学风的家庭里长大,杨苡8岁那年,便入读了天津中西女校,学习英文。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杨苡却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闷中。

因为她的好朋友都参加了游行,但她却被家里人禁止上街。

忧愁困苦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作家巴金写信。

杨苡所在的复杂大家庭,几乎就是巴金所著小说《家》的翻版。

她说:“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

很快,巴金回信给她。杨苡收到信后欣喜若狂。

不过,书信抵万金的另一面,是烽火连三月。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转眼间,“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

战火之下,南开、北大、清华组建临时大学。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

还没来得及入学南开的杨苡,便匆忙开始了她在西南联大的流亡岁月。

她随联大师生,从天津、上海、香港一路流亡至昆明。

她和同学们,在轮船和火车上,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

越是动荡流亡时,青年学子们越无法抑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

而杨苡进入联大时,正是联大最艰难的时期。

轰炸机天天在上空呼啸。地面上,房顶被震掉,家具被震塌。

但当杨苡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时,她讲起的却是一个令人镇静的细节:

“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后,在她家中挂着一副鲁迅的诗:“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用这句诗形容那段战火与豪情并炽的岁月,再合适不过。

而诞生于硝烟中的西南联大,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代无数巨擘大师,在这里诞生。

自由穿梭在大师之间,则为杨苡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养分。

02

翻译《呼啸山庄》

历尽劫波,仍然相信爱与希望

谈起联大的大师学者时,杨苡的口气却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烂漫。

“我们也挑老师,有的老师也不好。有的老师明明很有趣,比如闻一多,但他又教《诗经》这些。”

“吴宓教欧洲文学史,但我们不觉得特别好。发音,陕西调的。”

话锋一转,杨苡又说,“但是好玩,吴宓这人非常好玩。”

她常把“好玩哎”挂在嘴上。生活对于她来说,好玩是第一位的。

曾是杨苡邻居的沈从文先生,对杨苡非常重视。

晚上,如果杨苡家早一点关灯,第二天一早,沈从文就会劝诫她:“杨小姐,要读书,要用功点。”

同样对杨苡多加鞭策的前辈,还有巴金。

1950年代初,巴金看到杨苡翻译的《俄罗斯性格》后,批评道:

“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从那时起,杨苡便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她的译文更经得起推敲。

1954年春,杨苡开始着手翻译名著《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咆哮”来源于梁实秋的译本。杨苡看到后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翻译成“咆哮”。

哥哥杨宪益听后,激将道:“有本事你来译。”

当时,杨苡住的也是一个破房子。外头刮风时,对面山上就像在闹鬼。

在一个风雨呼啸的夜晚,杨苡听到雨点拍窗声,一时灵感乍现。

她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从音译、意译的角度,都堪称完美。

这个经典译本流传至今,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

但在十年浩劫时期,杨苡呕心沥血浇灌的翻译果实,反倒成了她的罪名。

《呼啸山庄》因为宣扬了“爱情至上”,让杨苡惨遭批斗。

她的哥哥杨宪益,被人拿墨汁朝身上乱洒。

哥哥身上的的白衬衫被泼得污黑不堪。

而他翻译的书,也被堆在院子里。对方要求他自己亲手烧掉这些书。

哥哥是杨苡无比崇拜的人。最终,他却被捕入狱。

而杨苡为了保全与巴金的60来封通信,硬是当众挨了红卫兵一记重重的耳光。

荒唐岁月,却并没有改变她充满童真的性格底色。

她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将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并且认为,自己遇到的好人多,坏人极少。

她唯一能记得的“坏人”是文革时期的一位邻居。

邻居是她同校的老师,在住进杨苡家的房子后,当面辱骂杨苡是“老妖婆”。

杨苡并不在意,只是悄悄给邻居起了一个“野狼嚎”的外号。

1966年,“破四旧”的吆喝声沸反盈天。

杨苡丈夫悄悄把妻子早年收藏的200多本旧书捆好,骑行送到中文系。

爱书如命的杨苡虽然心疼,但也相当镇静。

她说:“Character is fate!性格使然!”

她用率真和超然,平静地对待命运的磨难。

对于任何苦难,她都做到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如她所说,只因她“走过了太多路,遇到了太多事”。

她还将这份率真延续到了爱情上。那段古典式的暗恋,是她传奇人生的另一个注脚。

03

一段暗恋

与“另类”婚姻

这段暗恋,与巴金息息相关。

80年代时,杨苡看望巴金,当客厅只剩他们两人时,杨苡问道:

“大李先生这一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

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

因与巴金通信,杨苡得以与李尧林结识。那一年,她18岁,而他34岁。

多年后,杨苡还坦率地谈到:“当时这样的年龄差挺大,其实放今天看,也不算什么”。

她和大李先生,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一个是燕京大学外文系高材生。

情愫就这样暗暗种下。

从前的车,马,邮件慢,两人间的通信却不厌频繁,甚至达到了一天两封。

当大李先生在溜冰场,背着手滑行“溜冰圆舞曲”时,杨苡在一旁暗暗欣赏。

当大李先生上班路过杨苡家时,杨苡又会把窗户打开,将留声机音量开到最大。

她特意播放着他俩讨论过的歌曲。母亲在一旁不解,杨苡心想:“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

就在前往昆明前夕,大李先生约杨苡见面。

他送给她一盒精美的手绢。杨苡收下后,踏上了去昆明的轮船。

但是,这竟成了两人的诀别。

尽管去往昆明后,杨苡还和大李先生保持通信。但此时,联大学长赵瑞蕻也开始对她展开疯狂的追求。

心有所属的杨苡,起初还给大李先生写信说有人对她“纠缠不休”。

但没想到,大李先生先是退了来昆明的船票,后来又回信道:

“既然青年诗人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没过多久,杨苡又听说大李先生恋爱的消息。

这段微妙的情愫,无疾而终。

多年后,杨苡回忆起这段感情时说:

“大李先生是不是我的初恋,我不懂,但他曾经是我心里的一盏灯。”

那个年代的爱情,是有“厚度”的。

在通信中,大李先生悲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他主张”随遇而安”。

但实际上,在家中大哥因*自*后,他扛起责任,承担起家庭的主要开支。

1945年,长期营养不良的大李先生不幸辞世。

杨苡说,多年后,她才体会到大李先生内心的苦涩。

一段苦恋就此画上句号。阻碍两人之间的因素,是年龄差?还是男方贫困的家庭条件?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这段暗恋,早已超越了小情小爱的范畴,折射出的却是那个时代“新青年”复杂、壮阔的心灵世界。

心灵的力量,也超越了生死与爱恋。

生性乐观的杨苡,也许才真正践行了大李先生“随遇而安”的理想。

当时,出于小女生式的赌气,她答应了学长赵瑞蕻的追求。

在战火中,两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

但这段婚姻也相当另类。

不仅杨苡家里人一开始不答应,杨苡自己甚至坚持不办婚礼,只在报上登了个简陋的启事。

不过,随遇而安的婚姻,却也收获了白头偕老的幸福。

婚后,杨苡和丈夫相敬如宾。丈夫翻译了《红与黑》,杨苡翻译了《呼啸山庄》。

1999年,杨苡送走了丈夫。

这对译坛伉俪,终其一生,携手攀登着文学的高峰。

如今,104岁的杨苡,住在南京摆满洋娃娃的家中。

有客来访时,她仍然会像小女生那样描眉毛、抹口红。

面对来访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困惑与迷茫,这位文学祖母、百岁老人引用《基督山伯爵》中的话:

“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这是杨苡17岁时读到的名著。她用跨越百年的时间,实践着其中的智慧。

疫情之下,寒冬之中,这样的智慧与光芒,必将照亮你我。

资料来源: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余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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