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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与您相约！
杨绛传——
这才是我们同甘共苦的原因
08
纵知今日，不悔当初
杨绛和钱钟书没有被批回京，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干校呆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是的，什么物质享受都可以舍弃；但是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杨绛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在国内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是相同。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妄想了。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
拨开云雾见月明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终于结束了！
从此，中国将拨云见日，迎来知识的春天！原来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禁锢，已被碾为齑粉。
杨绛和钱钟书，也于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结束了“流亡生涯”，迁居至国务院宿舍——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新居宽敞明亮。
说起这新居，还是钱钟书的老同事胡乔木关照的结果。
杨绛记得，当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她到学部办公处去。
当时有个办事人员就交给她一串钥匙，叫她去看房子，并对杨绛说：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给你分配的是高级寓所，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杨绛内心充满疑惑，心想：住办公室已经住了两年半，到底是谁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让我们搬到这高级寓所来呢？
住了新房，杨绛和钱钟书颇费思量。他们连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
杨绛他们首先想到了何其芳，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
有一天，何其芳带着夫人牟决鸣同来看他们的新居，万分感慨地说：
“洗墩布的小间实在太棒了，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套这样的房子。”
显然，房子不是何其芳给分配的。
那么究竟是谁呢，杨绛夫妇百思不得其解。
十月间，钱钟书的同事胡乔木造访，终于揭开了那位分房子的神秘人物的面纱。
胡乔木这次是偶来夜谈，看到钱宅大门口堵着一张床，思考了一会儿，转过头去问钱钟书他们：“房子是否够住？”
杨绛夫妇恍然大悟，原来胡乔木就是关照他们的“好心人”。
“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杨绛他们谢乔木的话了。
著译巅峰
“文革归来”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文革”中杨绛心爱的《堂吉诃德》译稿几经周折，终于“珠还”，这耽搁的数年反倒成了它的“冷却期”。在《堂吉诃德》无人问津的这段时间里，杨绛对它的翻译有了更多的思考。
“冷却”后的《堂吉诃德》得到了更好的呈现，得到了译者杨绛的更多心思。
五七干校回来之后，杨绛不满意旧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最后经过“点繁”，终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译竣。
《堂吉诃德》译本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
这是我国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有人说翻译是无趣的，但杨绛却认为翻译是乐趣无穷的，《堂吉诃德》的翻译也“闹”出过不少有趣的事呢。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的林一安先生，批评杨绛在该书中把西班牙成语“de peloenpecho”译为“胸上长毛”是望文生义的败笔。
杨绛看到后，并没有生气，她自己认为：
“‘胸上长毛’，是男子汉的具体形象，按字面直译而又不失原意，而在主人公桑丘的嘴里，会显得更成熟，更自然，也更合适。”
“胸上长毛“的译法究竟是败笔还是妙笔，表面上是一句西文成语不同译法之争，但从中却涉及到如何评判文学翻译的优劣标准，如何看待名家译作可能存在的“误译”。
正是这些译界多年来争议的话题，引发了更多的人对这场争论的关注。
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评判出究竟是败笔还是妙笔，但杨绛对这个结果还是喜闻乐见的，她觉得：终于有更多的译者关注到翻译精准度的问题了，不正意味着译者们的进步吗？
笔耕不缀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里，杨绛除了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成果。
杨绛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尤为明显，因而她的作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学价值，同时还具史料价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干校六记》和《孟婆茶》了吧。
《干校六记》让我们随着杨绛的记忆走进她和钱钟书当年的学部干校，那意境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般的沧桑，让人犹如置身冬日夕阳。
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是平实的叙述，但我们透过这些平实淡泊的叙述，分明可以感受到杨绛对那扭曲人性的时代所产生的荒谬的抵制、对邪恶的抗争。
《干校六记》中几场送别的场面，颇能反映平和背后的不满和无奈。
书中记录了杨绛夫妇送第一批同事回京的情景：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
“我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然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那回京的人群，就跟她走回了宿舍。
还有一次是写钱氏夫妇作为第二批回京的人员，留下者送别他们的情景：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了。
人家同我去年一样，也还要继续在干校呆着，但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
“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欢喜。”
“这使我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在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所有这些写送别的文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尽管杨绛的笔调格外的简净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的无奈与惆怅。
大音希声，不事渲染，但这却是极其有力的抗争。
推迟喝下“孟婆茶”
杨绛的《孟婆茶》虽是平淡，但却使人清醒。
杨绛总感叹道：“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虽然语言不平与无奈，其实也是实话。任是何人，到头来总不免要饮一杯孟婆茶。
只是，杨绛想推迟喝此茶，这世界山晏河清，她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过她老之将至，不免浮想联翩：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看起来像是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满载乘客，在云海里驰行。
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子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
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都没有找到我的位子。
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是没有定座的。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位牌，按理说是应该有我的位子的。于是，管事员说他要去查对簿子。
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我悄悄向一个穿黑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清醒呢！这是西方路上。”
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
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里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站；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议论纷纷。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可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杨绛历经风风雨雨，道路坎坷，但她并不想立刻就上孟婆店，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
她说：“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从八十年代起，杨绛清理了自己脑子里多年的生活往事和经历，写下了诸多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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