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严建平（章静绘）
严独鹤（1889-1968）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报人，自1914年起，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三十余年，著有大量散文、杂文，并曾创作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又将经他之手发表的张恨水名著《啼笑因缘》改编成电影剧本供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筹建上海新闻图书馆并主持工作，历任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市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21年9月，《严独鹤文集》出版。文集编选者、严独鹤长孙严建平先生接受了《上海书评》专访，介绍了祖父的生平著述与交游。
《严独鹤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能请您聊聊《严独鹤文集》的缘起吗？
严建平：我祖父的作品之前出得并不多。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出了一本他的长篇小说《人海梦》，后来上海作家协会编“百家文库”丛书又把这个长篇收进去了。我们严家祖籍是浙江桐乡乌镇。2009年是祖父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桐乡政协来找我，说他们想编一本祖父的书。当时我手头正好有祖父的七八百篇文章。这也是机缘巧合，之前有一年——具体时间我忘了，似乎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说他们想编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散文选，问我手头有没有祖父的文章。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就委托当时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妹妹找馆内熟悉近现代文献的同事帮忙，检出祖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微缩胶卷，再复印一下——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脑互联网这一类工具。那次集中选了祖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七八百篇文章，后来不知何故，这套散文选不编了，既然家乡政协来找我，正好把手头现成的复印材料给他们。桐乡政协的编辑水平很高，他们从中选了四百来篇，又加了注释，出了一本《独鹤杂谈录》——因为祖父原本在《新闻报》上的专栏就叫“谈话”。2009年的时候，在乌镇还建了一座严独鹤图书馆，就在桐乡植材小学边上，当时还举办了纪念活动，庆祝图书馆落成外加《独鹤杂谈录》出版。这就是我祖父此前出版的作品。
桐乡市文联很久前就开始编桐乡历史文化系列丛书，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辑，到了2018年，拟推出第四辑，共五本人物传记，其中就有祖父的传记。他们来问我能不能写，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就写一写吧。其实，最合适的传记作者是我叔叔严祖祐，当时他还健在，但是动了手术，身体不太好。所以，为祖父作传这个工作，还是由我来承担。至于替祖父编一套文集，我早有这个想法，身边不少朋友也都这样做了，例如陆康兄替陆澹安公公编了很多书，周瘦鹃公公的后人也编了周瘦鹃文集，郑逸梅公公就更不用说了。既然要出传记，上图的祝淳翔先生对近现代文学史史料很有研究，我想到找他合作，一方面可以搜集、整理祖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寻找一些祖父留下的历史痕迹，追溯他的人生经历……祝兄欣然答允下来，于是我们商量，一共编三卷文集。首先是杂文卷，之前的《独鹤杂谈录》集中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打算把我祖父从1914年进《新闻报》工作直到1949年（抗战时期他一度辞职不干）这段时间的文章都搜集起来，根据年代来排列。祖父的“谈话”估计数量在上万篇，所以选编的工作量是蛮大的。后来祝兄又从上海解放后新出的《大报》《亦报》上选了我祖父的一些文章，这两家报纸的负责人陈蝶衣和唐大郎都是我祖父的朋友，邀我祖父在他们的报上开了专栏。其次是散文卷，杂文大部分都在《新闻报》“谈话”专栏里，而散文卷牵涉的报纸、杂志的数量较多，这方面祝兄发挥了很大作用。最后是小说卷，祖父的短篇小说我们找到上百篇之多，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人海梦》，这是他最有分量的作品，此外，他1924年出过一部《独鹤小说集》，收了六个短篇，把这些和《人海梦》合在一起，就成为文集的小说卷。
1924年版《独鹤小说集》
在选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留意两类文章：一是高校的硕博士论文，一是一些前辈写的关于我祖父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我祖父的作品篇目，我都做了笔记摘录，然后拜托祝兄检索。这也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其中有些作品，比如说他访问东北的北游杂记，大概有几十篇，连载了两个多月。上图的馆藏缺了十几天，祝兄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中找到了绝大部分，惟独缺在辽宁的一节游记。我突然想起有位朋友在南京图书馆认识熟人，经转询，终于在南图找到，拍照传我，才算搜集完备。
您刚刚提到叔叔严祖祐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家人的情况？
严建平：我祖父先后共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我的大姑妈严汝瑛出生不久，祖父的第一任夫人卢氏就去世了。第二任夫人就是我的祖母钟蘅芳，生了两个孩子，我父亲严祖祺和我小姑妈严汝珍。我父亲出生于1922年重阳节前一天，六岁时我祖母去世，后来祖父又娶了第三任夫人陆蕴玉，生了两个孩子，大的孩子祖福，上世纪四十年代上高中时，不幸得了伤寒去世了，小的那个，就是我的叔叔严祖祐，1943年出生，比我大十一岁。
严独鹤和家人合影。后排左起：严祖祐（幼子）、严祖祺（长子）、姚慧中（长媳），前排左起：严建英（孙女）、陆蕴玉（夫人）、严建华（小孙女）、严独鹤、严建平（长孙）。
我是长孙，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就是我这个孙子陪在祖父身边，直到他1968年去世为止。我父亲是学理工科的技术专家，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以后，他作为奉调进京，此后十几年父母一直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的工作单位对外说是国防部0682部队，后来我才知道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而我叔叔1964年大学将近毕业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一开始判了劳教，“文革”中案子又被拿出来重判，等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所以他成家很晚。他平反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交往很多，在写作上他对我指点不少，给了我很大帮助。
这套《严独鹤文集》的编成，我叔叔是全程参与、见证了的，我见他身体虚弱，具体篇目没有让他过目，大体的框架、思路，包括编辑步骤，都及时与他交换意见。这套文集最终出版，他是出了不少力的，他看到文集也很开心。我写《严独鹤传》，每一个章节写好都发给他看，前言也是他写的。遗憾的是，他现在人不在了，否则由他来谈祖父，可以谈出更多有意思的细节，毕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有些事情也只有他才知道。
您眼中的祖父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教育家人子女，能请您谈谈吗？
严建平：我当时人很小，也不太懂事，就觉得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当时在上海图书馆做副馆长，但是年纪大了，也不经常去上班，大概每周去一次。我不上课的时候他会带我出门，去文化俱乐部或文艺会堂，吃个饭，或是吃客冰淇淋，此外，还会带我去大华书场听书，或是去看京剧。每天晚上，他会就着收音机听评弹，我要是功课做好了，也会陪着他一起听，可以说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一些熏陶。
严独鹤在三德坊寓所读报
我的具体学习情况，他是不过问的，就连家长会都是照顾我生活的阿姨去开的。他关心的是其他方面，比如写字，小学二三年级开了书法课，他陪着我去选字帖，记得买了王羲之和钟绍京两家小楷字帖。读书方面，一般就是祖母有时候给我买一些连环画、少儿读物什么的。我现在能记起的，就是祖父在他的卧室放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此外在一个储物间里还存着不少书，我见过其中一些文史资料，以及祖父的朋友送给他的书，赵朴初先生签赠的《滴水集》、陆澹安公公签赠的《小说词语汇释》，还有黄炎培先生的著作，等等。抄家之后，幸存下来一些。我看什么书，我祖父不太管。只有一次例外，我跟着几个大孩子去淮海路旧书店淘旧书，他们买了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还有《说岳全传》什么的，那天有一本《水浒后传》，他们大概都有了，就不断撺掇我买，我犹豫了半天，还是买了下来，因为当时已经看过《水浒》，不知道书中那些角色后来的命运怎样，就想买回去看看。把书带回家，正打算包起来，祖父走进房间，看到了这本书，他先说了一句，这本书太旧了，不卫生，然后提到，我年龄太小，看这本书不相宜，让照顾我生活的阿姨陪我去旧书店把书退掉。我们去的时候，书店都快打烊了，那个戴眼镜的女营业员听我们提出退书，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她告诉阿姨说，我买书完全是受了两个大孩子的怂恿，这书对我这个年龄的小孩来说确实不应该买，很爽快地就把书给我退了。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签赠语
对我这种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祖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是对父亲、叔叔这一代人，他希望都去学理工科，不要去学文科。叔叔对数理化不是太有兴趣，最后仍然学了文科，祖父还发了一顿脾气。起初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度还在想，是不是读文科的人容易犯错误，等我读到他的一些回忆文章，才明白并不完全是这样。旧时代的文人，其实生活是很清苦的，时常面临失业风险，而且他编报纸时认识的一些作者朋友，例如武侠小说家顾明道先生、言情小说家李涵秋先生，包括他最好的搭档、做过《新闻报》总编辑的李浩然先生，身后都是很萧条的。顾先生四十多岁时得了肺病，还是我祖父向《新闻报》申请了一笔经费，把这位老作者送到红十字会医院，等于报馆资助部分医疗费用，他故世以后，孩子还在上学，我祖父又写文章呼吁同仁资助。他之所以主张子女都去学理工，最早可能就是因为觉得文人生活不稳定。像我父亲，就去了交大读机械工程，我堂叔也是。我三叔公三十年代就去世了，当时他的孩子们都还很小，我祖父在三弟临终前对他承诺，这些孩子的生活、学业都由他来负责，确保男孩子都能上大学、女孩子都能上高中。所以，我们家一直是个大家庭，我与堂叔、堂姑的关系都很好。大堂姑早在抗战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还带上了弟弟、妹妹一起，所以1949年以后，他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还蛮好的。堂叔在交大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因组织、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幸而身份没暴露，还是我祖父想办法保他出来的。
《新闻报》馆址
您祖父在戏曲方面的爱好给了您怎样的熏陶，能具体谈谈吗？
严建平：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大华书场听书。因为剧场里可以一边听书一边吃东西，豆腐干、茶叶蛋什么的，里面都有卖，对小孩子来说很有吸引力。我祖父当然是很迷京剧的，他和四大名旦都很熟，最捧的是荀慧生，荀慧生来上海演戏，总要先来看我祖父。祖父在《北游杂记》中就写到了，他访问北京的时候，荀慧生、梅兰芳、尚小云这些名角都请他吃饭。当然，到了我那个时候，已经与这些名角的戏无缘了。我大姑妈、大姑父也是京剧迷，和他们那一辈的一些名演员像李玉茹都是要好的朋友。所以她们有演出的话，大人有时会带我去看。我的一个表哥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分在黄浦京剧团。记得我小时候，表哥把我带到大世界剧场，让我站在舞台边上大概是侧幕那个位置看戏，等到散戏之后，他再把我领回去。我祖父发现后，感到很不放心：一个小青年把一个小孩带到大世界整整一晚，人这么多，万一弄丢了怎么办？他坚决反对表哥再带我去看戏，相当于作为补偿，这以后他看戏时就会带我一起去了。有一次看戏，记不清是在中国大戏院还是人民大舞台了，反正是一个很好的剧院，我一连看了《钟馗嫁妹》《卖水》还有《伐子都》好几个折子戏，兴趣还蛮浓的。后来因为我学习越来越忙，祖父年纪也大了，晚上出去不方便，基本上很少出去看戏了，我们就在家里听听评弹。
您祖父以交游广阔著称，您还记得哪些文化名人与他来往吗？
严建平：与祖父来往较多的，记得有周瘦鹃、陆澹安、郑逸梅、孔另境、秦瘦鸥这几位长辈。秦、孔两位当时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通俗文学编辑室工作，想编一套根据古代戏曲改编成的通俗小说，他们定下选题：张恨水写《梁祝》，祖父写《西厢记》。祖父本来蛮有兴趣的，搜集了一大堆资料，打算好好琢磨一下再动笔，张恨水先把《梁祝》写好，出版以后遭到一片批评。祖父赶紧作罢，说：还好没有动笔。那时我年纪还太小，这些老先生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陆澹安公公和周瘦鹃公公我印象是最深刻的。澹安公公在1949年以后没有具体的工作，也没有单位，受到的冲击比较小，经常到我家来看看祖父，“文革”中也不避嫌。瘦鹃公公“文革”期间还到上海来看过我祖父，当时他说：鹤兄，我是不会去寻短见的。他一直是戴墨镜的，特征很鲜明。大家想不到的是，他回苏州之后就投井了。
过去的编辑、作者朋友，还有书画家，也一直和我祖父有来往，比如朱大可先生，在比乐中学任教，离我家很近。还有赵景深先生，与我祖父一起在第一届上海文代会上发言。他住淮海路四明里，与我家三德坊只隔着一条兴安路。“文革”前，我祖父向景深先生借了一部《诗韵合璧》，时隔十多年，他还记得，向我祖母询问下落。幸而这部书未遭厄运，得以“完璧归赵”。我印象当中，还有1964年，我祖父他们为周瘦鹃、陶冷月、郑逸梅三位老友庆祝七十大寿，一起在新雅饭店吃了一顿饭，还有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中的人物就包括最近很红的丁悚（丁慕琴）先生，上海书店刚刚出版他那本《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丁先生和祖父也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丁一英是祖父的义女，两家人的关系很密切。
1964年5月，严独鹤与朋友们合影，前排（左起）沈禹钟女儿、陆蕴玉（严独鹤夫人）、姚苏凤、程小青、吴明霞、胡亚光、江红蕉；中排（左起）严独鹤、孙雪泥、陶冷月、周瘦鹃、郑逸梅、孙筹成、丁慕琴；后排（左起）管际安、徐碧波、王蕖川、陆澹安、朱大可、平襟亚、芮鸿初、沈禹钟。
严独鹤（左）与丁悚
左起周瘦鹃、天虚我生、严独鹤（丁悚摄）
祖父的外甥钟兆琳也让我印象很深。他是交大的一级教授，被称作“中国电机之父”，是钱学森的老师，德清新市镇的钟兆琳纪念馆里还陈列着钱学森写给他的信。我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呢？因为他非常老派，春节到我家来向祖父拜年，坚持要磕头，遵守的还是那套传统旧礼仪。1955年的时候，他都五十多了，国务院决定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本来*总理特别提出，钟兆琳先生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不好，可以不去西安，但他还是坚持去了西安交大。他年轻时就有开发大西北的梦想，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
祖父和程小青先生的关系也很值得一说。祖父曾经在广方言馆系统地学习过英文，自身也热爱英语。他和程小青、周瘦鹃两位先生，还有其他译者，用文言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这套书由中华书局1916年4月初版，重版了二十多次。1923年，祖父又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了半月刊《侦探世界》。这本杂志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推广和侦探小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面刊登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侦探小说作家的名篇。程小青先生人称“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他写的《霍桑探案记》里的霍桑，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侦探世界》办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祖父和程先生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程先生。
您祖父对“鸳鸯蝴蝶派”怎么看？
严建平：关于鸳鸯蝴蝶派，我叔叔严祖祐曾经求询过我祖父，有这样一段记载：“旧中国文坛，有一个文学流派叫‘鸳鸯蝴蝶派’。对于这个流派的评价，以往是一味贬抑，近年则略有褒词。张恨水被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一员健将，该派的主要人物还有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徐枕亚、李涵秋，以及与父亲同时代的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秦瘦鸥等人。父亲虽非以写小说见长，但因与以上多人关系密切，故也名列其中。然而，这个流派因何得名，或者说究竟有没有这个流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在学习近现代文学史时，曾求询于父亲。父亲告诉我，其起因是有一次《红杂志》编者和部分作者聚餐，座中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一些人的小说，写来写去离不开哥哥妹妹、鸳鸯蝴蝶，可以称作鸳鸯蝴蝶派了。当时就有人制止道，不要信口乱说，什么派不派的，当心传出去，让小报记者听到了，又要大做文章了。果然，第二天一些小报即大肆渲染，与会诸人均成了鸳鸯蝴谍派的发起人了。”
我叔叔上大学时，曾经读到一本《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书后罗列了该派作者和作品目录，其中既有前面所说的各位，还有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众多武侠小说家。他把这份名录拿给祖父看时，老人家淡然一笑：“将写言情小说的徐枕亚和写武侠小说的郑证因拉在一起，说到底，这个派也就不存在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报人、新闻工作者，写小说不过是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并非作家圈中人，对“鸳鸯蝴蝶派”虽然并不赞同，但是对自己被列入其中，也没有什么太大抱怨或者激烈的反感。鸳蝴派一直被人家攻击得蛮厉害的，祖父也没有要划清界限，我估计他是不想伤了一些同为鸳蝴派的好友的心。
1988年我去北京见夏衍老，谈话中我向他表示感谢，谢谢他在我祖父平反昭雪时送来花圈。夏公问：你祖父是……我答说是严独鹤。他说：哦，独鹤先生，他是最早办报的报人，是真正的新闻界前辈，他抗战的时候受到敌伪威胁，能够坚持下来，保持民族气节，很不容易。然后，谈及张恨水先生，夏公说，过去把张恨水列入鸳鸯蝴蝶派，对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还提到周瘦鹃先生在建国以后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想，在夏公这样的文化界领导者心目当中，对那些被忽视被贬抑的文化名人，还是有一个客观评价的。
您祖父的性格、为人是什么样的？
严建平：他平时在生活中是很温和、很谨慎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大概是1967年，北京京剧团向全国征询对《沙家浜》的修改意见。当时我看到《沙家浜》的男主角郭建光在芦苇荡里有一句台词：老百姓也会来支援我们的。我想，军民鱼水情，郭建光说“老百姓”好像显得有点生疏，我就写了封信给北京市京剧团，建议把这句台词改成“乡亲们也会来支援我们的”。后来他们还真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我提的意见是对的，对我鼓励了一番。之后再看修改后的剧本，这句台词就改成了“老乡们也会来支援我们”。我收到这封回信，很开心地跑去告诉祖父，想不到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说：以后千万不要写这种信。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感到很不理解：我提的意见人家不仅接受，还表扬了我，这不是好事吗？后来我才知道，祖父是担心我提的意见被当作对样板戏的攻击，所以他感到特别紧张。这是他为人小心谨慎的一个方面。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到了晚年，也不免受到政治冲击，因为他的经历丰富，家里一直有人来做外调，了解他那些朋友或小辈的历史问题，这对他是一个很重的精神负担。但不管怎样，他都坚持说真话，不肯顺着前来外调的人的话头往下说，所以遭到的训斥也不少。他从年轻时编报纸开始就是这样，不管是袁世凯时期还是蒋介石时期，都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气节，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仗义执言，到晚年不做报人了，他也坚持说真话。这一点我是很钦佩他的，在大事关节上，这么一个温和、谨慎的知识分子，能够坚持自己的风骨，是不容易的。
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