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炎黄刺史
编|炎黄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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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晚期，城市中的公共娱乐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们的数量和形式均日趋减少。
运动性的竞技活动和角斗表演逐渐消失，剧场演出依然进行。
而罗马形式的一种职业化的赛车竞技活动变得更加普及，并且似乎在较大城市（不仅仅 在首都，或许还在多数行省首府）成为首席娱乐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党也日趋活跃，并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而竞技党在拜占庭时期却时常与吉莫一词联系起来，吉莫一词最早来自于希腊，早期的苏联学者便将拜占庭时代希腊文献中的“吉莫”与之混淆，瓦西列夫直接将拜占庭时期竞技党被称为吉莫，后来发展成具有一定政治倾 向的政治党派。
但这种观点却受到了卡梅隆的批驳，他通过对比吉莫一词在拜占庭语境与古希腊语境中的差异，最终认为吉莫在拜占庭时代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词不再指居民区或行政区划，也不指代整体人口或普通人，仅仅指参加赛车竞赛俱乐部的粉丝而已。
而国内学者同样倾向于将吉莫译为赛区，吉莫党则为各支参赛队。
由此可见，竞技党并非指特殊的行政区划或政治组织，而是类似于现代俱乐部的社会组织。
拜占庭竞技党势力的壮大与赛车竞赛的风靡紧密相关，有关于赛车竞赛的最早文字记述来自于《伊利亚特》23卷，在阿喀琉斯的葬礼上人们举行了简单的赛车竞赛。
但相较于其他运动，赛车竞赛却难以普及，部分原因是受观赛条件的限制，观众们很难全面掌握事实的比赛信息，观感不佳，另一原因是赛车是属于精英阶层参与的游戏，普通民众很难对此产生兴趣，他们常常是敬而远之。
但到了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随着征服战争带来的财富，罗马城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赛车活动也日益风靡起来，并在帝国时代，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普及。
在公元3世纪危机后，帝国西部的赛车竞赛随着罗马帝国国力的下降，风光不再，但这一娱乐形式却在帝国东部的得到了继承，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一天最多会举行24场比赛，这也是从帝国时期继承下来的标准场次，在查士丁尼时代依旧如此。
根据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竞技党分为四个阵营：红色，白色，蓝色和绿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车队被简单地用颜色来指代，不再使用正式的派系名称。
帝国时期的记述者们并不清楚这些组织的起源，但他们声称宇宙或宗教意义是其形成的源头。
在拜占庭时期这四大阵营得到了延续，约翰·马拉拉斯曾更详细地解释了四个阵营名称的由来，他指出红色象征火焰，白色象征空气，蓝色象征海洋，绿色象征大地。
虽然竞技党实 际上存在四个阵营，但在普罗柯比却更加关注蓝党和绿党，在《战史》中他主要提及蓝党和绿党由来已久的矛盾是尼卡暴动的主要背景，在《秘史》中表述竞技党制造混乱时，他也主要论述了蓝党的暴行。
红党和白党大多数时候沦为了蓝绿两党的附属或是陪衬，但有些时候也会成为皇帝对抗竞技党的工具，例如，阿纳斯塔修斯就曾公开支持红党，借以对抗势力强大的蓝绿两党。
查士丁尼时代处于古典罗马向中世纪拜占庭的过渡，这一阶段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持续发展，官僚体系不断壮大，基督教君权神授观念深入人心，皇权专制持续加强，政治权利愈发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体系靠拢，民众能表达意见的方式受到压缩，但也有部分罗马的古典传统得以承袭。
特别是自奥古斯都时代起就已然存在的民众与皇帝在公共场所的互动形式，在竞技场或剧场民众向皇帝提出要求很常见，西塞罗曾表示，只有在三个地方，人民的意愿能得以表达：公共集会、选举和运动会，前两种已经没落了，只有在竞技场中才能看出人民的真实感情。
到了5、6世纪，竞技场和剧场的职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合并，随着其他竞技形式的衰落，赛车竞赛这一形式就显得尤为突出。
民众时常会在举行竞赛的过程中直接向皇帝提出要求，例如在查士丁时代，民众要求为各自的派系增添舞者，或是如尼卡暴动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囚犯。
这也造成了竞技党成为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也是这一时期存在大量有关竞技党*乱记述重要原因。
赛车竞赛除了是少有的民众能够上达天听的渠道，对于皇帝来说也有必须参加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在数万人的面前，皇帝往往会慎重处理民众们的要求，同时这也是彰显皇帝威严的宣传手段。
卡梅隆认为皇帝参加竞技党的活动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皇帝可以通过参加竞技活动了解民众的实际想法，应允民众的要求 作为一场政治秀，获得民众的忠诚借以提升自身的形象。
这种皇帝与民众的互 动形式概括来说就是，民众向皇帝提出自己关于食物和就业等方面的要求，而皇帝为了获得民众对自己的忠诚，满足民众的要求，这也是霍布斯鲍姆在《原始的叛乱》中指出的发生在前工业社会皇帝与民众互动的一般特点。
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接踵而至的就是*乱和暴力，“既然暴动并非直接针对社会体系，所以公共秩序可以保持在衡诸现代标准可算是惊人的废弛状态。
反过来说，既然群众的政治需求很少超过最低的生存需求、一点点的娱乐以及狐假虎威的虚荣，群众对于这个可有效表达其政治需求的机制已相当满足，也不想代之以其他机制。”
这段话很精辟地传达出了古代竞技场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这也是为何这种形式能够延续数个世纪的重要原因，同时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存在，才使得尼卡暴动能够通过竞技党*乱的形式的出现。
虽然民众与皇帝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更多的斗争是出现在竞技党内部的，蓝绿两党的斗争在君士坦丁堡时常上演，在查士丁尼时代蓝党就凭借皇帝的纵容而大肆屠*过绿党，马赛林努斯也同样记载了公元501年绿党对蓝党的屠*行为，竞技党内部的斗争成为君士坦丁堡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蓝绿两党在这里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于两党间矛盾的由来却比较复杂，在查士丁尼时代，通常蓝党以上层贵族为主，包括元老院贵族以及大地主阶级，而绿党则多是普通民众，主要以商人以及城市平民为主。
但这种划分也并不绝对，事实上绿党中也存在城市贵族，蓝党中也存在普通人，并且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蓝绿两党之间的敌意是没有原因的，并且不会止息或者消失，既不会让位于婚姻纽带，也不会让位于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即使属于不同颜色的兄弟和家族成员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蓝绿两党的划分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单从阶级角度似乎难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差别。
除阶级角度外，蓝绿两党的另一重要区别就在宗教方面，蓝党信仰正统派，即卡尔西顿派信徒，而绿党则为一性派信徒，公元512年差点推翻了阿纳斯塔修斯统治的竞技党*乱便是由于蓝绿两党间的宗教矛盾，在查士丁尼时代这种矛盾持续加深。
查士丁尼本人是卡尔西顿信徒，在其正式登上皇位前，他曾大力扶持蓝党，造成了两党间的失衡，绿党由此更加痛恨蓝党及查士丁尼的统治，但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皇后却是一性派信徒，她的父亲就曾是绿党的驯兽师。
虽然皇帝和皇后在信仰上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却随着查士丁尼527年加冕为皇帝而不复存在，在此之后皇帝不再偏袒蓝党，而是将整个竞技党视为君士坦丁堡安定的威胁，打击竞技党势力成了查士丁尼统治集团的重要目标。
竞技党与流氓主义的威胁查士丁尼时代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社会，整个君士坦丁堡充斥着来自于帝国各地的民众，除了占据主导的拉丁族裔外，还拥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市民，他们由不同宗教、语言和地区身份联系在一起。
例如，哥特人也有明确的群体，他们自然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可能有自己的商店和教堂。
这种多文化，多民族的氛围给君士坦丁堡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祸因，在众多向君士坦丁堡涌入的人群中除了普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包含大量的因*而逃至君士坦丁堡的难民。
这些难民由于繁重的赋税以及军队的专制被从各省赶了出来，他们挤进城市，即使他们想工作也找不到工作，由于贫困迫使人们犯罪，当局无情地介入，打击他们。
难民的大量涌入滋生了流氓主义的泛滥，他们痛恨查士丁尼政府，成为了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同时这些人也对竞技活动情有独钟，于是在这些人的加持下，竞技党的流氓属性更加彰显，在*乱发生时他们义反顾地投身到制造混乱的队伍中，在卡梅隆的研究也将这些人与英国足球流氓相提并论，在尼卡暴动的不断激化的过程中流氓主义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论去了对中亚的影响力，也无力抵抗伊斯兰文明的传播。但不管怎样，查士丁尼打击了占据西方世界的日耳曼人，尽可能多地保存了罗马帝国的遗存，这使得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向罗马教宗靠拢，间接地导致了中世纪教会的兴起。
1.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
2.艾弗尔·卡梅隆等：《剑桥古代史》第十四卷，祝宏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3.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