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波里比阿：普世历史、实用历史与罗马的兴起
波里比阿是出身上层阶级的罗马化希腊人，他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开始撰述有关罗马逐渐兴起进而支配全地中海的故事，而其写作主要是为了他的希腊同胞。波里比阿的关注焦点不可避免地放在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上，但他的历史也包括了罗马成功将权力延伸到马其顿与希腊的过程。波里比阿的描述涵盖了公元前264到前146年这段时期。而从公元前264到前241年，即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只能算是波里比阿作品的前言。波里比阿历史的核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或称“汉尼拔”战争（以迦太基将领之名命名），时间是公元前218到前202年。波里比阿是罗马将军西庇阿的朋友兼参谋，西庇阿最后在公元前146年消灭迦太基，不过那时波里比阿已返回故乡希腊。罗马兴起意味着世界政治的重心自此不可逆地从希腊、马其顿与小亚细亚转移到罗马，而波里比阿著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的同胞，罗马已掌握了世界的权柄。
波里比阿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确切日期不详）生于伯罗奔尼撒的梅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公元前167年，他与亚该亚（Archaean）地区其他的希腊贵族一起被送到罗马当人质，他在罗马逐渐受到重用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同其他著名的流亡史家，诸如修昔底德、色诺芬与后来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波里比阿因为流亡而得以从各种角度观察事物。他在晚年时返回希腊，故乡民众感谢他为希腊与罗马主人斡旋；他约在公元前118年去世，人们为了纪念，为他竖立了雕像。波里比阿不只是跨足两个世界的人物，他也和其他卓越的上古史家一样扮演着公众人物的角色——他自豪地以为，身为公众人物有助于他的历史工作。更难得的是，他的公众事业也相当成功。
乍看之下，波里比阿似乎是集各种风格于一身的史家。最明显的是，他经常认为史家的任务与方法必须既真实又实用，娱乐不在考虑之列。他效法的对象是修昔底德：他指责之前的史家菲拉克斯（Phylarchus）在叙事中夹带想象装饰，借此引发读者的同情与怜悯。波里比阿宣称：“史家不应以充满感情的描述打动读者，也不该如悲剧诗人般，试图呈现可能传达过的话语（波里比阿显然避免引用直接的言词），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精确记录实际发生之事。”（II.56）唯有做到真实，历史才能产生功用。历史是透过替代经验来学习，历史教训是从已发生的事物推论出未来行动的方针。波里比阿经常以直接对读者说话的语气进行陈述，从这点看，他反而像极了希罗多德，而非修昔底德。尽管如此，波里比阿与希罗多德的影响却大相径庭：波里比阿呈现的不是希罗多德那种令人深信不疑的对话内容，而是坚定的道德说教、耳提面命的教诲关切，这些是他在叙事中传达的不应被忽视的历史教训。
此外，在提到波里比阿“修昔底德式的”对历史功用的坚持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他所选择的主题。虽然波里比阿的作品核心是“汉尼拔”这场大战的叙事，但整体而言，他的历史作品似乎带有一种希罗多德式的广度与无所不包的野心。波里比阿既无希罗多德的史诗才华，也无希罗多德的娱乐价值，他的才气亦不及修昔底德——有谁及得上修昔底德呢？但这些均无碍于他作为两人的继承者。波里比阿曾严词批评专论性的历史，亦即只研究单一主题的历史，与普世性的历史形成对比。然而政治与军事史却占了他写作篇幅的绝大部分，而且根据的是旅行与直接或间接的目击证言。他对尺度的坚持反映出他所认定的世界变迁的样貌：当前的世界史，其中心主题就是罗马的兴起，凡是偏离这个主题的历史必然渺小而褊狭。对波里比阿而言，专论性的作家必定迫不得已诉诸文字的生动装饰以掩盖主题本质的匮乏（VII.7）。波里比阿在提到他的主题与历史的统一性时，显然借用了亚里士多德戏剧三一律的概念：“世上一切已知的领域如何、何时与为何归于罗马支配之下，这些事件应视为单一的情节与场景，有着可辨识的开场、固定的表演时间与公认的结局。”...
如同其他的上古史家，波里比阿寻求并且找到了当时“最伟大的”事件作为历史主题。但这个事件不可能是专论性的，因为对波利比阿而言，该事件的表演场是整个已知世界。它是普世的历史；这个历史类别首次被提出，但它的普遍流行还要等到很久以后，特别是中古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提出普世主题之时。
我的历史具有某种特殊性质，它关系着我们身处时代的非凡精神，而这正是我的历史主题。正如命运女神操纵着世上一切事物走上同一方向，并且迫使它们汇聚于单一而相同的目标上，史家的任务因此要以纵观全局的观点向读者呈现命运女神如何实现她的全盘计划。正是这种现象从一开始便吸引了我的注意。（I.4）
波里比阿能够写出一部以目击资料为基础的普世史，是因为他以罗马兴起成为世界的支配者为主题，而这个主题对他来说又是最近才刚发生的事件，所需的时间尺度相对较短。例如，波里比阿不同于他的接续者李维，李维也追溯罗马的兴起，但波里比阿并不尝试将叙事拉回到罗马城建立之时，而且他对这类古物研究抱持着轻蔑态度（XII.25e, i）。罗马对意大利邻邦的征服（这构成了李维作品的第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罗马与凯尔特高卢人的相遇却受到更多关注，因为波里比阿认为他们对罗马日后的世界角色是项试炼。不过，如波里比阿所强调的，罗马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过程其实相当快速，时间不到一个世纪。因此，波里比阿的历史既能在规模上做到无所不包，回溯的时间又能不超越今人的记忆范围。
波里比阿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继承者，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做了相当的简化与省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有许多后继者，远超过我们所知。有几位史家尝试延续修昔底德的历史，其中一位是色诺芬，我们曾经介绍过他。然而波里比阿只提过修昔底德一次，并且从未提到希罗多德。就一名上古史家而言，波里比阿并不吝于提及之前的史家姓名，这些人的作品早已亡佚，若不是波里比阿在作品中提到他们，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史家的存在。一如以往，波里比阿在提及这些史家时总是充满批判，有时还带着谩骂之词，尽管如此，这些说法仍相当珍贵，因为它们挖掘出一度丰富但如今已然失落的史学世界一角。虽然波里比阿对其他史家相当挑剔，但他显然知道历史写作是一份持续性的工作，就某种意义来说，它甚至是一件需要分工合作的活动：他提到，他深信自己万一在完成作品前死去，他的历史必将由其他史家接手完成。当然，这说明了波里比阿认为自己的主题伟大到让人无法忽略，但也显示他对史家社群的敬意。
波里比阿提到的前辈有蒂迈欧（Timaeus，在第十二卷有长篇讨论且不乏辱骂之词）、埃佛鲁斯（Ephorus）、菲拉克斯、提欧彭普斯（Theopompus）、阿拉图（Aratus）、菲利努斯（Philinus）与罗马史家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他们的作品如今都已亡佚，但对波里比阿而言，他们从事的史学领域是他试图开展的，他在一些事例上也明显遵循他们的做法，虽然其中带有批判。他急切地主张这些史家未能适切掌握史学的契机，唯有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开创之作：“虽然有许多史家处理孤立的战争以及相关的某些主题，但就我所知，没有人从概括与综合的角度来检视事件：事件何时发生，基于什么原因而起，如何造成最后的结果。”（I.4）我们对这些作者所知甚少，波里比阿是唯一的史料来源，一般而论，他的说法也言之成理。然而，人们很容易对上古史学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忽略了其中绝大多数的作品并未流传至今，这是为什么即使波里比阿对这些史家充满负面看法，其记录仍值得我们参考。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由于早年获得的权威与人气而流传至今，这确保了多样的抄本，使他们的作品在往后数个世纪继续流传。我们可以合理相信其内容大致仍维持原貌；无论在亚历山大还是在后来的拜占庭，上古时代的图书馆员们展现了高度的鉴赏品味。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史家则罕能维持作品完整，大部分不是亡佚，就是仅剩节录或摘要本。抄写者考虑的是读者兴趣，而非保存史料。即便是李维，身为罗马史家，波里比阿的主要对手，但他的作品也只剩下断简残编。
作品的亡佚或残存容易给我们一种过度化约与扭曲的印象，以为上古世界的历史作品之数量与种类仅仅如此。修昔底德的历史是政治与军事史的专论，是一部强而有力的作品，而且某种程度上可能贬抑了希罗多德的声誉，他对希罗多德仔细记录的民间传说缺乏兴趣。尽管如此，修昔底德的历史在上古时代并非毫无批评，也非唯一的仿效对象。即使以修昔底德的例子为根据，我们认为上古史学很少使用文献记录，但以此认定罗马史学亦是如此则过于浮夸。爱国主义、对古代罗马法的尊崇以及对家族荣耀的重视（法比乌斯·皮克托是罗马初期史家之一，也是伟大的法比乌斯家族成员），这些罗马特质只稍稍反映在希腊人对族谱、城市的建立与乡土编年史的兴趣上。稍后讨论李维及其先驱时，我们将回到这个论点进行讨论：李维作品的名称《罗马建城以来》（Ab urbe condita）清楚说明了他大胆且蓄意的反修昔底德主张。
如果我们想评估波里比阿的原创性以及他可能的学习对象，就必须了解波里比阿的前辈。我们要特别留意“普世史”这个类别，以及波里比阿之前的史家写出何种普世史。就我们的标准来看，这些史家写下的普世史，如我们讨论的希罗多德时代的爱奥尼亚史家，似乎混合了地理学、民族志、起源传说与历史，我们现在或许会称这种历史类别为“区域研究”。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地中海盆地，尤其是西地中海地区。波里比阿当然知道波斯帝国曾往东延伸到极远之地，并且以世界帝国自诩，而亚历山大帝国是它的继承者；但对他而言，亚洲的盛世早已“结束”。罗马及其往南与往东的扩张，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史。
波里比阿轻视前人的努力，认为他们（菲利努斯、法比乌斯、埃佛鲁斯与蒂迈欧）在处理西地中海与希腊的问题上，未能写出一部统一的历史，反而提出分裂无序的邻近诸国史事，缺乏有组织的主题（I.4）。其他史家也受到各种不同的轻蔑：菲拉克斯写的是生动的虚构故事，希腊史家提欧彭普斯以不庄重的语言描述马其顿的秽乱宫廷。波里比阿显然是所谓“历史的尊严”（以十八世纪英格兰的说法为例）的坚定支持者（VIII.10）。总之，之前的史家未能掌握罗马兴起的重要意义，以及这项重大事件提供的新史学契机。人们终于能有机会写出一部普世史，波里比阿的目标就在于此：“由此观之，历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的事务与亚洲和希腊的事务联结起来，所有的事件构成一个关系，并且朝向单一的目的前进。”（I.3）波里比阿的语气就像一位胸怀愿景的史家，他在当中找到了自己毕生的志业：“正如命运女神操纵着世上一切事物走上同一方向，并且迫使它们汇聚于单一而相同的目标上，史家的任务因此要以纵观全局的观点向读者呈现命运女神如何实现她的全盘计划。”（I.4）希腊人必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方能学习如何生存于罗马世界。
波里比阿说，他以罗马人首次横渡海洋（到西西里）的时刻作为开场前言。他也暗示，这么做其实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好接续蒂迈欧历史结束的时间，“也就是第一百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264—前260 年）（I.5），而波里比阿的历史开始于第一百四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220—前216 年）。波里比阿也在希腊编年史上标示出罗马在意大利建立权力的起点，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与斯巴达的式微（I.6）。罗马人坚定地与萨谟尼安人（Samnites）及凯尔特人在意大利战斗，并于公元前280年成功击退伊壁鲁斯王皮洛斯（King Pyrrhus of Epirus）的入侵而称霸意大利。之后（第二卷），波里比阿相当不寻常地探讨其他不相*主题：考察意大利北部与阿尔卑斯山南部高卢人的地理与民族。
西西里是罗马人首次与迦太基人发生冲突的地方，因此波里比阿叙事中比较详尽的部分，便以第一次布匿战争事件作为起点。他一如以往地主张自己主题的伟大，无论是布匿战争的漫长与变化无常，还是双方实力相近僵持不下。这两个国家“仍（后面提到‘日后’两字，隐约暗示波里比阿抱持着保留的看法，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加以讨论）有着未腐化的风俗与制度”且“两个国家都受到命运女神有节制的眷顾”，而这将是波里比阿的另一个主题，日后将对此再作思量（I.13）。波里比阿又说，两位被视为权威的史家法比乌斯与菲利努斯，都对罗马与迦太基抱持错误的偏见。他想纠正这些偏见：“如果历史真实遭到剥夺，我们只剩下无用的故事。”事实上，波里比阿显然紧随法比乌斯与菲比努斯的做法（I.13, 14）。虽然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构成波里比阿作品的叙事核心，但他也意识到普世史加诸的责任：“我将致力于描述一切已知世界发生的事。”（II.37）因此，波里比阿也处理希腊事务，而当时希腊正由两个敌对的城邦同盟所支配，一个是亚该亚同盟（波里比阿是亚该亚人），另一个是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罗马借由入侵伊里利亚（Illyria）
而卷入希腊事务之中，而伊利里亚当时正与埃托利亚人发生冲突。随着第二卷的终了，波里比阿完成了他的前言，并且准备进行他的伟大主题：“世上一切已知的领域如何、何时与为何归于罗马支配之下。”
我们不得不佩服波里比阿在历史事业上的野心，而且基本上他也是正确的：罗马力量的成长在当时已是明显的事实。然而我们也必须坦承，波里比阿在短时间内故意转换焦点，从希腊到马其顿，从埃及到西班牙，目的是为了完成以编年形式书写世界史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却造成断裂，并且使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头雾水。实际维持这部作品的，除了布匿战争的中心叙事外，是波里比阿的个人风格：他将精神贯注在因果、比较、构成要素、经验教训与命运影响上，并且将这些要点结合在“实用历史”的大旗之下。作为历史叙事，波里比阿作品的强项在于它对军事历史的处理，若说这是得益于某些已经亡佚的战术作品也不令人意外，而这也构成其作品的主要部分。不同于其他上古史家，波里比阿讲求精确与分析，而且让人信赖。布匿战争叙事的核心是迦太基将领汉尼拔长期入侵意大利，而波里比阿对于汉尼拔的非凡事业与卓越将才也给予崇高的敬意。
如我们所见，波里比阿遵循修昔底德的看法，反对历史写作仅是为了娱乐。例如，他严词批评菲拉克斯的叙事充满生动想象的细节：
为了激发读者的怜悯与同情，他描述妇女彼此紧挨着拉扯头发与裸露胸部，此外他也刻画了男女老少沦为囚徒时悲伤啼哭的场景。（II.56）
波里比阿是专业史家的原型，他依循严谨的历史真理之路。（想必在这条道路上，总是充满着菲拉克斯与波里比阿这两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叙述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严峻的时刻，例如汉尼拔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这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插曲（III.47—55）。波里比阿认为，舌灿莲花的史家经常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为汉尼拔喝彩，说他是伟大而富远见的将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戏剧化地描述汉尼拔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受困于艰险之中。为了破解矛盾，这些史家将神意带进“理应属于事实的历史之中”。波里比阿似乎一心想证明汉尼拔善于计算，认为他的成就完全出于人力而非神明所为。波里比阿告诉我们，他曾亲身进入阿尔卑斯山区以得到第一手的经验。不过在他陈述几个段落之后，我们看到山崩造成道路中断，驮兽掉落断崖，骡子与马匹在雪堆中动弹不得——这些全是生动的历史舞台道具。对于身为史家的波里比阿而言，这些形象的描述或许不算是一种堕落，而是一项证言，用以说明军队要翻越阿尔卑斯山，无论有无大象，一般的后勤补给都会遇上很大的困难：有时候历史就是会有生动的一面。
另一个戏剧化的时刻或许也是如此，亦即迦太基攻占他林敦，波里比阿公允地描述这个事件：内奸在城内渺无人烟的墓地（这点很不寻常，在上古时代，墓地居然是在城内）点火为号；罗马军官饮酒狂欢；在城的另一边，守卫认识的年轻男子带着一头大概是他猎得的野猪进城，他后面跟着迦太基士兵；他林敦人的恐慌与罗马人的屠*（VIII.24—30）。（李维的描述在猎捕野兽回城这个诡计上着墨较多，但欠缺戏剧性〔XXXV.8—10〕。）波里比阿无疑地也借由诡计来陈述这段攻城史事，但他将诡计与令人兴奋的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波里比阿深谙战术与武器，也明白它们对军事胜败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历史作品中以完整的章节（VI.19—42）系统而广泛地描述罗马军队的组织、战术与装备；这个歧出的主题在文艺复兴时代大受欢迎。他对相关技术细节的重视也显现在别的章节，例如在西西里海战中，他详细描述罗马人发明的攻击武器“乌鸦”，这种固定在船头的武器在战场发挥决定性的效果（I.22—23）。他也赞扬数学家阿基米德发明的精巧装置击退了围攻叙拉古的罗马军队（VIII.3—6）。（然而李维提到，当叙拉古陷落时，阿基米德正在沙上画图，一名罗马士兵*死了他。）波里比阿对罗马人遭遇北意大利凯尔特战士的描述，提供了对各种武器与战术的完善研究。罗马标枪用来对付高卢人相当有效，部分原因出在高卢人的盾牌防护不良：
高卢人使用的盾牌无法遮蔽整个身体，所以这支军队赤裸的高大身躯便成了罗马标枪的明显目标……罗马的盾牌——我该做些解释——更利于防御，他们的剑也更利于攻击，因为高卢的剑只能用来劈砍而不能用来突刺。（II.30）
高卢的剑还有容易弯曲的缺点，“除非战士们有时间以脚踩剑用力将其扳正，否则第二击根本没有*伤力”（II.33）。对军事硬件与特质的专家来说，波里比阿的描述极为详尽清楚。他对特拉西米尼（Trasimene, 公元前217 年）与坎尼（公元前216 年）这两场关键战役的描述令人信服，没有明显的夸大或装饰修辞；这两场战役是汉尼拔军队得以在意大利立足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当波里比阿如人们预期的提到将领们对士兵演说的要点时，他用的是间接的讲词。然而，一字不漏完全引用讲词的情况愈到作品末尾数量愈多，也就是波里比阿愈来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乃至于可能参与其中的时期。
波里比阿的缺点，至少对我们而言，不是过度的修辞，而是简洁。他的信条是历史必须为有用而写，他喜欢为他的战争叙事添上建议，如同对政治事务提出建言。我们必须坦承，他的看法有时是陈腐的，甚至是赘述。波里比阿要我们相信人性是不可靠的（II.7），我们不该仰赖命运女神永远的眷顾（I.35），带兵的将领若是懦夫或蠢蛋，必然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赘述的倾向可以从以下的说法得到例证，如“鲁莽、过于大胆、盲目冲动、虚荣或愚蠢的野心”都是予人有机可乘的弱点，波里比阿似乎无视于用词的选择早已决定了结果（III.81）。比较有趣且不陈腐的格言，则使人忍不住想替他冠上时代倒错的形容词：“马基雅维利式”。例如，波里比阿对于两种逆来顺受的人所做的区别，一种是屈服于环境，另一种是哀莫大于心死。后者可以信任，前者不可（III.12）。另一句格言是，胜利后的仁慈，如西庇阿的做法，才是好策略（X.36）。更庸俗的“马基雅维利式”做法，是他支持西庇阿以迷信激励士气（X.11）。波里比阿支持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做法不是偶然：这正是他赞美罗马的原因之一。
我们已经看到，对波里比阿而言，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唯有以真实为基础，才能从中提炼出经验教训——无痛的教训，不同于直接的体验——而这些教训构成了历史的用途与理由。波里比阿的作品散见许多他对史家任务的理解，但最完整的描述出现在第十二卷，可说近乎痴迷地苛评其他史家的错误，尤其是针对蒂迈欧。这些攻击令人感受到波里比阿心胸之狭窄与酸腐之学究气息，但整体而论却也呈现出当时的历史态度。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蒂迈欧饱览群书：“他忽略第一手研究，而这才是史家最重要的责任。”由于史家无法亲眼见到一切事物，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询问更多的人，并且判断对方话语的真假。然而，蒂迈欧深陷于梦想、预兆与其他迷信之中。在记下将领与政治家演说的同时，蒂迈欧已预先决定什么是该说的，并且将其组织成想象的讲词，仿佛他进行的是修辞的习作：“他既未记下实际的讲词，也未写下合乎原意的演说。”
蒂迈欧在雅典已接触过其他史家的作品，认为自己掌握了写史的材料。他属于那群经常出现于图书馆，并且埋首于回忆录与记录的史家。根据波里比阿的观点，套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蒂迈欧是“枯燥无味的学究”史家。文献史料有一定价值，但不完全适合用来书写最近事件的历史（XII.25e），因为当代的历史需要，以波里比阿的话说，“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说法”。没有经验的人，无论是文职或武事，不了解实际事务，便无法为他人指点迷津。“对于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来说，要将军事行动写得精彩是不可能的，同样的，一个从未参与政治或见识政治场面的人，不可能处理好政治主题。”（XII.25h, g）因此，文献研究对史家的重要性只能居于第三位，排在相关地志学知识与实际经验之后。蒂迈欧并未亲眼目击事件，他“比较喜欢靠他的耳朵”，而使用耳朵是比较差的方法——而蒂迈欧又以更差的方式运用他的耳朵；“要不是透过阅读，就是借由检视目击者”来学习，蒂迈欧却选择了前者（XII.27a）。（比较有趣的是，波里比阿认为阅读是透过耳朵接受信息。）波里比阿并非全然鄙视文献，例如他发现汉尼拔用来铭刻迦太基军情的铜盘：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目击证言，“我认为这份证据绝对有其价值”（III.33）。
对波里比阿而言，历史与实务经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后者造就出最好的史家，以此而论，最能从实务中学到东西的人往往深谙历史教训。波里比阿是我们所知第一位公然将历史视为政治事业训练的人，虽然他认为这是普遍的说法。他说，所有史家都相信“从最真实的意义而言，历史研究既是政治事业的教育，也是训练，要学习如何忍受命运女神的威严与摆布，方法无他，就是以他人遭受的灾难来提醒自己”（I.1）。
就其最关切的因果关系与罗马兴起这项有待解释的中心事件来看，波里比阿历史作品的两个面向“普世历史”与“实用历史”彼此并不冲突，而且还互补。唯有大尺度的比较历史，才能提供因果研究所需的比较样本，这就是穆勒（J. S. Mill）所谓的“差异法”（the method of difference）：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历史写作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思考事件的结果、事件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而这些全要从通史的角度加以辨识与理解”，光凭专论研究是办不到的（III.32）。
波里比阿比较了医疗实务的观察方法，并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际对战争的开始、理由与原因做出区别。事物的原因形塑了目的与决定，而事物的开始是将目的与决定付诸实行（III.6）。为了追溯原因，波里比阿将首要重点放在法律与制度的影响上，尤其是（以罗马的例子而言）政治体制方面，这是他整本书的核心所在（VI）。在与迦太基人艰苦的长期斗争中，罗马人的爱国主义、决心与坚定的特质受到最严厉的试炼。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最大优势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道德特质。这些特质是罗马的法律与制度培养出来的。罗马风俗是公众精神的温床，例如，为了荣耀杰出人士而举行的葬礼仪式与演说：“很难想象有比年轻人渴望赢得名声与实践美德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VI.53—54）“美德”（Virtue）总是意味着公共的美德，身为一个男人（vir）该有的特质。波里比阿提到闻名的荷累喜阿斯（Horatius）在桥上牺牲自己逐退罗马敌人的英雄故事。这段插曲也见于麦考莱（Macaulay）的《古罗马诗歌》（Lays of Ancient Rome）中；李维也提到这个故事，不过在他的叙述中，荷累喜阿斯并未身亡。这位荷累喜阿斯是独眼的荷累喜阿斯，不同于另一位普布里乌斯·荷累喜阿斯（Publius Horatius），后者的故事激励雅克——路易·大卫画了《荷累喜阿斯兄弟之誓》（TheOath of the Horatii）。如我们所见，透过公开宗教仪式来操纵迷信是波里比阿赞许的：这么做可以“让罗马团结一心”，因为群众只能以神秘的恐怖加以控制。在罗马，宗教事务被“奉为神圣，而且经常涉入公共与私人生活，其重要性无与伦比”。对波里比阿来说，信仰与仪式的引进是“古代人”明智的政治措施，现代人拒绝这些做法要甘冒很大的风险（VI.56）。
罗马在坎尼遭受汉尼拔的挫败后几乎一蹶不振。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唯有靠着罗马体制“特有的美德”，才使它得以攻克难关（III.118）。罗马体制正处于全盛时期，以波里比阿的话来说是“高贵的景观”，相反的，迦太基人的体制已处于衰颓，亦即变得更民主。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的强盛恢复期，波里比阿成为三类型政治体制观的权威，他主张三种政治体制的循环：从纯粹形式沦为腐败形式（君主制变成僭主制，贵族制变成寡头制，民主制变成暴民统治），而后改正为原先的对立形式。波里比阿认为这个循环可以借由三个要素间的均衡而中止，或至少中止一段时间，这个观点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格兰特别流行；对当时的英格兰人而言，波里比阿的观念引起他们的共鸣，亦即罗马人达成均衡不是借由论证而是借由试误（VI.10）——英格兰辉格传统不厌其烦地强调英格兰这个有别于法国的特色。
波里比阿认为，虽然罗马体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仍处于极盛期，但均衡及其伴随的腐败这两者密不可分的特征却令人忧心。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帝国还没到衰亡的时候，但罗马的体制“将会自然演化而趋于腐败”，因为“每个体制有着固有而密不可分的邪恶”（VI.9,10）。波里比阿在一段特别悲观的文字中表示，在特拉西米尼与坎尼两次惨败之前，衰败的迹象已逐渐显示在煽动的政治情势中，导致庸懦将领的上台，并且往民主元素倾斜，“这是罗马人民主化的第一步”（II.21）。
煽动群众是一种腐败与衰退的症状，它直接关联着循环理论。这两种症状还有其他比较传统的征候：奢侈，通常与异国影响有关。如同希腊人责怪波斯人，罗马人，特别是罗马初期严肃的道德家与史家监察官伽图，也责怪希腊人。波里比阿支持这个观点。当马其顿的富家大族被迁到罗马之后，奢华与夸饰就成了征服与帝国的代价（XXXI.25）。过度富足是一种危险。傲慢这个古老概念——希罗多德曾经提到，以富裕闻名的克洛伊索斯王因傲慢而失败——似乎使借由贸易与征服而致富的纯朴农业社群开始感到忧心。这种忧虑流传到十八世纪，鼓舞了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的衰亡进行描述，他的作品足以媲美比他早两千年的波里比阿；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家，特别是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史家萨拉斯特（Sallust）与李维的作品得出这样的忧虑。奢侈与贪污造成政治败坏，这项结论成为十八世纪英格兰反对言论的主要说词。同时，不出人意料的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也是波里比阿影响欧洲历史与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
波里比阿如果曾思考过罗马衰亡的原因，应该会认为罗马的衰亡不仅如他遥远的后继者所主张的，在于奢侈、腐化与体制失衡，也源自如他认为的罗马兴起的原因，亦即命运女神的摆布。我们可以确定这点，因为凡是大规模的历史发展，波里比阿必定归咎于命运女神：思考历史发展的原因一直是波里比阿的兴趣。命运女神决定而且导致罗马对世界的支配。命运女神“操纵着世上一切事物走上同一方向，并且迫使它们汇聚于单一而相同的目标上”。罗马的胜利是命运女神的杰作，她过去从未“穿戴过如此的展示品，这是我们有生之年从未见过的伟业”，也是“最卓越与值得我们思索”的一项成就（I.4）。这种描述听起来像是宗教语言，事实上，波里比阿确实将命运拟人化成女神的模样。而命运也以女神的样貌在中古时代与文艺复兴大行其道。人们很自然将波里比阿的“命运女神”当成一种神佑。然而波里比阿也提到命运女神的行事凭借的是盲目的偶然。命运女神对事件的处置完全是独断专行。命运作为一种偶然，只能在人类殚精竭虑仍无法说明时，才能当成一种解释。波里比阿说，将这类不可预见的偶然归因于“神祇或运气的影响”是合理的。但作为偶然因子的命运女神概念似乎无法计划与导致罗马兴起这么一个长期而广大的现象，罗马兴起一方面似乎不违背人类理性，因为波里比阿可以清楚说明它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似乎又违背了人类理性，波里比阿坦承，有时他认为布匿战争似乎只是险胜。我们必须做出如此的结论：波里比阿的命运女神概念本质上是矛盾的，虽然这个概念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波里比阿想指导而非吸引他的读者。他是试图运用历史使其作为日后历史学科（或更常见的说法，政治学科）基础的史家。为了建构这类学科，十八世纪的学者还特别将目光转向波里比阿。从他渴望从历史中找到中心主题，想保持相对超然与精确，想从历史中汲取有用的教训来看，波里比阿比在他之后的伟大罗马史家（萨拉斯特与李维）更接近我们的思想年代，以萨拉斯特与李维而言，他们的重点是道德，而非波里比阿所谓的实用。因此，或许在现代读者心中，波里比阿并未获得太多共鸣，我们对热情甚至烦闷投入自身时代的其他上古史家，反而更能感同身受。我们有更接近自己的历史教训指导者：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休谟、亨利·亚当斯。但波里比阿是他们的先驱。波里比阿对自身时代的中心主题——罗马的兴起，做了广大的描述，还具体表现出他的关切，这使他在史学史上一直居于显赫而特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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