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皇义
两天半的差事我1966年初中刚毕业，就遇上那段特殊时期，停课闹革命，学上不成，只有回家务农。1967年没征兵，到了第二年春天，恢复征兵，无学可上，就只有当兵这一条路了。我是长子，父亲不想让我走，在母亲的支持和我一再坚持下到了部队。当时军人政治地位高，退伍后安排工作，当两年兵回来有事干就行。
入伍后的第一站是宁夏石嘴山市河滨区五四厂，连队正在那儿制止武斗，不久又到了当时最乱的石嘴山二矿“支左”。由于派性严重存在，团在我们营部成立了*思想文艺宣传队，以演节目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大联合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充实新生力量，宣传队抽调了一些新兵，我是其中之一。
虽然我在上小学时说过快板，上中学时初识简谱、教过歌，但真正让自己演节目，总觉得不务正业。当兵嘛，是保卫祖国的，好好训练，还演什么节目。
当我背起背包到宣传队报到时，先到的战友们都已开始练基本功了。无论大家怎么练，我始终不动弹。到了第三天上午，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好，便硬着头皮找到负责宣传队的营副教导员朱士秀，说我不想干这个差事，我实在干不了。朱副教导员见我态度坚决，便无奈地说：“好吧，你回去吧！”
1969年3月，加农炮一连在石嘴山二矿支左留影
朱副教导员刚一批准，我就赶忙打起背包回连队。一路上，我心里有点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不愿宣传*思想”的政治帽子可是沉重得很，一旦上纲上线，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如果认真起来，弄不好还会给处分，说不定有被遣送回家的可能。
我刚回到连队，迎面就碰上田太珊连长。连长问我怎么啦，我说了回来的经过。连长一听，说：“噢，回来就回来呗，回班里去，好好干。”看连长说话时不在乎的神气，我扭紧的心稍松了一点。连长是山东人，很豪爽，也很重视人才，只要你干得好，他是不太计较小事的。
回班里后，平静无事，可有一天，团里的文化干事王鸿信带了几个人来连队为宣传队选人。当时虽没直接调，可安排连队在一个月内要开文艺晚会。代理排长万新亭把班长们叫来商量，非要我上一个节目。
我知道，公开拒绝肯定不行，但得想个既上又不上节目的办法。班长郭满寿对我不错，找我谈话时，我便说：“班长，我去宣传队只待了两天半就回来了，如果不在那里演却回连队演，会不会对我更不利？”
班长说：“那怎么办？”
我说：“我编一个节目，让别人演行不行？”
班长说：“排长正愁没剧本呢！”经排长点头后，我赶快给老腔填新词，用当时流行的“老两口学《毛选》”的曲调，填上“‘一对红’学门合”新词，没一天时间就交给了班长。门合同志是当时青海省军区一位副教导员，为抢救群众英勇牺牲，被中央军委授予“无限忠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我选了我们班副班长董在忠和一班新战士（我的同学）司瑞峰表演。司演老汉，董演老伴，三班新战士仝瑞法（我的同乡）二胡伴奏。演出那天，团里王干事带了几个人来，全连都观看了。董、司从未演过节目，但十分认真，结果司被选进了宣传队。
躲过了二进宣传队之关，可心里总不踏实，总怕人家翻旧账，万一自己有什么其他闪失，新账旧账一起算，问题可就大了。不好和其他人商量，可一直像块石头压在自己心里。
田连长虽是军事干部，但很重视新闻报道。他在矿上“支左”，工作很不错，上级经常表扬。连队有个业余报道组，驾驶班副班长肖振荣是组长，十分热心但效果不明显。一天，肖副班长找到我，问我想不想搞报道，我问：“报道是干啥的？”他说就是给报纸、电台投稿。我一听，傻了眼，我只念了个初中，怎么敢干这个事。他鼓励我说：“咋不敢，你能编节目，怎么不能写报道？”我一想，反正自己老担心去宣传队两天半的差事被人翻出来，先跟着学再说。
参加了连队业余报道组，每天晚上熄灯后，我们几个人都在俱乐部里讨论、写稿子。天天发，也没见上一个字。有一天，《宁夏日报》在一则综合消息中，用了我们连队一段话，肖副班长很是高兴，以此鞭策大家加倍努力。起初，肖副班长也没经过专门训练，我们走的路子基本是自己的事、套报纸上的路，模仿着写。
那段时间，“支左”的石嘴山二矿“革命”、“生产”结合得好，我便照猫画虎地写了一篇学门合的稿件，当时连个题目也没有，只是事例堆积。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堆材料，竟在1968年6月26日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头版刊登，大标题是我们连“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学门合”，最后署名是我。当我看到这张报纸时，简直晕了，心里不停地问“怎么会呢？”肖副班长带报道组的战友向我祝贺，连长、排长、班长他们都很高兴。
在半年总结（当时叫“初评”）的军人大会上，老战士史德义说：“小王能上这么大的稿子，连队历史少有，这是连队的一件喜事。”远在平凉的战友、同学闫惠来写信，说他把这篇稿子看了好几遍，连字数、标点符号都数了。一篇小稿，我受到连嘉奖一次，团政治处还专门给我奖了一套《*选集》，这在当时，奖红宝书可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
由于这篇稿子，不久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报道组，参加《宁夏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后来被连队要回当军械员兼文书，入了党，又调到师政治部报道组，入伍第三年提为干部。从提干到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每年都在报纸刊登几篇稿件，曾两度被《人民军队》报聘为特约通讯员。
由于重视新闻、写稿件，也就使自己养成了肯学习、爱思考、常动笔的习惯，观察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有了些许长进。自己也从写稿、工作研究、总结经验、撰写论文，逐步发展到编书、写书或被上级机关点名编书，不少文字在报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获奖。很自然，虽然别人不记得当年自己宣传队两天半差事的经历，可自己十分明白这是自己走上作文爱好的起点。快乐学习，快乐工作，快乐写作，这已是自己一生的习惯。
特殊年代，部队“支左”任务重，正常的训练完全无序。出于军人的本能，我所在的85加农炮一连，除抽少部分官兵“支左”外，连队还是坚持正常训练。我分在一排二班当瞄准手，其他战友羡慕的不得了。有的老兵干了好几年，还是一般炮手，训练时的课目就是开炮、收炮、挖驻锄坑。我实弹射击时打过三发炮弹，加上又在报纸上稿，令不少战友刮目相看。
老排长刘普运也当过瞄准手，一次实弹射击，由于驻锄坑不太合适，火炮后座力大，瞄准镜将他的鼻子刮破流血，他忍着疼痛坚持到实弹射击结束，现场观摩的朱宝江团长当场宣布给其记三等功一次。老排长的事迹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也暗下决心向他学习，做个过得硬的瞄准手。
我们连队的前身为21军炮兵团野炮二连，创建于解放战争时期，一班还有过“渡江英雄班”的荣誉。我们连和榴炮二连在炮兵团历史最老，我们常引以为自豪。我在连队当指导员时，曾在1975年国庆节期间，重新整理续写了连史，以激励全连为连队的光荣历史再谱新篇章。
1969年国庆节后，我调到师报道组，每团一个战士。组长赵中伟（后调《人民军队》报社当记者），带着我们学写报道。班长郝润年（实际职务是排长）负责行政管理，像老大哥一样地关心我们。
不久，*主席在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部队不当“老爷兵”，要增进“两个团结”（军民、官兵）。为了贯彻这个重要批示，全军普遍进行了野营拉练，我们几个报道员分头到下面随部队拉练，我跟随的是185团二营五连。
步兵行军不比炮兵，人家有车不用走路，步兵全靠两条腿，还背负着武器、背包和生活用具。头一天，行军安排了30公里，不少人脚上磨起了水泡。宿营后洗完脚，班长、老兵就给新兵挑水泡，然后用头发引水慢慢往外渗，防止憋破水泡后脱皮。如果脱皮，继续行军就会流血，疼痛难忍。没过几天，“泡兵”出现不少，有的还成了“重泡兵”，走路时有拐瘸的，还有用脚后跟先着地的，动作很怪异。一路行军一路歌，你帮我、我帮你，官兵关系十分融洽。
宿营后，有时住群众家里，就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夏回族群众多，我们特别注意遵守民族宗教习惯，防止和避免发生问题影响军民关系。我们还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地方进行农田基本建设，部队的所作所为在各族干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那天下午，我们从青铜峡县的一个公社出发，穿过一段山地，晚上在下一个目的地宿营。可不凑巧，刚出发不久，天便阴了下来。天越来越黑，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夜深了，疲劳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缓步前行，有的都睡着了，脚步还没停。不时听到“咣”的声音，是后边的战士碰在了前面战士背的锅、盆上，碰一下醒了，不一会儿又迷糊着走路。有的摔倒了，被战友扶起来；班长、副班长和身体好的战士身上，总是多背东西以减少其他战友的行装。
前面传来了口令：“就地宿营”，大家便七手八脚地用方雨披、雨衣搭起了帐篷。我是师里的报道员，班长把我安排在最里边，他躺在最外边。天亮了，炊事班做好饭，吹哨子开饭，大家都不想起来，太困了。
我爬出帐篷一看，哎呀，漫山皆白，下了厚厚的一层雪。山上的土有点泛红，我们的被子、垫被上都是红一块黄一块的，加上被子本身的绿、垫被的白色，和现在的迷彩图案差不多，被褥、背包带都冻得有点发硬，大家还是打起背包就出发。后来得知，是先头部队走错了路，延误了时间，师里不得不下达就地露营的命令。批评归批评，部队却经受了一次生存能力的检验，大家也丰富了一生的经历。
野营拉练的最后一个科目，是一次40公里的奔袭。那天下午，部队走出了牛首山，各班在半山腰进行野炊。捡柴的捡柴，淘米的淘米，用石头支起锅烧水，半小时吃完饭，就以班为单位奔袭。既然是奔袭，行军速度很快，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水，没有休息，一路小跑，在要求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我们班提前到达。炊事班做好了饭，烧好了烫脚水，可没几个人享用，有的干脆背包也不打开，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一个月的野营拉练，我瘦了，也筋骨了，虽然没有稿件见报，却经历了步兵生活，积累了日后动笔的营养。
编发：拂晓哨位
作者：王皇义（曾任团政委、军分区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