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气候变化成为欧美国家的一个重要议题。比如《牛津词典》将“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选为年度词汇，意为“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时代周刊》则将号召全球关注和对抗气候变化问题的16岁瑞典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选为年度人物，她也是过去92年中最年轻的当选者。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话题，气候变化当然也不例外。尤其，今年是世界地球日50周年，主题为“气候行动”。50年前，2000万人走上街头发起环境危机抗议活动，成为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公民活动；《巴黎协定》签署5周年（中国是签署国之一），到了承诺采取气候行动的节点。协定签署以来，效果并不理想，气候变化加速，未来不容乐观。
4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地球日50周年纪念活动上称，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考验，但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紧急情况，就是地球上正在发生的环境危机。“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兑现《巴黎协定》承诺方面多取得一点进展，我们如今在面对这一挑战时或许会显得从容的多”。
不过，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基础气候科学、生态、工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处理起来并非易事，需要更多思考与讨论。最近，英语世界出版了三本新书，试图推动解决气候危机。虽然完全作为行动指南有不少争议之处，但是对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危机，这些书或许可以带来一丝启发。
《我们选择的未来》
第一本是《我们选择的未来：在气候危机中幸存》（The Future We Choose: Surviving the Climate Crisis），作者是Christiana Figueres和Tom Rivett-Carnac，他们是致力于实现环境和社会变革的组织“全球乐观主义”（Global Optimism）的创始人。其中，Figueres曾在2010年至2016年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推动过《巴黎协定》的签署。
他们在《时代周刊》上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各国政府需要应对两大危机：油价*和气候危机。现在既然三场危机已经交汇，那么解决危机的道路也将如此。我们可以通过数万亿美元刺激重建清洁健康的环境，从化石燃料过渡到清洁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克服严重社会不平等，创造繁荣经济。
在《我们选择的未来》中，他们描述了人类的两种未来，一种是没有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到2050年地球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另一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碳中和、可再生的世界中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主张以决心和乐观态度直面气候危机，并告诉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和必须做什么来抵御灾难。
Christiana Figueres和Tom Rivett-Carnac觉得，多年来，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多种多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否认者会说不“相信”气候变化。特朗普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否认气候变化无异于说你不相信重力。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信仰、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它所提出的事实可测量、可验证。就像地心引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一样，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着所有人。气候变化否认者无耻地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短期经济利益，损害他们后代的长期利益。
另一个极端是那些承认科学正确性，但却对我们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任何事情而失去信心的人。每一部新的纪录片、每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每一份关于灾难的报告都会加深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和表达悲伤，但不能让它侵蚀我们勇敢动员起来改造世界的能力。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更多人了解科学并承认证据，但却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说不去考虑气候变化更容易。这很可怕，也让人不知所措。很大程度上，我们很多人把头埋在沙子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妄想生活会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虽然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也是巨大错误。
所以，他们提出了人们现在可以采取的十项行动，包括远离旧世界；面对悲伤但对未来抱有愿景；捍卫真相；将自己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超越化石燃料；植树造林；投资清洁经济；负责任地使用技术；建立性别平等、投身政治。
“长期以来，气候变化一直被误解为影响地球生存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地球将继续演化。45亿年来，它一直经历剧烈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有利人类生存。我们目前享有独特的环境条件，确实利于人类生存，但我们忘记我们知道的现代文明只有六千年历史。毫无疑问，这个星球将以改变了的形式生存下来，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在这里见证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气候变化是所有问题之源的原因。” Christiana Figueres和Tom Rivett-Carnac在《我们选择的未来》中写道。
《100%解决方案》
《100%解决方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计划》（The 100% Solution: A Plan for Solving Climate Change）的作者Solomon Goldstein-Rose非常年轻，只有26岁。但是，他早在11岁时就开始从事气候活动，于22岁当选马萨诸塞州州议会议员，改革当地能源和教育政策。现在，他是气候活动家，希望在国家和全球层面推动气候危机解决。这本书是他的经验和方案，得到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Twitter上的推荐。
他称，这本书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表明，如果我们要真正实现气候科学家和联合国的共识目标——在2050年之前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水平，我们需要有多开阔的思路。第二个目标是制定在技术和政治上都可行的框架，使其确实能100%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我希望有了具体蓝图，气候运动就能集中力量，取得更具体的成果。当然，小规模行动是必要的，必须有人去执行我在这里提出的每一个小的支柱，但是，要相信这些努力会在未来时间里全部加总，所以必须有人考虑到全面情况。这就是现在所缺失的部分，我希望这本书能使活动家和他们所选出的总统和总理们有能力成为这些全面的思考者。” Solomon Goldstein-Rose在《100%解决方案》中写道。
具体来说，他提出了行动的五大支柱，分别是部署清洁发电；使可以电气化的设备电气化；为2050年前不能电气化或未电气化的设备创造合成碳中和燃料；实施各种非能源转移，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转移；利用封存技术弥补剩余的排放，实现负排放。
Solomon Goldstein-Rose称，这个框架与各种特殊愿景、提案和法案相适应。例如，在美国，如果支持绿色新政的民主党人在2020年的选举中赢得足够多国会席位和总统职位，那么该方案将有机会实现100%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共和党参议员Lamar Alexander提出“新曼哈顿计划”建议，以及国会议员可能提出类似建议。如果能满足所有相同标准，就能提供100%的解决方案。
《纽约时报》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记者Kendra Pierre-Louis认为，虽然Solomon Goldstein-Rose提出五大减排支柱，但没有量化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的碳减排量。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承认还不存在高效技术。为了创造这些技术，他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类似于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努力。
相比《我们选择的未来》，Solomon Goldstein-Rose对全球合作抱的希望不大。更准确地说，他注意到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选择把气候危机地解决寄托于美国国内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他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不应该寄希望于说服其他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美国不可能让印度采用更昂贵的成本让最近才获得可靠能源的人重新陷入贫困。而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到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二。
所以，美国应该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并使其价格便宜到足以供所有人采用。这就需要登月式的创新项目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种心态是解决选民提出的‘中国做得不够好，我们为什么要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解药。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国内政策解决整个问题。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多，就不需要中国做很多事情。事实上，我们在这些项目上的前期投资越多，与中国相比，我们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份额就越大。” Solomon Goldstein-Rose写道。
《更多故事》
最后一本是Hope Jahren写的《更多故事：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今后何去何从》（The Story of More: How We Got to Climate Change and Where to Go from Here），可能也是三本书中普通人最容易实践建议的一本，关注人们的具体生活和消费。
据《纽约时报》，她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勾勒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家乡明尼苏达一个小镇的想法和信念。一路上，她讨论从人口增长到挪威渔业到核能的各种影响。她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将气候变化描述为与消费习惯有关的更广泛异常行为的结果。她说，这些消费习惯甚至不会让我们快乐。她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两者都解决。这一论点与最近大量的气候书籍形成对比，后者选择用事实和罪恶感打击读者。相反，她写得很精致，就像溜冰者在冰上追踪一个人时发出的沙沙声。
“早上醒来，我们离开家，然后工作、工作、工作，以保持伟大的全球采购链到位。接着，我们把刚刚完成的所有事情的40%扔进垃圾堆。我们永远也回不去那些时光。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的身体衰弱，死亡夺走我们所爱的人。一直以来，我们每天都在制造东西，目的是为了丢弃它们。”她在一个关于食品浪费的专栏中写道。
Hope Jahren是位地球生物学家，现在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任教。她以回忆录《实验室女孩》闻名，被奥巴马等人推荐，入选过《时代周刊》的百大人物。
在接受科学杂志《史密森尼》（Smithsonian）的采访中，她称，写这本书是因为自己50岁了，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是什么？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去研究了自她出生以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具体变化？
“这项研究成为我多次教授的一门课程的基础。在学期的每一周，我都会拿起粉笔，教一屋子学生描述自1970年代，也就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地球如何变化。当我完成工作时，我终于开始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自己在哪里，我们才能适时问自己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地方。现在，我看到我出生的国家在退步。它抛弃《巴黎协定》，环保局濒临解散，美国农业部状况非常糟糕。美国能源部为我的实验室研究温室气体提供十多年资助，现在该机构已关闭应对气候变化的大部分项目。美国宇航局也面临同样的压力。我在2016年离开美国，搬到挪威。因为我相信我的实验室在这里会得到更多支持，也因为我担心美国科学的未来。”Hope Jahren在《更多故事》中写道。
Hope Jahren觉得，人们首先得意识到自己的能量消耗有多大，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碳排放的减少。比如喝一杯水和一杯橙汁之间的碳排放量有什么差别？是一点点吗？重要吗？如果你要做家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会从哪方面入手？
“气候变化解决方案非常有趣。不管听起来多么疯狂，每个想法都摆在桌上。这就像一群最有才华的头脑风暴者站在好奇、大胆和有创造力的科学边缘。我对此抱有希望，因为我生活的世界环绕着勤奋、有见识和关心我的人。有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Hope Jahren对《史密森尼》说。
也许Hope Jahren对解决气候危机过于乐观，毕竟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正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所说：“全球变暖是对人类与自然界的一个主要威胁，我将用的一个比喻是，我们正在进入‘气候赌场’。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经济增长正在引起气候与地球系统不合意且危险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意想不到，而且也许是危险的后果。我们正在掷气候骰子，结果将出人意料，且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危险的。但我们刚刚进入气候赌场，还有时间全面改变，并走出来。”
当然，所有这些应对都是人类这个物种寻求生存与繁衍的意志体现，而地球本身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很难被毁灭，可能毁灭的倒是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地球日”本质上并不是关爱地球，背后其实关爱的是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