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是由许多经过挑选和修饰后所留下来的材料构成的。其中，许多声音会被大家遗忘。因此，造就历史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选择记住或遗忘哪段历史，意味着大家是站在何种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和未来。无论是主动地遗忘，还是被动地遗忘，这个过程都是塑造共同历史记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记住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抵抗失忆，是大家在面对历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二十世纪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二十世纪留给大家的遗产异常复杂和丰厚，如何处理和反思二十世纪的遗产，对于如何创造新世纪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澳大利亚作家、媒体人克莱夫·詹姆斯认为，要让自由人文主义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首先就不能放弃对于过去的记忆。
克莱夫·詹姆斯
克莱夫·詹姆斯是全才型的文化媒体人，《纽约客》曾经形容他“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他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小说、诗、散文、文艺评论、回忆录、旅行文学，还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英文，他还写歌词，作词的唱片就有五六张。他还是文学圈里的社交名流，他经常和文艺界人士在伦敦著名的酒吧里喝酒聊文学，其中就包括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此外，他在BBC里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与玛丽莲·梦露、穆罕默德·阿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各界名人畅谈。
在2007年，詹姆斯出版了自己认为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文化失忆》，此书于近期已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书中评论了100多位20世纪的代表性人物。由于詹姆斯是一个横跨多领域的文化媒体人，《文化失忆》所收集的人物，除了许多文学家之外，也会有电影、艺术、政治等各方面的名人。在书中，这些名人——从安娜·阿赫玛托娃到斯蒂芬·茨威格——按字母顺序排列。在此书中，詹姆斯有意识地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严肃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库切将《文化失忆》称为“文明的速成课程”。
詹姆斯心目中的男女才俊皆聚于此。除了对这些人物进行人物小传般的介绍之外，詹姆斯将历史、传记、评论和自己的回忆都结合在一起。詹姆斯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要塑造一个可能抵抗文化失忆的阵线。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革命、各种人道主义悲剧，都是这些男女才俊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詹姆斯认为，正是他们的创造力和这些创造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结，共同构成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站在这个立场上，詹姆斯会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书写的名人的道德缺陷，但也会称赞他们的成就，他认为他们是英雄，也是恶棍。
比如说，詹姆斯提醒道，托马斯·曼年轻时关于军国主义的想法错得可怕，他晚年的痛苦之一正在于，他活着看到了自己曾认为是不言自明、充满创造力的激情最终带来了毁灭。乔治·奥威尔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直到现实的证据说服了奥威尔。詹姆斯盛赞布莱希特的才华，但也批判他写着歌功颂德的戏剧，却把钱存在瑞士银行。詹姆斯认为，相比于写作者，人们最容易原谅音乐家。法国钢琴家科尔托是纳粹的积极合作者、告密者，但是他的音乐非常好听，所受的谴责就比较少。瓦格纳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灭绝犹太人的事情，而施特劳斯在德国时，犹太人正在成百万地死去，然而却是瓦格纳受到更多的谴责。
詹姆斯也喜欢莱妮·里芬施塔尔，虽然他批判她为纳粹做宣传，但他认为《意志的胜利》是所有人都应该观看的奇观。在詹姆斯谈到当代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希特勒时，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有一个缺陷：它的众多自由中也包括这遗忘的自由，忘记什么曾威胁过它的存在。这也是他撰写《文化失忆》的出发点，即重新建构起记忆的大厦，以抵抗文化失忆。那么，在加速遗忘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抵抗文化失忆？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文化失忆》的引言，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化失忆》，[澳] 克莱夫·詹姆斯著，丁骏 / 张楠 / 盛韵 / 冯洁音译，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原作者 | [澳]克莱夫·詹姆斯
摘编 | 徐悦东
在学术大繁荣的时代，
学问本身也成为商品
有些年轻读者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欢迎来到二十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我要说的第二点，虽然附属于第一点，却更为重要：这里有着太多的生死存亡。十九世纪是伟大的语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时代，尽管有法国大革命这个反例，“人文学科”
（Studia humanitatis）
仍然被认为是纯粹的福音。
如果说十八世纪意味着开启理性的时代，那么断头台冰冷的咔嚓声依旧在耳边回荡的十九世纪则旨在通过科学来弥补理性让人遗憾的种种缺陷。除了先知们—狄更斯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天性乐观—那些渴求哲学视野的人们很少怀疑人类知识的拓展一定会
（借用勒南的经典表述）
“催生受启蒙的人类”
（élargir la grande famille）
，从此享受数学般精确的正义。时至今日，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残酷，这一点恰恰是大家要怀疑的。勒南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的未来”
（avenir de la science）
，可以用大家的昨天做一个评估，那个科学把城市夷为平地、把无辜孩童送进毒气室的昨天：不管大家对科学还有多少不了解的地方，至少有一点大家已经领教，即科学不一定就是良善。但是在人类知识整体的某处，人文主义仍然在向大家召唤，那毕竟是证明人类应该拥有智慧的最好理由。
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微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占有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科学是罪魁之一：并非科学实际的成果，而是科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的拥趸拙劣地模仿，反倒让真正的文化遥不可及，而这种文化本应是文化学者最应该去关注的。同时这也促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拜物教，这一教派的巫医们除了晋升之路什么都不关心，将人文学科作为角逐名利之用，给那些仍然热爱自己所学之人做出了恶劣的榜样。
詹姆斯时BBC的电视节目主旨人和评论员。
学问专著成千上万地出版，然而“学问本身值得追求”这一点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问常常为恶所用，如今人们质疑它有何好处，而且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任何好处都有市价，和商品无异。人文主义没有立即能变现的用处，其“无价”
（invaluable）
也正在于此，这一信念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举步维艰，以至于望文生义为“毫无价值”
（valueless）
的意思了。事实上，越是精于世故的人越是如此。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这个新世纪得以存留，必须后继有人。这些继承者必须拥有记忆，而这个记忆的一部分与那个他们尚未出生的时代有关。
可怕啊，那个时代。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如今面对一个无辜生命被成千上万*死的时代，他们若是认为自己的父辈对一切漠不关心，那也完全情有可原；当一个人已经开始谢顶，他确实更容易满足于现状。但是，在他们的父辈长大成人的时代，无辜生命正被成百万地屠*。纳粹德国的真相是一下子敞开在世人面前的，远远打破了绝望的底线。苏联的真相是逐渐为大众所知的，但到了最终全部浮出水面的时候，带来的绝望却更为复杂深重。
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
大家的时代是一个屠*场的时代，一个角斗场的纪元。但是累加的毁灭产生了一个建设性的，甚至是有益的成果，并且独一无二。这使得大家努力反思自己过去的思考方式。至于我本人，这使我努力思考我似乎同样热爱着的所有创造领域，不管它们在所谓的文艺等级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热爱诗歌，但是布莱希特和聂鲁达这样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众多为极权力量推波助澜的天才诗人中的两位。我热爱古典音乐，但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难以形容的门格勒医生也喜欢。我热爱现代小说无所畏惧的包容性，但是《长夜行》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这部精彩的奇幻作品的作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也写出了《略施*伐》
（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
，一部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的祈祷书。考量之下，所有这些崇高的艺术活动本身都成不了非理性这一毒药的解毒剂。非理性是人类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获得生命必将贻害无穷。不那么崇高的活动就更不用提了。
我热爱流行音乐，但是只需看一眼约翰尼·罗滕就足以明白，为什么连党卫军也会不时把手下以莫须有的渎职罪名送上军事法庭，最近更是有一些说唱乐的歌词，它们与《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Horst Wessel Song”）
。
唯一的区别就是水平更差一些。我热爱体育运动，但是莱妮·里芬施塔尔也喜欢，她也证明了电影不必有任何人文主义的元素：《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
是所有人都应该观看的奇观，但没有人应该喜欢。关于喜剧——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有种观点，认为它与政治恐怖是天然的对立面。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有太多人亲眼见到莫洛托夫一面签署死刑令一面开玩笑，也有太多证据显示希特勒讲过不少好玩的笑话。如果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从未被腐蚀过，那么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
詹姆斯在自己的节目“Fame in the 20th Century”与各种名人的剪影
慢慢地，我意识到是我找错地方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一个早熟的后现代主义者，我自己也常常被批评，因为我会把诗的写作和国际汽车大奖赛的赛车放在一起讲，或者把体操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说得好像他们是雕塑家一样
（我想象自己把体操奥运冠军格雷格·洛加尼斯吓了一跳）
。这是个痛点，但痛点往往揭露出真正的要害。人文主义并非存在于单独的活动中，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结。人文主义是具体而自由的关怀，在意一切创造冲动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而创造冲动与破坏冲动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世界的丰富性。集中营的建造者可能也是某种类型的创造者—一位建筑师为了设计更好的水泥立柱来支撑通电的铁丝网而愉快地工作着，这样想象未尝不可—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人类创造冲动的出口彼此相连，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联系中得以彰显。要理解和留存这一错综复杂的联结，意味着与所有企图削弱这一联结的势力抗争到底。
《文化失忆》中有着成百上千的声音，还有更多声音虽未直接引用，但仍存在于其作者言说的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最好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所谓个体的声音：只存在个体的责任。每一名作者都代表了他关注过的表达者，即便他不赞同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如果本书中有什么内容看似不合时宜，我希望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我的语调不对，或者分寸没有把握好。辩论者的特权是去除复杂的东西，把语调统一起来。而我既想要包罗一个现代人头脑中的万千思绪，又要努力将语调统一起来。这个头脑碰巧是我自己的。心理学家可以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我最不可能了解的就是我自己的头脑。然而，以下这一点我确实是明白的：这个头脑的主人若是将繁多的兴趣约束在某个公式里，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头脑了。也许那样会舒服一些，但大家不该仅仅追求舒服，不然毁灭天使一旦归来，大家就会束手无策。
极权主义并没有终结。它的残滓还在，其中有些甚至更加贻害无穷，因为它们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在大家自己的国境之内同样存在。自由民主理应得胜，以前如此，现今亦如此——《文化失忆》的一个目的是击退任何针对这一观点的怀疑—但“自由民主”这个词组里面的两个词都有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可能：第一个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徒提供灵感，第二个则会挑动僵化教条的平等主义者的神经。对大家这个以多元为傲的自由社会而言，无论自内还是自外，普洛克拉斯式的敌人迟早会出现，有时他们只是在大学里鼓吹反启蒙主义，其他时候则驾着大家的客机撞向世贸大厦。他们所憎恨的是文明生活令人晕眩的复杂性，如果大家也有同样的反感，那就很难为之辩护。大家不应该这样。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珍视。如果这种复杂性无法被划归到让人满意的格子里，大家反倒应该为此振奋：若可以归类，那就不是人类的作品了。
2006年，詹姆斯在白金汉宫被英国女王接见。
历史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适合做艺术爱好者的时代。莫扎特只听过很少的巴赫，大家却能听到他们俩全部的作品。勃拉姆斯对《卡门》五体投地，看了二十次演出，也不得不掏了二十次票钱。马奈从未在一个地方看过自己全部的作品；大家可以。当达尔塞·巴塞尔在伦敦柯芬园剧院跳舞时，下一个达尔塞·巴塞尔可以远在澳大利亚的爱丽斯泉观看她的表演。科技不仅给了大家一个持久的当下，还为这个当下配备了永恒的家当。如果大家愿意，可以把自己包裹进一种新的狭隘主义，其冥顽不化胜过历朝历代。这个世界的通用语是英语，不是因为它曾是大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因为它现在是美国文化霸权的语言。
大家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把全世界看作一部配音电影，连字幕都不用担心。但凡有心，大家甚至可以品味异国语言的风味：另一个网页上就有译文，轻轻一触即可呈现。大家足不出户便能成为世界公民。如果这样的描述过于静态，也可以说，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地旅行。世界随时张开双臂，它的果实任由大家品尝，上面还裹着保鲜膜，以达到大家的卫生标准。格雷欣法则有了一条对偶法则，劣币吸引良币：英国足球流氓中也有人会唱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干一份实际的工作，挣一份体面的工资，把闲暇时间花在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上，这是多么值得渴望羡慕的生活啊。可以欣赏的东西太多了，全都唾手可得。大家似乎真的可以去看、去听、去读一切重要的作品。不久之前，这还是谁都别想做到的—就连埃贡·弗里德尔都不行，而他一度以维也纳第一消息灵通人士著称。在那个挤满博识者的城市里，弗里德尔是博识者中的博识者。
“需要一种世界人文主义”
《文化失忆》所提倡的——我希望也是它所代表的—是某种在这个时代太难得到满足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可以容忍的，只除了一样东西：安稳。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世贸中心被撞之后说：西方人文主义是不够的，大家需要一种世界人文主义。我赞同。问题是如何实现它。我的观点是，除非大家大大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不再仅仅把教养当作装点生活的门面以便让追逐野心的行为看上去更加文明，否则世界人文主义就是不可能的。已故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他怀念一种世界文化。他所说的世界文化可不是每个人都住在瑞士就能达到的。
意识形态分子认为他们理解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具有一个形态，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个可以加入的方向。……年轻读者们会在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故事，也会试图说服自己不重蹈覆辙。但是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就得多去了解（而非减少了解）。而多去了解的开端恰恰在于意识到一点：有太多事情是无法被理解的。本书目的就在于此。它不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而恰恰是我所欠缺的能力的见证。普鲁斯特说过，“那漫长的从大家个体生命中的出逃，大家称之为博学。”博学本身没有什么错：大家又不会因博学溺亡，更何况普鲁斯特自己就写下了或许是所有法语文学中最博学的一部作品。本书也不仅仅是记录我学到了什么。它同样暗示了我没有学到什么，如今可能再也学不到了，因为为时已晚。在书店里翻动这些书页的学者们会看到许多奇怪的名字，可能会因此印象深刻。但是让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所有那些找不到的名字。若不是因为害怕我所读的东西很快会消失，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去做笔记：这害怕实在是有道理的。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曾经说过，大家装在大脑中的是某个作家的全体：一份“合成的引言”
（composite quotation）
。但我之所以还知道别雷那样说过，仅仅是因为我将它记了下来。
克莱夫·詹姆斯
无论大家说什么，终究是基于早已被说过的话。在《文化失忆》中，大家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大家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不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他们都佩戴着标有姓名的胸牌，以免互相认不出。有一些是老相识，却不愿搭话。托马斯·曼的膝盖上趴着他那条正坏脾气地咻咻喘气的小狗，他跟布莱希特一句话都不想说。萨特一心想避开索尔仁尼琴。卡夫卡告诉普契尼，1909年意大利布雷希亚的飞行展上他本来想跟普契尼打招呼的，但还是太害羞了。纳博科夫告诉巴甫洛娃，他永远忘不了和她共舞的那一曲华尔兹。叶芝没能说服维特根斯坦看到“神秘玫瑰”的重要性。房间的每一处都有好戏。斯特拉文斯基站在钢琴边，他不相信艾灵顿公爵是在即兴表演。罗伯特·洛威尔把弗洛伊德逼到一角说，他—洛威尔本人—陷入抑郁时就会想象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洛伊德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含糊其辞地说，希特勒可不太会花时间想象自己是罗伯特·洛威尔。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她风华绝代的模样，犹如迈着猫步的模特，长着失意拳击手的鼻子，她对俊美已极的托尼·柯蒂斯发起攻势，后者的模样一如他在《成功的滋味》中所扮演的西德尼·法尔科。柯蒂斯看起来被吓到了。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对头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倒是欢欣不已的样子，她遇见了阿尔贝·加缪：即便是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加缪也会不由自主地展露魅力，这种态度让娜杰日达心生疑虑，但她对加缪的观点总归是赞许的。
并非所有人都来自二十世纪。有些人被邀请是因为他们说过颇有先见之明的话，或至少有些预见力。海涅和瓦格纳相处得比尼采想象中好多了：谁也没有去掐对方的脖子。孟德斯鸠在塔列朗面前正努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一场化装派对，但“本色登场”意味着塔西佗会穿着罗马长袍，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则是一身修女装。十七世纪西班牙语世界的大美女胡安娜·伊内斯，长相酷似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塔西佗似乎很为她着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塔西佗从来不是逗乐高手，但还是跟伊内斯讲起了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读者们在本书中也会读到这个故事。塔西佗觉得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故事。但大家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将会重演上百万次。
上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文化失忆》的引言，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李永博
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