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年都过年，可不同的年龄，关于过年的记忆并不一样。但总体而言，每个人童年时过年的记忆，都是印象最深刻的。对于“60后”们来说，他们童年过年的记忆主要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的胶东农村，是如何过年的呢？下面就听听烟台栖霞“60后”农村作家北芳，讲述她“童年的年”。）
以下是正文——
迈进腊月门，就像是“芝麻开门”的口令打开了山洞的大门，我趴在洞口不停地张望，里面闪闪发光的财宝在向我招手……只要一听见爆竹响，我的心就悬在半空莫名其妙地欢欣着；坐在教室里一拿起课本，我就想朗诵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的诗句；一望见奶奶坐在炕上拿着小剪刻窗花，我就美好得想捂着胸口在炕上打两个滚；一闻见炸干酪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忽闪着胳膊转圈跳一阵舞；一看见饽饽上的那个红点，我就想在我和弟弟妹妹的脑门上都点上一个喜庆的标志；一见到集市上的杨柳青年画，我就恨不得都印在脑子里，回家在本子上复制下来，用蜡笔涂上大红大绿的俗世之美；一见到老师给全村写春联，我就有一种浓烈的大俗和清新的大雅在心头水乳交融；一看见母亲给做的噌新的袄裤，我就开始掰着手指掐新年倒计时，不时打开大柜的门去看那个红白相间的方块格子袄……
这是童年的年、少年的年，年年重复的心情，是真正的轰轰烈烈、欢天喜地的幸福和激动。小孩走进腊月，像诗歌遭遇人间四月天，桃花梨花遭遇杨柳春风，绵绵密密的喜悦一直盛开到正月；像用红线串起来的财源滚滚连年有余之类的春联上的祝福成语，当成项链挂在脖颈上喜气洋洋，吉祥福气的光芒让每个人在俗世的烟火中沉浸在巨大的节日欢乐中。
我的新年欢乐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记事起开始的，年尚未来临，年将要来临，麦子在粉碎机里唱着欢快的歌，钱在父亲的衣兜里计划着，捻辗着，时间在孩子的手指间掐着、数着、算着……
七十年代初，一进腊月门，碾子、磨、小毛驴和婆娘们都就进入忙年的快进节奏。小麦、豆子、地瓜干等要经过碾子轧、磨推等工序推出面粉来，队上的小毛驴被破布捂着眼睛，以碾轴为中心，绕着碾盘每天原地转圈不知多少里，为家家户户轧出过年的米面来。后来很快村里买了发电机、粉碎机，自己发电粉碎小麦、玉米、地瓜干等，婆娘们背着淘好的小麦只需去机器屋排队粉就行了，碾子和磨慢慢闲置起来直到如今退出历史的舞台。
蒸饽饽的面粉准备好了，就开始抽空赶集置办年货了。穷家薄业的年货极其简单，我伸出手来就可以数出来：一挂一百头的红色的小鞭，小鞭细得没有筷子粗；我们姊妹三个除夕之夜拆开每人分33个，多出一个是弟弟的。每人一双新袜子，是唯一买的成品的穿戴。过年一捆老芹菜，我爹就知道买老芹菜，年年如此，因为这是最便宜的菜。正月来客，一般是两盘菜：大白菜炒豆腐干，炒放点肉星星的老芹菜。集市上有小磨推茴香花椒面的，那人边磨边唱：“白菜心，包饺囤，佐上我这个五香面，吃个好口味。”我爹兜里没有几个钱，围着五香面转了两圈，狠心掏出五毛钱买二两，人家高兴地又唱：“跺跺脚，狠狠心，给大兄弟赘上有半斤！”等过年我妈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着“红梅花儿开”，一边拌大白菜饺子馅的时候，放了咸盐，再放点五香面，搅一搅，茴香的味道立马就冲进鼻孔，我隔炕上就闻见。
过了腊八，瞅个暖和天，就开始打扫家里的灰尘了。打扫屋子太麻烦，除了大柜小柜，其他零碎物件得全部搬到院子里，用笤帚把没有天棚的屋顶上的灰都扫下来，把墙角的蜘蛛网都勾碎了，蜘蛛溜溜往大柜后面拱，等过年扫除运动一过，又出来织网糊口。
我妈把家里的灰尘打扫一遍，再把院子里的物件搬进屋里各就各位，用抹布排头擦拭一遍，累得腰酸腿痛，得一整天有时也打扫不完。我从来没帮助我妈打扫，过小年前打扫，我还上学，小年后打扫，我放寒假了，就跑出去到别人家里不是看小画册就是看大奶奶刻窗染花。
我每年都问那个不吝啬的大奶奶要几棵窗染花，用稍透明的纸把样子复印下来，自己也刻，但是调色总是赶不上大奶奶染的好看。待到我妈把棂窗糊上之后，在年前我会把窗染花贴着窗上，那个大俗的老婆花的颜色，成为我无法言喻的心头好。窗染花的色彩和工笔特点与杨柳青年画有些相似，多年之后，每当看到喜庆人家结婚做的花饽饽，我就忽然想起那些植入心底的窗染花和杨柳青年画，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民间的情结；只有窗染花，才是过年才绽开的最美丽的花。
过年一般很少买鱼，后来条件稍好，能买二斤刀鱼，数九寒天一般挂在草棚里。如果天气暖和，不下雪，怎么储存年货呢？任何时候都得佩服劳动人民脑洞大开的智慧，人们去河里砸些冰块来家，用泥盆盛着，放在草棚里阴凉处，把刀鱼和怕坏的年货放在冰块中，这不就是自制的冰箱吗？年三十晚上，炸完面鱼炸干酪，再炸刀鱼。正月里我们几乎捞不着吃香喷喷的炸刀鱼，来了客，炒了大白菜，再拿三四块刀鱼放白菜上面，咕嘟一阵，叫着烩刀鱼，大白菜就沾了刀鱼的光，客人吃饱了，我们才能去咂摸那点鱼腥味。
腊月二十二日队里*年猪，有时十八、九就开始*猪。那时每个人分2斤肉票，割猪肉得凭票，那时我家的条件不好，钱自然得好好算计花。所以我小时候，有时过年一斤猪肉也不买，那么我家的肉票就作废了，村里许多人到我家来要肉票：“您家不割肉，把肉票给俺吧，俺家割八斤肉吃也不够。”但是没有一人说我借几块钱给你，你去买斤肉过年吧。我家的肉票都这样给了别人。没有猪肉我们照样过年，我爹和老抠叔去水塘里捞冬眠的蛤蟆，扒了皮打冻吃，好多年我们用蛤蟆开洋荤。
后来日子渐好，能买起猪肉了，有时还能买个小猪头，都挂在草棚或厢房的与正房的屋檐天沟处。一个正月，来客就拿下来切一点炒菜。赶上“冬在头”，过年时就“七九八九，满河看柳”了，肉很快就长白璞黏了，于是便用开水煮，用盐腌起来。
做饽饽是一件大事，有的小年前就做好了，有的小年后做。枣饽饽是留着当成贡品在年三十摆上供桌的，还有两个做成元宝形状的“发子”饽饽留着除夕给祖宗烧纸钱时放在里面烧（意味发子孙），然后留着正月十六大庄稼会的时候熥着吃。做头顶上顶着个小头的饽饽要做很多，我们叫做“桃饽饽”，留着正月出门时每家亲戚给留下一个，来客时，也熥桃饽饽吃。
我妈是勤俭节约的巧手，她会把麦子粉出的面做出体面的花样来。小麦粉的第一遍是雪白的头麸面，粉三四遍后剩下的叫黑面。做饽饽时，发一盆白面，一盆黑面。头麸面做枣饽饽，做十几个雪白的桃饽饽留着走亲戚、给客人吃。然后把黑面团成鹅蛋大的圆球放一排，再把白面擀成饼，用白面把黑面包起来，做成桃饽饽冒充富有。蒸熟后要分别放在两个纸秧缸里，走亲戚和来客时别搞错了。亲戚吃的是白面的，我们吃的是夹心的，那个纯白面的，我们是绝不敢动的。有一次来客，客人掰开的是夹心的，我妈眼疾手快急忙夺下来，红着脸打哈哈去换一个白面的给客人。年夜饭的饺子，我们吃有肉的白面饺子，我妈吃没有肉的黑面饺子，她说小时候吃死猪肉吃伤了，就一辈子不吃肉。黑面饺子包不住有汤的白菜馅，在锅里一煮，大都张开了口向外吐菜，像熬一锅渣，我妈会说吉利话：“挣了，挣的不少来，明年有钱花。”
蒸完饽饽后，接着就开始包包子、包年糕、蒸掺了白面和糖精的玉米面发糕，我们叫“祺耧”的发音；一直忙到年三十晚上，我们在炕上分小鞭，准备扎辫子的绸布，爹妈在灶间炸干酪，当然后来条件好了就炸面鱼，炸炸粿；炸粿是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调的，不过很好吃。干酪是正月间用来当点心招待客人的，客人来了，先喝茶水，吃干酪和大粿。而所谓的干酪就是用油和白糖调和的发面，做成各种花样的小点心，在油里炸，捞出来后马上洒上白糖，那是小时候最好吃的东西，我们叫干酪。后来看见书上有篇童话，有个干酪国王，我马上就想起是不是我吃的干酪成精了，于是我就在弟妹面前自称是干酪国王，妹妹叫茄子公主，弟弟叫大声嚷嚷王子，我们家的猫咪狗咪鸡鸭猪全是童话书里的名字。
那时集体时代生产队干活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放工，忙年的那些事都是每家大人挤时间*，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准备的，好多人自我安慰：“人家过年，咱也过年，人家放两个爆竹，咱放两个鞭。”不过那时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冬腊月的晚上，很多人踏着咯吱咯吱的大雪到学校里排练样板戏或吕剧、京剧，连我也几乎天天晚上跟着我爹去学校凑热闹。待到正月间，就开始各村进行大串联演出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家门口看大戏。
生活条件是渐渐好起来的，后来我每年过年都做两大笸箩饽饽年糕包子之类的好吃的，结果吃到二月也吃不完。家家冰箱里的鱼肉盛不下，用大铁盆扣着埋在院子里的雪堆里，用绳子穿起来挂在房檐下。买面全是一等面粉，哪里还看见黑面！但是现在城里人置办再多的年货，很多人过年也不在家里吃饭，连做顿饭都嫌麻烦，去饭店包一桌痛快地吃一顿。
舌尖上的年味越来越浓，浓得人“三高”、厌食，精神腻，而心里的年味却越来越淡，淡得只好逃到记忆里去寻找曾经的拥有。
似乎只有小时候的年，才是真正盼望中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