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第81届雨果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雨果奖（Hugo Awards）是科幻文学界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获奖作品由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的成员投票选出。今年10月，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办，届时也会公布获奖结果。这是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本次提名得到了国内科幻读者的空前关注和热情参与。在入围名单中有不少中文作品。自从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第一部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雨果奖创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科幻作家，越来越多中国作品受到关注。
今年，深圳作家海漄的《时空画师》入围了本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是这个类别里唯一一篇中文作品。海漄一直尝试探寻中国历史中更多的科幻性。他在历史典籍的片言只字当中，看到了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唐代将领郭昕、北宋画师王希孟、近代实业家谢缵泰……都被他引入科幻世界。他将历史考据与科幻想象结合在一起，寻找着现实与幻想的交汇点，并在这个交汇点上，打造出了一个个独特的幻想乡。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幻总是关于未来。科幻作家宝树在《科幻中的中国历史》一书中写道：“如果科幻就是关于崭新未来的叙事，那么看上去和早已沉入过去的历史就脱离了关系。在中国似乎更是如此：科幻小说中的未来，无论是在科技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都来自‘先进的’西方，和传统中国社会之间存在根本的断裂。”自一百多年前，鲁迅和梁启超等人将科幻引进国内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幻都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幻是唤醒国人的警世寓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一直是作为科普文学存在的。这也就导致了，时至今日，国内科幻的主流类型，仍然是有着很多技术细节描写的所谓“硬科幻”。
但在主流之外，也有很多国内的科幻作者尝试创作不同风格的科幻作品。这其中最为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钱莉芳的历史长篇科幻小说《天意》。这部以韩信为主角的长篇科幻小说，成功地将中国历史与科幻结合在了一起，当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宝树认为，“科幻中蕴含着更广大更深远的可能性。它仿佛双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来也回望过去。与其说科幻所想象的是科技本身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其所依托的世界观所揭示出来的诸多神奇世界，这些世界无法被限制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上，而必然向无垠时空的深处延展。当人们投入一种崭新的未来时，必然会带着他们的整个历史，在这种冲击下，历史想象的新颖可能才得以浮现。”
海漄的《时空画师》，从故宫博物院闭馆日惊现“幻影”开始，将历史、推理、科幻相结合，追溯了一幅虚构的名画创作以及“当时”的朝野权力斗争故事。这部作品与他之前发表的《血灾》和《龙骸》属于同一系列，都是在并不彻底架空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重构、解析某段历史背后的故事，以此展现历史的恢宏与个人的渺小，营造如纪录片一般的真实感和惊奇感。历史科幻与一般穿越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穿越”从未被当成理所当然、无须深究的前提，而是必须被严肃地对待。只要涉及时间旅行，就要考虑各种悖论和改变历史的后果。
在雨果奖入围名单揭晓之后，我们专访科幻作家海漄，走进他的科幻历史世界。
海漄，现居深圳，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资深科幻迷、纪录片爱好者。现有作品发表于《银河边缘》《科幻世界》《科幻立方》《中华文学选刊》《今古传奇·故事月末》等刊物，曾获得冷湖奖中篇二等奖，提名银河奖最佳短篇奖。
画《千里江山图》的神秘少年
新京报：《时空画师》入围了今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可否谈下这篇创作的缘起？
海漄：这篇的创作灵感源于央视节目《国家宝藏》。其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王希孟所画的《千里江山图》。根据画末题跋，作者作此画时年仅十八岁。这位名为“希孟”的天才少年，何德何能竟得于书画一途自号“天下一人”的宋徽宗亲自指点？他又师承何处，未及弱冠便有如此功力？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翻阅相关资料。
《千里江山图》局部，水岸廊桥。
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惊艳绝伦的开场竟是绝唱，此后“希孟”便从史籍中消失了。身怀旷世之才的他为何就此沉寂？他的结局如何？随着查阅的资料越来越多，我发现希孟的人生好似一个木偶，每个关键节点背后都隐隐透出权相蔡京的身影。希孟、宋徽宗、蔡京，他们三人有怎样的纠葛，希孟陨落的真相是不是就隐藏其中？
回到画作本身，根据相关考证，画作中不少景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却分布在全国各地，并无轨迹规律可循。作画之前，希孟想必已经在宫廷画院中经过了长期的学习，那么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中，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希孟可能在少年之时便饱览大宋山河吗？
《千里江山图》局部，主峰。
或许是一个科幻作者的自觉，我想到了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中模糊时间与空间界限的外星生物七肢桶。也许，我能借助科幻的力量，为这位少年天才续上一段没有遗憾的人生？于是，这个故事慢慢有了雏形。而在希孟身后的另一位宫廷画家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历经苦难后仍然热爱生活，在幻梦与俗世中悠然自如的洒脱。想必希孟会对这样的安排满意吧？而这是否也是忙忙碌碌的我们所求而不得的呢？
新京报：能发现史料中隐藏的“疑点”，可谓是非常“考据派”了。你是何时开始科幻创作的？有没有一个触发你写作的契机？
海漄：很早以前，我就自诩为一名老资格的科幻迷。小时候，作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如何安顿我的假期是令父母最为头痛的事。直到他们发现我可以在新华书店津津有味待上一整天时，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老家小城的新华书店足有三层，每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很多时候，我找到一本书，在那里坐上一天，直到黄昏时抬起头来，看着夕阳透过玻璃，眼睛有些朦胧，突然就觉得平淡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在那里，我读到了《海底两万里》《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这些也是我在科幻上最早的启蒙。
很多年后，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到那座小城，在我眼中它已经变得衰败和破旧，哪怕是簇新的沿江风光带也似乎与它的内核格格不入。但那家新华书店还在那里，我莫名地走了进去，一层已经被改造成了文具商铺，二层全是辅导班，只有在三层的一个角落里还摆放着一些教辅书。回不去的故乡，能带走的只有记忆片段。当然那时看书，对“科幻”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很难说与我今后对科幻的兴趣有什么关联，但至少，它让我习惯孤独。这或许是我们那代工矿独生子女的普遍记忆，但我幸运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并在其中自得其乐。
上了初中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同学手中有一本《科幻世界》，借来一看，立即被潘海天的《饿塔》所震撼，从此开始一期不落地购买。通过这一本本杂志，我读到了《吞食者》《朝闻道》《替天行道》《伊俄卡斯达》等等作品。大刘曾在《球状闪电》中，借陈博士父亲之口说出“幸福的人生，在于迷上了某样东西”。那时，我相信我找到了。
《科幻世界精选集2021》，姚海军 编，科幻世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5月。
印象中第一次写作应在2011年左右，正是大学挥洒的新鲜劲过去，还没来得及回味，又即将步入社会的茫然期。找工作还是留校？异地或分手？当时许多细微纠结的心理直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提笔那一瞬间的记忆好像被删除了，只记得仅用两天那篇幼稚的小说就完成了。或许在潜意识里，我也希望用坚持多年的爱好和自己的青葱岁月做个告别吧。
毕业后忙于工作，一度远离了科幻。但当2016年机缘巧合再次提笔时，我发现那股热爱仍未冷却。宇宙很大，生活更大，但我们总会有缘再见。这便是我与科幻的缘起，离别以及重逢了。
新京报：不光是《时空画师》，还有《龙骸》《走蛟》《尽化塔》等，你的这些科幻创作大多涉及历史和传说，为什么热衷于这一题材的科幻创作？
海漄：大学时我一度沉迷纪录片和历史片。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孔明长叹：“悠悠苍天，何薄于我！”任何人，居于历史中都是渺小的，在悲剧化的真相前更是无力的。但这并不妨碍一代代英雄，一个个平民百姓闪烁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这便是文明存在的意义。而这也构成了我写作的动机之一，创造一个个恍若纪录片般真实，历史般厚重，但又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用其中角色的挣扎和反抗来体现人类的勇气。
寻找幻想与历史的巧合
新京报：在你来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宗教神话等叙事样式与科幻文学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它们彼此之间又有哪些鲜明的差异？作为以历史-神话为主要创作题材的科幻作家，你是如何尝试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
海漄：毫无疑问，幻想是它们之间的纽带。对于文学样式的分类和区别，我一直提不起争辩的兴致，简单地分为“虚构”和“非虚构”倒是甚合我意。在写作中，在幻想之外我力求真实，不可避免地要搜寻和查找大量资料。用最冷静的文字浓缩的山河变色，日月更替便是历史了，它本身就是极为精彩和丰富的，我发现，只要翻找的材料足够多，总可以在其中找到一星半点与脑海中故事不谋而合的交汇点。很多时候，寻找这种巧合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我一篇小说逐步构建起框架的过程。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新京报：在之前的访谈中，你提到过“科幻”与传说故事的亲缘关系，即二者都存在着“幻”的一面。在你的创作中，不时出现以某种科学原理为历史传说或野史故事“祛魅”的情节，你认为这种“祛魅”会对科幻与传说故事中都有的所谓“幻”的性质造成冲击吗？
海漄：当然不会。我搜集过一些大部头的神话传说和志怪故事集。这类书通常是学术背景深厚的专家组织编写的，原文后往往还附有解说。专家的赏析自然是高妙的，唯一让我不满的是，神话也好，志怪也好，最后的剖析总会不可避免地拔高起来。“体现了某某精神”“歌颂了某某”，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但我更愿意简单直白地赞叹一句古人精彩绝伦的想象力。
在谈及恐怖小说时，乔治·马丁曾言：“若无光明，何来黑暗，若无美丽，恐怖亦毫无意义。”神话与传说的“祛魅”正与之相似，如果没有对未知的好奇和幻想（即使它可能是错误的），又何来对真知与科学的追求呢？所谓“祛魅”，不过是人类不断满足自己好奇心，为自己讲述的一个又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只要那份好奇还存在，幻想就永远不会消失。
新京报：你对作为故事背景的历史时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特殊偏好？在之前的作品中，你曾经选择过中晚唐、晚清等历史时段的传说故事进行改写。
海漄：这倒没有，目前我写过的小说，涉及唐、宋、明、清、民国。今后我还会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历史时期寻找素材。
新京报：在上世纪90年代刊载于《科幻世界》杂志的经典中短篇科幻作品中，你是否关注到出现过大量历史-神话题材？你认为你的作品与那些作品有什么差异，你的关注点和创作动力是否有变化？
海漄：是，在那一时期曾集中出现过一批历史-神话题材的科幻作品。那时的作品类型非常纯粹，大部分都脱胎于“故事新编”，即用现代科技对古代神话传说或是离奇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如今，钱莉芳、张冉等作者已经不仅仅止步于此了，我们更希望在其中看到“人”的意义和作用。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新京报：“中国历史科幻绝不只是把本国的历史作为探险的异域，而也将其视为自身的故乡，寻找着与自身的血脉联系。” 宝树把中国历史题材的科幻作品分了三大类：“秘史”、 “别史”、 “错史”，不知道你怎么看？
海漄：历史科幻是个矛盾的产物。很多时候，历史代表的是“过去”。但事实上，它是动态，缓慢而滚滚向前的。某种意义上，历史科幻不是为了寻找一块新异域去探险，而是从这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中重拾那些可以打动我们，打动全人类的东西。它是过去的，但面对的却是未来。
宝树的分类，放在中国科幻是适用的，在世界科幻中同样如此。只是相较而言，我们的历史科幻更多偏向于“秘史”和“别史”，我理解的是对已知历史不进行大规模的重塑，而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演绎。
国外历史科幻，比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的代表作之一《城堡里的男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即所谓“错史”，历史已被彻底颠覆了，二战的结局变成了美国被德国打败。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和我们文化惊人的传承长度有关。
《科幻中的中国历史》，宝树 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
有形与无形的本土资源
新京报：今年世界科幻大会终于来到中国。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幻研究者将科幻文学视作一种“世界文学”，中国科幻本身也在一步步破圈而出，走向世界。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无必要关注、吸收、转化、吸纳、改写所谓“中国资源”？如果这是必要的话，你认为所谓“中国资源”应该是指什么？
海漄：很有必要。民族历史与神话传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地方性”的，我在创作过程中时常会有类似“世界性”与“民族性”或“地方性”的碰撞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龙骸》，这是一个在中国背景下讲述的关于飞艇的故事。为了让历史上本无交集的两位主人公相遇，我改造出了一个完全属于东方文化的怪兽，并试图赋予它全新的、科幻化的意义。虽然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关于中国的，但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是可以为所有人类所理解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资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例如共享同一个世界设定的《时空画师》《血灾》和《尽化塔》，我写了很多关于文物保护的故事。这些文物，如古画、古建筑是有形的“中国资源”，承载许多可能发生的“故事”。而它们背后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无论是故宫修复师还是应县木塔的研究人员，其身上的精神风骨：坚守、奉献、勇气，都是无形的“中国资源”，值得被传承，被传唱。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剧照。
另外，我注意到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科幻创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科幻创作，几乎都展现出吸纳本土文化资源的特征，比如用科幻设定重写国家的史诗、神话，重新解读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这些在非洲、东南亚的作品里都有迹可循。所以，在不断拓展的想象力边界上，把“民族资源”转化为“世界故事”，是科幻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的重要命题。
新京报：我注意到，“龙”是你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龙骸》《走蛟》，用科学原理解释龙的生理特性可谓耳目一新。“龙”对你个人而言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海漄：在小学图书室，我曾经看过一本奇书《龙：一种未明生物》，作者马小星。现在想来，其中很多论述及推导过程颇有跳跃和不严谨的地方，但正如我一直强调的，好奇心是一切的源泉，这部作品对我的影响可谓巨大。
前几年，《龙骸》发表后，马小星老师还曾为之写过一篇评论，当时马老师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太好了，但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那份往往只属于年轻人的朝气和热忱。而再次听到马老师的信息，已是他辞世……我想，自己所有关于龙的小说，都是对他的致敬。另外，看过马老师作品的还有另一位科幻作者分形橙子，我们因为这本书成了朋友，现在也正在共同创作一部关于龙的长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大家见面。
特约采访/范轶伦 童博轩
编辑/荷花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