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明
《镜花缘》是一部推陈出新之作。它利用《山海经》记述的海外国度为外壳，又揉进作者的丰富想象，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镜花缘》大量使用了古籍文献的资料。
其一，《镜花缘》描写充满丰富想象的海外幻境，借用了《山海经》等历史典籍的记述。比如《镜花缘》里的大人国、黑齿国、毛民国、劳民国等，都是来自《山海经·海外东经》：
“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毛民之国在其北，为人身生毛”。“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
《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结胸部、羽民、不死、岐舌、周绕、长臂等国。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巫咸、女子、轩辕、白民等国。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深目、无肠、聂耳、歧踵等国。这些海外诸国，不只命名，其主要形象也是来自《山海经》。
李汝珍真是一位博学君子。不只每方面的知识都有兴趣研究，而日把握得很透，其中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复《山海经》这样充满奇幻色彩的书，虽然大家一直把它作为重要典籍看，但好多人不敢多谈，感觉那都是虚幻的、无法考证的且有些奇奇怪怪的，就连司马迁都不愿更多地引用它。李汝珍却喜欢正视它，并从这部书中，进一步演绎出一大部小说，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镜花缘》采用《山海经》的奇幻体系，充分利用历史上既有的说法与形象，无形之中推动了人们对古代典籍的再学习、再思考、再理解，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厚度，提高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确保了中国气派。所谓中国气派，也就是说，他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表达。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体系。李汝珍写《镜花缘》正是沿着这条脉络行进的。尽管清代闭关锁国，国人对外界事物认识不多，甚至连皇帝都不知道英国在什么位置。但，社会发展到那个时代，对外界的听闻还应当是有的。比如，虽然个别皇帝不知英国在何处，毕竟知道有个英国。比如，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利玛窦到中国来，洋教也在中国流传，甚至有皇帝信奉耶苏。早在《镜花缘》出版之前近百年，英国就有《格列佛游记》和《鲁宾逊漂流记》等奇幻小说写到日本、苏门答腊等“海外”国家。在李汝珍生活的清代中国，如果哪一位作者，带着好奇写一写想象中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自当是另一番韵味。何况，中国很早的史书，已有关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记载。《大唐三藏西域记》中的西域诸国，也是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的。但李为珍没有拿来。或许，他感觉写这些实际存在的国度，反倒削弱了小说的奇幻色彩。或许，他就是有意保持纯正的中国样式，才采用了《山海经》的体系。这就像美术创作，中国画讲究的是线条，是意象，是笔墨意趣。而西洋画讲究的是光影，是块面，是写实。不同的讲究会出现不同的表现效果，形成自己的表达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汝珍画的不是西洋画，而是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写意画。
其二，《镜花缘》在故事叙写过程中，随时随地授引国学经典。比加，小说开始写各路仙子，写西王母，写嫦娥，写魁星夫人，写心月孤，无一处不是用典。比如写武则天贬牡丹之事，就是参考了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吴淑的《江淮异人录》。比加“辟清谈幼女讲羲经，发至论书生草孟子“一章写唐敖、多九公与两女子斗学问，就大段谈论《周易》、《孟子》，其精细程度今人赞叹。其实，不只李汝珍所用材料多为古代经典，他的语言表达概括、精炼、高华、讲究，也体现了扎实的文化功底。
二、《镜花缘》在典籍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个人创造。
李汝珍写《镜花缘》并没有在先人典籍面前止步，而是充分进行了演绎。《山海经》等典籍对《镜花缘》只是提供了一个编写故事的思路和看点，一个盛东西的盒子。这个食盒里面装的却是李汝珍的东西。这是《镜花缘》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如写君子国，《山海经·海外东经》写得极简单：“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李汝珍就写得比较充分。在“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臣府”这一回中，就对《山海经》中的君子国分两个层面讲行转换和再造。一个层面是“简中生繁”，紧扣“其人好让不争”一句演绎故事。写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另一个层面是就"无中生有"，对《山海经》未有的内容进行自我添加创造：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作者通过对君子国种种事迹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比如写女儿国，《山海经》也写得很简单：“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李汝珍却把它写成一个制度森严、国民众多的国度，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写女王贪恋林之洋的“美色”，要纳他为妃，让其穿耳、缠足、抹粉。写该国水患长期得不到治理。写宫庭围绕继承权进行的残酷斗争。议就把《山海经》的简短记写，转换为《镜花缘》的复杂故事，变理性思维为形象思维，憎加了丰富性、形象性、可读性，成为真正的小说故事。
三、李汝珍推陈出新编写小说的重点是开展社会批判。
可以看出，李汝珍艳不是为述异而述异，他是通过自己编写的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所以，无论写什么，他总是很快就转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来。也正是加此，《镜花缘》绝不是仅供闲来无事之人求趣的故事书和供少男少女发梦的童话小说，而是一部很有思想意义的大作。
李汝珍的社会批判，涉及到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其实，这是硬编的笑话）。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看起来举止听文，满口"之乎者也"，实则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馆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作者还以漫画式的手法，嘲讽和批判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肮脏，用粪做饭件应奴仆。“穿胸国”人心歪偏。”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突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在写君子国的时候，这种社会批判显得尤为集中和深入。作者借吴之洋、吴之和两位君子国丞相的口，对天朝种种社会陋随习进行了有力地批评。比如，在殡葬方面，批评有些人信风水，选阴宅，还不如积德行善呢。在庆贺方面，批评生儿少女大宴宾客，铺张浪费。在诉讼方面，批评有些人斗一时之气，诬告善良。在婚配方面，批评有些人偏听媒婆之言，身受欺骗之害。在维护女权方面，批评妇女缠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批评算命合婚，指出“此皆是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并阐明其危害在于：“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望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悟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可见，李汝珍的社会批评是很强烈的，他观点鲜明，持论公正，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进步与明智。可惜，在科学倡明的今天，在某些地方，历史上存留下的一些陋习又死灰复燃，封建迷信、铺张浪费之风愈演愈烈，这都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李汝珍经营《镜花缘》的巧妙在于，对社会风气存在的种种弊端，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这可许是力求避开麻烦的一种自我保护。批评
实际上的清代风俗，却是虚拟在武则天时期。批判天朝的各种问题，却是让海外君子国的人说出。君子国的人看似谦虚地说：“天朝乃圣人之邦，自古圣圣相传，礼乐教化，久为八荒景仰”，“如今天朝圣人在位，政治纯美，中外久被其译”，实则是虚挡一气：既然天朝这么纯美，咋还有那么多的丑规陋习呢！两相对比，力道更劲。
推陈出新是我们的口号，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学上的推陈出新往往使作品更丰厚、更深刻、更感人、更能感染读者。但是，纵观文学史，推陈出新的成功之作虽然有一些，但数量并不多，可见其难度。李汝珍能够充分利用古代典籍写出反映自己时代的长篇巨制，实现了社会批判的写作效果，足见其才华之高、学识其广、思考之勤、做事之执着。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说明：本文撰写于2012年，提交“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并以“黄河入海”笔名发表于“江山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