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应福根
“长江子弟学校”是所厂办学校，校名和长江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它建在鄂西的大山里。
之所以起名为“长江子弟学校”，是因为“江河”和“长征”两厂挨得比较近，在各自适龄学生不太饱满的情况下，两厂商议合作办学，校名自然按中国人行事惯例，各家出一字，免得日后被人家误会谁入了谁的赘。于是在看不见长江的山里硬生生地出现了水份满满的“长江子弟学校”。
校内的生源也和校名一样奇特，虽然学生们大多说的是普通话，但普通话和普通话之间差别挺大，其中东北普通话占据绝对的优势。
校名奇异，生源奇葩？好像应该有个说法吧。的确，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乎国家和平与发展的“三线建设”在广袤的西南山区展开。1970年为了巩固海防建设，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好人好马”听从国家的召唤，从北京、沈阳、哈尔滨、兰州、武汉、内蒙等国家重点工矿企业汇聚到了鄂西远安。
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敏感的边境问题，作好打大仗的准备，三线建设工程在“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急迫形势下展开。
在懵懂的年纪，我和我的同学跟随父母一夜之间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走进了这个荒凉、陌生的大山里。
刚入学，从东北来的同学看不起南方长大的同学，觉得他们瘦小枯干不愿与他们为伍；南方的来的同学觉得北方同学傻大憨粗，很少靠近他们。总之班上的同学都很彼此奇怪，彼此看不惯，彼此挑理，各种怪话层出不穷。
比如为个校名就能吵上一架。江河厂比长征厂大很多，江河子弟很不服气，说为什么叫“长江中学？”应该叫“江长中学”或者其它名字才对呀。长征子弟幽默地一笑，长江为什么叫长江而不叫江长？
同在一个班听课，日子长了慢慢地，慢慢地大家好像开始融洽了，虽然常有争辩，但也不影响同学之间的友情。
中学时代正赶上特殊年代，上学时间有一半在学工学农学军，就算是真正回到教室，也没有几个人听讲，因为“白卷英雄”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成为那个岁月的流量，而“条条道路通罗马，老师何必硬要求，拐弯抹角不算远，老师出题学生愁”更是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多年后，便有了一首歌：小时候上学堂，正碰上打砸抢，十年浩劫，身心受创伤，一不会写信二不会算账更不会写文章，想到如今三十多岁还是个大文盲。
那个时候，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没有几个人能沉下心来听老师苦口婆心讲课，教室成了自家的自由地、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反正老师也不会管不敢管，否则扣上一顶“帽子”就一辈子废了。
由于长得短小精悍，我常常就是坐在第一排的那一个。男女搭配，一张长方桌趴着两个人，中间划条“三八线”，谁也不能越界一寸，否则不是被轻薄，就是被骂“流氓”。当然，这种现象都是做给大家看的，私下里大家还是相互来往相互交流。
很喜欢上语文课，从古到今，郭东海老师源源不断吐出知识的芳华，让人陶醉但却很少同学听课。不是不尊重老师，而是大家知道，无论学了多少知识，了解多少古今，早晚都是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或许，我是唯一一个能至始至终听完郭老师讲课的人。我也想随波逐流，但万万不能。郭老师每次讲课都站在我跟前，好像是单独给我开小灶，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心喜欢上了郭老师的课。不为别的，只为他渊博的知识，只为他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的巨大的能量。
郭老师不仅只是上上课那么简单，更多的业余时间还在专心的写文学作品，听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出版过长篇小说。那个时候写文章叫“爬格子”，要完成一篇小说或者散文，相当的费力费时，没有一点毅力根本就无法坚持下去。郭老师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在他抄写不过来的时候，把一些文章交给我来抄写，然后再投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能在《○六六报》《湖北航天报》看到他的小小说或者散文。每当看到他发表的文章时，我也觉得有种成就感，暗自高兴“这篇文章是我抄写的”。
或许是受到了一种熏陶，我慢慢地喜欢上了“爬格子”。仅仅只是喜欢而已，并不奢望上报上刊。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道行，也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知道我对文学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怀，郭老师很是高兴，从文章的构思，到文章的开头结尾，都没少费功夫。
由于时代的特征，在整个中学时代，除了语文学得马马虎虎外，其它各门功课都学得一塌糊涂。虽然后来也偶有文章发表，但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写文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写字”，尽管字写得十分难看。
那天，我把三江人自己写的《三线迹忆》《口述历史》两本书的封面拍照发到中学群里，想不到很多同学都希望能得到此书。可惜的是僧多粥少，实在无法一一满足，只是找了一套给郭东海老师快递过去。虽然无法满足大家的需要，但也可以看出，无论时间过了多久，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大家还是很怀念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结下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