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凯里:苗绣“出圈”

贵州凯里:苗绣“出圈”

首页休闲益智公主化妆契约更新时间:2024-09-12

来源:新京报

图集

2017年,凯里市文产办带各村绣娘代表到杭州学习参观。受访者供图

2018年,季刀村龙飞力(左一)和其他绣娘教来自杭州的孩子和家长苗绣。受访者供图

2018年,季刀村陈琴教来自杭州的孩子学习苗绣。受访者供图

8月4日,吃完午饭,龙飞力照旧坐在家里朝南的窗边。

龙飞力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戴上老花镜,一手拿起绣片,一手捏着细针。眼前这幅20厘米长,10厘米宽的“双鱼石榴花”图案的绣片刚刚完成一半,是她5天的劳动成果。

刺绣,是这个57岁苗族妇女目前的主要生计。通过卖绣片,她现在每年有三五千元的收入。

龙飞力鲜有走出苗寨的时候,她没想到,自己十几岁就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刺绣活儿,如今可以卖钱。

2015年,贵州省凯里市制定了苗绣扶贫计划,组织贫困村的妇女进行苗绣缝制并销售。截至2019年底,凯里市已经投入400余万元,对17个村寨的2800多名绣娘开展了苗绣培训,并帮助对接资源。有600多名贫困绣娘因此获益,参与苗绣项目的绣娘每年增收数千元。

用她们会的东西帮她们挣钱

从凯里市区乘坐小巴车,一个小时可到达市区西北部的凯棠镇,镇子位于山脚下,下辖的46个苗族寨子依山而建。

梅香村是全镇海拔最高的寨子,位于养炸山半山腰。全村152户中有55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涉及236人,属于深度贫困村。村里可耕种土地少,分摊到户基本够自给自足,青壮年差不多都在外打工。

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幼妇孺。头顶发髻的老年妇女们围坐在吊脚楼下,端着未完成的绣片,一边聊天,一边悉心地码着一针一线。完成的绣片,日后会被缝在华美的盛装或者是姑娘们的嫁衣上。针线下打磨出来的图案都来自眼前,稻田里的鱼、蛙、鸭子,田野里的蝴蝶、飞鸟,山坡上的石榴花,绣片上是苗族人眼里的生活万物、喜乐生死。

贵州黔东南地区聚集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苗族人口,而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将近65%的人都是苗族,凯里因此也被称为“苗岭明珠”。但大山里的苗寨,被一个“穷”字困住,土地稀少,产业稀缺,交通不便,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老人孩子留守老家,这是多数苗寨的现状。

“人均年收入1000多块钱,这在10年前情况普遍。”刘睿2012年到凯里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以下简称文产办)时,还是个门外汉,但却明显感觉到苗寨文化的极富和经济的极贫,村民手里穷,身边可以捡起来换钱的东西不多,但他看准了,妇女们几乎人人都会的苗绣是其中之一,苗绣在2006年就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用她们会的东西帮她们挣钱,算是就地取材,应该是条好路子。”

2015年,凯里市启动了苗绣扶贫计划,40岁的刘睿成了负责人之一。当时凯里市下辖的166个村里,国家标准贫困村有81个,其中深度贫困村27个,建档的贫困户有16044户,涉及61516人。选择贫困村的妇女们进行苗绣产业培训,是扶贫计划的第一步。

这里需要转变,只是困于“怎么转”

2015年,梅香村成为刘睿选定的第一批苗绣脱贫计划中的5个苗寨之一,贫困、有20到50人基础数量的绣娘,这是梅香村入选的硬标准。

刘睿找到梅香村村支书顾兰花商量这件事,顾兰花颇有自信,她13岁就和母亲学习绣花,曾绣出八套华美嫁衣,闻名四邻八寨,被老人们称为苗绣“手巧”(苗语“手巧”即为“状元”)。她在凯里打过工,做过生意,后又在卫校学习,毕业后从村医做到了村支书,有手艺、有学识、见过外面的世界,她成为梅香村苗绣脱贫的带头人。

刘睿请来老师入村,顾兰花挨家挨户说服绣娘来学,姜春花是她拉来的少有的完全没刺绣基础的绣娘。

姜春花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打工,和大多数文化程度低、家中贫困的妇女一样,打工当时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到2010年前后,她每个月挣到1000多元钱,想要多挣二三百元,她得持续地加班,上夜班。不过这个数字,已经比梅香村当时的年人均收入还要多一些。

2014年,同在外打工的丈夫患上严重的胃病,俩人在积蓄刚刚够盖房的时候回到了梅香村,结束了打工生活。但收入也在这时完全中断。姜春花家被列为贫困户。

“培训时,她们都笑我,说这你都敢来?你这是绣的什么东西啊?”如今说这话时,姜春花不觉笑出了声音,她觉得自己很大胆,32岁的年纪才缝起了苗绣第一针。但她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种地收成少,养殖需要资金投入,文化和技术都匮乏。

能不能通过刺绣挣到钱,她当时心里没底,但顾兰花三番五次劝说,“你总得试一把,家里一分钱没有,不能靠吃低保过日子。”

龙飞力所在的三棵树镇季刀村,也在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培训计划,村医陈琴被选定作为了培训联络人。

相比梅香村,坐落在巴拉河畔的季刀村地理位置更便利,古朴的吊脚楼靠山依次而建。陈琴很早就有了商业头脑,她在2010年将自己家改建成一间民宿,开始接待来自外地的游客,组织村民着民族服装进行歌舞表演,摆长桌宴、做苗绣展示。

但陈琴没想到,当她真正有机会为绣娘们联络到刺绣的订单时,她们会因对方的要求“高”而拒绝,“其实真的是要求高吗?不是的,人家(企业)的要求可能只是和绣娘们日常用线的配色不同,图案的要求不同,或者针脚精湛程度要求更苛刻。”陈琴知道,这要求并不是高,难点在于绣娘们不愿意转变的思路和习惯。

“我们所有的刺绣都是一部史书,是我们苗族历史的记录,每个绣娘都是不同的设计师,她们的审美很抽象,有自己对生活和万物的理解。你喜欢红色,她喜欢紫色,还有人喜欢绿色,都没关系。但订单,是有标准的,统一的要求,严格遵照别人的要求来,她们难以接受。”陈琴可以理解与自己妈妈、祖母一般大的绣娘们的想法,但她无奈的是最终她们告诉她,“算了,我不做了,我不会。”

陈琴在认识刘睿之前就意识到,这里需要转变,只是困于“怎么转”。2015年,刘睿找到陈琴,开始对季刀村的绣娘们开展起为期3年,每年4次的培训。

“蛰伏期”

“提升技艺、与市场接轨、有订单来做。”刘睿说,培训目标无非是这三个,提升技艺不难,苗寨妇女的刺绣手艺来自家传,传统人家为女儿缝制衣服、制作盛装、嫁衣,手艺精湛与否一目了然,老帮幼,技艺好的绣娘教技艺差的绣娘,是世代都这么做的。

但刺绣标准因村而异,因家庭而异,因人而异,同一图案的针脚数量、用线色彩,刺绣手法各不相同,绣娘们最难接纳的是“与市场接轨,按标准做工”。

顾兰花说,曾有企业提出了定制要求,绣娘们按照企业的要求“打样”,但几次都不符合要求,绣娘们就急了,“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放在这里,你要觉得不好,你就走。”

刘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标准化”就成为培训的重点。

“出自不同人手的图案要一致,同一个边,针脚数量要相同,购买来刺绣的丝线得是同一批次,不然就算一种颜色的线,也会出现色差。课堂上讲过的‘标准化’对于绣娘们来说生涩难懂,但转化成绣片上一样的图案,相同的配色,考究的勾边,定量的针脚,她们心里便有了数。”

培训课后会有“作业”,评选优秀者给予奖励。每次培训后的两个月时间里,绣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巴掌大一块“定制”绣片,在下一次培训时参与评奖。500元、300元、200元和100元分别作为一二三等奖和所有参与者的鼓励奖。

“这样你算一笔账,一个绣娘如果技艺好,一年光奖金可以拿一两千元,而这一两千元,除了解决她们实际的生活困难,更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原来家用的、自娱自乐的苗绣,怎么样可以卖钱。”

还有思维方式的转变。

刘睿告诉记者,2016年,有一家企业在一个村里定制了一批绣片,但到了合同约定的时间企业来收货时傻眼了,“一个都没有,你能想象吗?企业一张完整的绣片都没见到。”刘睿后来了解到,绣娘们觉得之前跟企业商量好的价格偏低,不想做,于是不声不响就不做了。

2017年,为了让绣娘们更多了解服装业的流水线工艺,刘睿和上海一家知名服装企业取得联系,挑选了20名绣娘到厂实习,合同期是一年。但干了两三个月后,有绣娘不打招呼就自己回了家,理由是,“不适应上海的生活。”

这两件事成了绣娘培训课上的反面案例,刘睿说,大家不懂合同,不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你同意的价格后来反悔不做了,你这是违约!是要给人家赔钱的!”他也反思,此前对绣娘们的培训多是“顺毛哄着”,现在遇到问题也要批评教育,“挣钱哪有那么容易的!”

除了在村里开培训课,凯里市文产办还组织各个村的绣娘们互相学习,带大家走出凯里,到贵阳、杭州参观刺绣企业。参加杭州、北京、深圳等地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并在现场让大家展示苗绣。凯里市自己也组织了博览会,邀请外地企业和厂商来参观,刘睿觉得,前期闭门培训,都是吸引机会和订单的“蛰伏期”。

陈琴带着季刀村的几位绣娘出去过多次,她见识了大家大开眼界的样子,“待在村子里,每个人都觉得我手艺不错,我做一件衣服就要卖很高的价钱,但其实,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女人们靠祖传手艺撑了家

2016年底,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线,刘睿接到了一家知名化妆品牌的大订单,手工绣片缝制在企业发给年会嘉宾的纪念笔记本上。几个村的绣娘通力合作,苗绣换回了钱,也换来更多关注的目光。此后,更多企业来到凯里,有国际奢侈品大牌的高端定制,也有国内服装企业的合作邀约。

2014年回到梅香村的姜春花原计划休息一年就再到深圳打工挣钱,但学会苗绣后,自2017年起,她每年都能靠此收入近万元,家里也在这年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虽然这些钱和打工收入相比并不算多,但姜春花很满足,她有更多时间来照料两个孩子和已经80多岁的公婆,种菜、养鸡,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2017年,梅香村成立了苗乡锦绣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文产办给顾兰花送来几台电动缝纫机和锁边机,教会了绣娘们如何使用,把手工绣片缝制在成品衣服、包上。

在文产办、公益基金会、地区妇联等多部门的帮助下,合作社与多家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收益的60%用于社员分红,20%用于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和分红,其余20%用作提升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发展金。

有订单后,除了提出要求和提供打样的绣片外,有些企业会送来统一的原材料,村里绣娘们根据家里情况,自己干活的快慢情况领一些份额,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不耽误干农活,不妨碍照料老人孩子,多劳多得。”

2019年,合作社总共接了40万元的社会订单,50多位绣娘每人收入一两千到八九千元不等。2019年底,梅香村全村55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顾兰花说,这其中,绣娘们功不可没,过去男人们眼里走不出家门的妻子、母亲,如今靠祖传手艺撑了家。

继姜春花之后,陆续又有几位在外打工的年轻妇女返回梅香村,重拾苗绣。这是52岁的顾兰花希望看到的景象,有年轻人回来,在家门口挣钱,村寨有了生机,她也希望这些在外打过工,见过世面,接触过市场的年轻妇女成为村里绣娘和外面企业的桥梁。

刘睿介绍,目前已经有5个村寨建立了刺绣合作社,文产办还组织对合作社的负责人进行了财会、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引导和培训,“我们肯定会把精力和资源继续带到下一个即将展开培训的村子,但在走之前,一定要教会她们自己造血,找订单,签订单,做订单,提交成品,所有环节都要依靠她们自己。”

带苗绣“出圈”

文产办扶持的三年里,是季刀村最热闹的三年,由苗绣吸引来的海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订单自然也不发愁。龙飞力在家里用针线码出的绣片,最多一年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生活有了保障,也偶尔给在外上大学的儿子一些帮助。2018年底,龙飞力家脱贫。

对于季刀村来说,苗绣也只是脱贫的第一步。

陈琴近几年就一直在“探路”,怎么让绣娘们的手艺被认可,更有价值。她想到了与季刀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结合,拉着其他几位乡亲扩大寨子接待游客的规模。每年暑假,陈琴家会迎来跟随父母出游的孩子们,住吊脚楼、抓稻田鱼、生柴火烧烤,让城市里的孩子浸入原生态的苗寨生活。她还请龙飞力和其他绣娘们现场教孩子和家长苗绣。“那些孩子别说刺绣了,连针都没有动过。”陈琴觉得,这些孩子眼中的新鲜事物,是苗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迹,她想让山外面的人把苗绣带出山,带回家,带到大城市。“可能是一些出自绣娘手的成品,也可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小玩意,哪怕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苗绣怎么做成的,也能逐渐扩大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可。”

陈琴回忆,早在2007年,就有外国人来季刀村,以每件几百、上千元的价格收村民们祖传下来的旧盛装。有一次一位外国客人问,“这种针法你们现在还会吗?”村里妇女不论老幼都摇了摇头。那是已近失传的“双针老线绣”,是季刀村独有的刺绣技艺,后来,还是一位已经嫁到黔南州的70岁老婆婆回季刀村探亲时说,自己儿时见过母亲绣这种针法,试着回忆和模仿,在几个月后用“双针老线绣”复制出一个旧装图案。

此后,越来越多的季刀村绣娘开始学习这种绣法,在2015年文产办组织绣娘培训后,双针老线绣成了季刀村绣娘们学习的主流。这是刘睿得到的意外惊喜,“苗绣原本有100多种绣法,现在人们会的也就20多种,大部分都失传了,没想到培训还能把技艺抢救回来。”

这也给陈琴不小的触动,她琢磨着把自家的旧房改造成一间苗绣展示馆, “我们寨子不大,不需要接待太多游客,但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把苗绣带出去。”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责任编辑: 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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