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慧公馆”有关的那些旧上海望族与名人往事（合并公馆）

位于延安中路393号的“慧公馆”是一幢颇具规模且略带神秘感的老洋房，笔者曾有幸步入其中一探究竟并听得大堂经理介绍“这里曾是杜月笙的公馆”，我们本篇的故事就围绕这幢被称为“杜公馆”的老房子展开。

延安中路393号花园住宅

现在的延安中路过去曾是一条名为“长浜”的河流（上海历史上曾有“北长浜”和“南长浜”，现延安中路大致就是原“北长浜”所流经的主要河道，现复兴中路大致就是原“南长浜”所流经的主要河道），20世纪填末后于1920-1943年期间曾名福煦路，以“一战”中法国著名将领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来为其命的名。据“席与镐、席与闰、谌漱芳、席与文口述，马学强整理注释的《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一文中所述“现延安中路393号在当时的门牌号码为福煦路181号”，这幢福煦路181号洋房（包括当时位于其旁边的福煦路191号和安乐村）据席与镐（席与镐的生父为席鹿笙）口述早年曾是上海滩名门、苏州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汇丰银行买办席素贵（席正甫）长子席裕成（席立功）之子席德濬（席鹿笙，有些资料也写成“席德浚”）名下的产业，1905年席正甫去世后席裕成继任其父亲在汇丰的买办之职，成为了席家在汇丰的第二任买办，1922年席裕成去世后他的儿子席鹿笙再度继任汇丰买办，至此留下了“席家三代汇丰买办”的美谈。据席与镐口述内容所述“一战中国对德宣战，德国领事馆搬走了，把房子卖给我们，成为了席立功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在福煦路181号…”，从这段话中我们发现福煦路181号有可能还与当年的德国驻沪领事馆存在着某些关联，当然也有可能是互不相*两处房产，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会探讨。另外笔者在为数不少的文章中也看到过“席鹿笙为席锡蕃之子”的说法，为此笔者在经过多方查阅后基本可以确认，席裕康（席锡蕃）为席正甫兄长席素煊（席嘏卿）之子，后曾先后担任过麦加利银行（现“渣打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也是在旧上海金融界中一位不可小嘘的人物，他与席鹿笙应为堂房伯侄的关系。

席氏家族三代汇丰银行买办

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

席氏家族在上海的鼎盛时期可谓横跨金融与地产两界。在金融领域，除了上文所述之外，据吴培初《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一文中的梳理：席正甫的次子席裕昆（席友于）曾担任过营口大清银行经理（“大清银行”在进入中华民国后改组成为“中国银行”）；其舅子王宪臣曾先后担任过中华汇理银行、新沙逊洋行、麦加利银行买办（其中在新沙逊洋行担任的是副买办），王宪臣的弟弟王俊臣曾担任过花旗银行买办。

外滩原麦加利银行大楼

威海路590弄77号（张园77号）王俊臣旧宅

席正甫三子席裕光（席德辉）曾先后担任过宝信银行买办、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席裕光的两个儿子席德懋（席建侯）和席德柄（席彬儒）曾分别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和中央造币厂厂长。

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席正甫四子席裕美（席云如）曾担任过台维洋行的买办。

席正甫五子席裕奎（席聚星）曾先后担任过大清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汇丰银行副买办、住友银行和有利银行买办。

外滩原有利银行大楼

席正甫同父异母的三弟席素荣（席缙华）曾先后担任过德丰、有利、华俄道胜三家银行的买办；其女婿叶明斋曾担任过横滨正金银行买办。

外滩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

外滩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席正甫同父异母的四弟席素恒（席吉成、后过继给母舅沈二园为子，改姓沈）曾任新沙逊洋行买办。

外滩和平饭店（原沙逊大厦）

在地产领域席氏家族也可谓是曾坐拥产业无数，以下举例数则：

如据1924年5月1日《申报》记载：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30年（1874-1905年），拥有巨万资产，除在黄家宅敦谊里有一幢大房子外，他在英租界购置了不少房地，其中包括在白克路（现凤阳路）与大通路（现大田路）转角，有华丽宽大住宅一所，屋旁空地一方，面积达12.3亩；宁波路中段安定里有房地一处，约1.5亩等等…

又如在由马学强、张秀莉著《出入于东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一书中265-266页引用史料后的整理：席嘏卿后到麦加利银行买办间任职，经济条件好转，陆续在茶栈弄、香粉弄、三马路等地段置房。等到席锡蕃升任升任麦加利银行买办，又置办了新的住宅，在后马路景行里，有五开间楼房…1902年席嘏卿的小弟（即上文中过继给母舅沈二园为子的那位“沈吉成”）又特意在永吉里口建造五幢双进房，让他们搬迁进去。席锡蕃后又出任华俄道胜等银行买办，1910年冬，他家迁居平桥路，后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在那里自建新屋，共五幢双进，旁有花厅，在西首另建有厅式的三幢二厢房屋，上下阁楼，还有一幢三间的灶楼，面积很大…

此外还有近些年被热议的东平路1号（现席家花园酒店）和淮海中路1131号，前者据说以前曾为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柄的住所，后者据称就是本文主要人物席德濬（席鹿笙，有些资料也写成“席德浚”）生前在上海的旧居之一。

东平路1号花园住宅

东平路1号花园住宅内景（一）

东平路1号花园住宅内景（二）

淮海中路1131号花园住宅（一）

淮海中路1131号花园住宅（二）

有关于淮海中路1131号是否曾是“席家产业”的问题也有过不少的争议，有部分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席德濬旧居应该曾经位于淮海中路1131号东面的淮海中路1105号，现此宅已被拆除，而淮海中路1131号原本应为怡和洋行买办潘澄波的住所。对此笔者也是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似乎找到了一些可以揭秘真相的线索，大家先来看下图中的这幢洋房:

这幢洋房的旧照在由马学强、张秀莉所著《出入于东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一书256页中是以“汇丰银行买办席鹿笙在上海的一幢洋楼”来作为“注解”的，乍看起来，旧照中的洋房与现淮海中路1131号十分相似（都有德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但应该不是同一幢住宅，还记得本文第二段席家后人席与镐口述中的那段话吗？“一战中国对德宣战，德国领事馆搬走了，把房子卖给我们”，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笔者认为旧照中的这幢洋房就是已被拆除淮海中路1105号洋房的可能性很高，当然这还需要专业学者来做进一步探究。

《出入于东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256页截图

回到福煦路181号的故事继续，席鹿笙在继任汇丰银行买办后据说由于能力欠佳及沉迷于声色犬马等缘故极少过问工作上的各项业务，大权旁落至副买办龚子渔之手。1929年席鹿笙因事被流氓在一品香旅社处枪*（但据1929年12月7日的《申报》报导，席鹿笙被流氓枪*的地点在福州路“一枝香番菜馆”），至此结束了席家三代汇丰买办的历史，他那幢福煦路洋房也随之被这伙流氓势力强行租下并于30年代初成为了一处臭名昭著的大赌窟“富生赌场”，也称“一八一号大赌窟”。

关于从席鹿笙被枪*到洋房变成赌窟这段的具体经过我们在由马学强整理的席裕成孙辈席与镐的口述回忆中大概能了解到如下内容：“法国的一批流氓来到上海，与上海的流氓搞在一起，他们没有钱做赌场，就想了个办法，做绑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席鹿笙）在汇丰银行做买办，他的名气很大…上海的流氓向他要挟，付60万元，我父亲说不付。他当时经常去一品香买牛肉…有一天，他坐在汽车里，他的保镖进去拿牛肉，有6个匪徒围着他的车子要绑架他，叫他出来。他出来了，这时候他的帽子落在地上，他去捡，于是匪徒们向他开枪，开了三枪，我的父亲（席鹿笙）随后就去世了。那一年我7岁，我弟弟5岁，就是那一批流氓，我们不能抗拒他们，（洋房）是他们抢占的…他们把181号弄到手了，赌场也就开起来了…赌场后来生意太好了，要扩充，（福煦路）191号，也是我们的，也被他们抢去了。表面上，他们付租金，但那是强租的。我与弟弟当时都年幼，租金多少，究竟付不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迁到了另外的住所…”。

以下为一组“延安中路393号（原福煦路181号）花园住宅内外景照片”

此外在1929年12月7日的《申报》中也对于席鹿笙被枪*一事做了详细的报导，文字相较席与镐口述的内容更为具体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笔者在此也与大家做一个分享，以下该段《申报》内容取自由马学强、张秀莉著《出入于东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一书中245-247页：

《申报》有关席鹿笙被枪*案的报导

有关“一八一号大赌窟”的开办经过以往各类说法较多，对此笔者引用被收录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内由秋翁所著《一八一号大赌窟内幕》一文中的说法，该文中写到“大赌窟开办之前，是在贩毒大本营三鑫公司支持下筹办的。当时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庭荪、顾嘉棠、王茂亭、马再庭共同商议，选定了福煦路上这幢较大的花园洋房（中德医院旧址）。起初只是当作三鑫公司成员德俱乐部，后来范围扩大，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闻人名士和财主老板都可入内赌博。但那时门禁森严，有黄金荣、杜月笙所派的心腹徒弟顾嘉棠、顾苗根等近20个身带武器的警卫保护，并且必须持有三鑫公司的会员证方可入内”。

“旧上海三大亨”之一“杜月笙”

“一八一号大赌窟”在沪开办的时间不长，大约从1931年开办到1932年，其资本主要由广东帮的赌徒集股分担。据说当时“流氓大亨”们选择此处来作为赌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而最终定下的结果，万一赌场发生大事故引来法租界巡捕房前来搜捕，赌徒们可以从北面的后门过福煦路立马“撤退”到马路对面的“公共租界”，这样法租界的巡捕们也就望尘莫及了，可谓是考虑的详尽周到。赌场开办后各类项目与服务应有尽有，在赌博项目上主要以“轮盘赌”为主，其余如骰子赌、麻将赌、扑克赌等一应俱全。“三白”是该赌场吸引众赌徒的“一大亮点”，“白吃、白饮、白吸”曾经一度为赌场招来了不计其数的“生意”。赌窟的名声还招来过部分社会名流的“垂青”，王揖唐与温宗尧等人据说也会时常到此光顾。

1933年赌场关闭后这栋洋房仍为杜月笙等人把持，就在此期间，洋房内还曾留下过一位神秘客人—“少帅”张学良的身影。1931年“九.一八”与1933年“热河”两次事变后，负有“守土不力”之责的张学良在全国上下民众潮水一般的声讨下悄然南下来到上海，福煦路181号就是“少帅”这一时期在沪上的主要住所，其在躲过“暗*大王”王亚樵的炸弹后曾在此度过了“炼狱”般的“戒毒岁月”，后启程远赴欧洲进行考察。

“少帅”张学良

说到张学良曾经在上海的住所那就必须要提到皋兰路1号那幢所谓的“张学良公馆”，据说是“少帅”1934年自欧洲考察回国后在上海租赁下来的，比福煦路181号入住时间要晚一点。笔者在此为何要用“所谓”二字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近些年针对这幢皋兰路1号是否就是“张学良公馆”的问题有学者曾提出过不小的质疑，如在许洪新所著《海上法兰西之韵》一书中，作者就曾对皋兰路1号的历史通过访谈知情者、查阅《申报》、《字林西报行名录》等史料等方式做了专业详尽的考证，得出的结论为：“皋兰路1号最初曾为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竹淼生的住所，张学良当时在上海的住所应该是在莫里哀路（香山路）2号，两处住宅因相距较近故容易使得当事人产生在空间感知上的错位故而引发了后来在回忆上的错误”。

再回到福煦路181号的故事上，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大概就在张学良离开福煦路这幢洋房的数年后，福煦路181、191号又回到了席家人手上（据席与镐的回忆时间是抗战之前），或许是因为原来的男主人席鹿笙已去世席家家境早已大不如前的缘故，席太太将这两幢洋房中的部分出租给了“中德医院”使用（据席与镐的回忆是“（福煦路）191号改成中德医院“，与现在一般认为的延安中路393号=原中德医院=福煦路181号的概念还是有所出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德医院”1923年由俞松筠、徐衡如等人集资创办，以产科见长，“中德”二字笔者推测可能与俞松筠毕业于由德国人创办的同济有关。该院曾在“一.二八”时曾支援过十九路军抗战，30年代中旬时院址迁至福煦路），这一借就是二十余年的光景，从此“无数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