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路

我的求学路

知识就是力量。只有学而知之，少有生而知之。这些，都是现代人对知识最浅显的认识。

然而，要获得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克服艰难困苦，几十年如一日的锲而不舍。才能学业有成，为国效力。

我，一个出生于日寇铁蹄蹂躏中国悲惨时代的湖南乡下人，能深刻的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获取知识的不易。

厂窖惨案，令洞庭湖区域人民憎恶和惊恐万分。奔袭常德西行日寇的铁蹄，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在逃难途中，母亲生下了我。之后一段时间，日寇虽然投降，几年内战，遭殃的依然是贫民百姓。我因此而多灾多难，几近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平静的生活，健康的成长。

我的母亲出身贫寒，外公租种他人田地，有时去湖区耕种甩亩（洪水泛滥时被水淹没，洪水退去后成为旱地的土地。这种土地租金低，如遇风调雨顺年份，或在洪水来袭之前收割，则收获颇丰。但如遇洪灾提前而至，则颗粒无收）。兄弟姐妹四人，母亲排行第一。自然没有读书的机会。

母亲身材高大，为人忠厚老实。尽管有我们兄弟姐妹的拖累，还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诸如修塘坝，识字班等。因此还是认识了几个字，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母亲对孔夫子是极度的崇拜和虔诚。凡看到写有文字的纸片，决不能踩在脚下，而是捡起来送进灶膛。经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对我们的学习毫不放松，寄予厚望。记得小时候，每过小年，把我拉到灶前，捏住我的双手，给灶王爷作揖。一边作揖，一边口中不停的念着：请司命菩萨保佑我的儿子会读书。

稍大一点后，家里请了私塾先生，我和我的两个堂兄就在堂屋里接受一个姓刘的老先生的授课。老先生古板而迂腐，对学生要求严格，戒尺就是他的教鞭。凡是学习不认真者，戒尺打手掌不可避免。我的读书启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私塾进行了多长时间，学到了什么，没有丝毫记忆，但他那严肃刻板的相貌，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1952年，我成了王家湾小学的正式学生。

校舍是由王家祠堂改成，一切都很简陋。两间教室，四个年级，有学生几十人。课桌用厚大的松木板装四条腿而成；座椅也是松木板做成。桌椅都不牢固，四个同学共桌，时常有吵闹发生。

一个教室里有两个年级学生。高年级上课时，低年级学生就看书自习，反之亦然。因为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家距离学校大约三华里。大部分路段是公路（长常公路），只有出家门、进学校门才是土路。这些土路经雨水淋湿，再加上踩踏的多了，就成了烂泥路。晴天上学，背着自己动手做成的竹篾书包，走走玩玩，眨眼就到了，也不觉得远。雨天就踩高跷（我们称它高脚）条件好的穿油靴或木屐。油靴价格昂贵，只有少数有钱的成人才穿得起；木屐容易夹泥，不及时清理会使行走困难，我不喜欢。高脚不夹泥，对付烂泥路最为合适。

同学都是农家子弟，上课各进各的教室。课间休息，就是同学们的最爱。踩着高脚斗鸡，拿着气枪相互对射。尤其喜欢追打老实的同学。真是热火朝天。只是在追打老实同学时太过分了，老师一怒之下，收缴的气枪堆满了讲台，从此以后，气枪在我们学校绝迹了。

学校每年安排一次春游，一次秋游。但每次郊游都是捡拾柴火，以供学校给我们烧茶水之用。

王家湾小学是初级小学校，只有一至四年级。但我却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当了留级生。在王家湾小学的五年里，最开心的两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二年级时，我获得了一本字典！而且是红色封面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拿到词典后，我立即照着书中的说明，很快掌握了使用方法。里面的编码口诀，至今不忘：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这本词典，至今还存放在我的书柜里，成为我的保留书目。

另一件事是，三年级时，学校发展少先队组织，我是王家湾小学少先队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当我戴上红领巾，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那种羡慕的眼神，至今仍在脑海中闪现。

放学回家后，把书包一丢，拿起竹篮就往外跑——捉泥鳅去。春天是泥鳅鳝鱼最活跃的时候，水田里随处可见。只是每逢此时，总有人上门告状：你们家的小猴子把我的禾苗毁了。这时母亲自然是十分虔诚的给人道歉，又捏着拳头、鼓着眼睛向我警告。

一九五六年，我完成了王家湾初级小学的学业，要转入高级小学了。

我们属汉寿县第十一区，军山铺是乡政府所在地。那里有完全小学校，但离我们家太远，学校选择了龙潭桥完小。

初小升高小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的才能录取。王家湾小学离龙潭桥完小，走山路，大概七华里左右。遵照老师的安排，我们各自早餐后，带上毛笔和墨砚到学校集合前往龙潭桥。七华里山路，不一会就到了。虽然没有迟到，也没有时间观看周围的环境，直接进了考场。

临近考试时，发现我的笔墨纸砚不见了。老师知道后，给我找来了铅笔，算是没有耽误考试。但是，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也不知道答了些什么。反正考试完后，交了卷子。跟着大家一道回家了。

几天后去龙潭桥完小看榜，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只能是没有考上啦。

回家后，母亲问起考试的结果，我也只是淡淡的一声：没有考上。之后，像没事人一样，玩去了。

几天后，在汉寿县第十区教书的远房舅舅罗宗荣来到我们家。进屋和母亲寒暄几句之后，拿出随身带来的考卷，让我作答。于是我拿过卷子，立即答题。不一会儿，答题完毕，双手将答卷递给罗老师。舅舅看完试卷后，十分诧异的问我，怎么没有考上呢？并叫我等待他的消息。

几天后，第十区莲荷塘完全小学的录取通知书就送来了。

其实，莲荷塘完全小学与龙潭桥完全小学校相距不远，我们家到莲荷塘完小，只比龙潭桥完小远二华里。但是具体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大体方向。

要去莲荷塘上学了，我们都很高兴。1956年9月初的一天，吃过早饭，听完母亲的交待，我就挑着行李，独自一人出发了。

行李也不多，就是盖被、垫被，换洗的衣物、吃饭的家伙和书包等。顶多也就三十斤吧。为了方便，还是分作两件，用一根小扁担挑着。上了长常公路之后，一直西行，边走边问。到了一个水塘附近，拐上小路，沿山冲一直朝前，不多时就到了学校。

莲荷塘完小，也是由一个祠堂改成。但是比王家祠堂要大多了。祠堂四面都是青砖墙。西面正中有一双合大门，南北两侧无门，东面靠北有小门出入。里面为双层房屋，日字型四合院结构。楼下有我们的教室、教研室和老师住房，以及厨房食堂等。还有一间有脚踏风琴的音乐教室。四合院的天井里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供学生打乒乓球。我们的宿舍在楼上。

学校西墙外是一个很大的操场。这里有篮球架，秋千架，一个木质的梭梭板。操场的北侧，还有一个古代遗存的青砖结构。在外面看是两个对应的拱门，拱门南北贯通、宽约1.2米，高约2米；两拱门之间的上部为一圆形穹顶。整个青砖结构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土层，且杂草丛生。据说这是曹操死后在全国各地建筑的七十二疑冢之一。

在莲荷塘完小，我接触了音乐，在那里学的识读简谱的知识，陪伴我终生。

在那里，我第一次学打乒乓球，我第一次试演过话剧。尤其是那个梭梭板，其实就是滑板。一个高约3米的木架子，上面一个平台。平台只东西两面设出入口，其余为栏杆围住。东面设有木梯子，西面设一块约45度的木质滑板。玩家从梯子上到平台后，从滑板滑到地面。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仅好奇，而且玩耍起来也很简单。尽管当时我已经是十二岁的人了，可和同学们玩起来，仍然很开心。因此在一次倒着下滑时，不慎将后脑勺磕了一个大包，肿痛了一个多星期。

在莲荷塘完小读书两年，身体长高了，见识也增长了很多。

1958年，我顺利进入龙潭桥完小附设初中班读初中。两个月后，学校就改名为汉寿县第三中学。据说，因修水库，莲荷塘完小正处于水库库区，校舍连同曹操的那个疑冢也沉入了水底。

初中生活自然不一样，但是初始时，依然借用龙潭桥完小的校舍。

当年正值全国进入三面红旗的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祖国山河一片红。尤其是，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在祖国大地全面建成。一时间，龙潭桥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翻飞的红旗，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欢乐和喜悦。我们也不例外，舒心的学习，开心地做各种事情。

这个时期，我们上课的时间很少，绝大多数时候，以劳动为主。

鉴于我们名义上虽然是汉寿县第三中学，但还没有正式校舍，上课还是借用小学的校舍。为此，公社批准我们建校舍，但很多工作还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先是安排我们自己制作砖坯。一个师傅示范，之后我们自己和泥、制坯；大概一个多月，我们全体男生制坯几十万（两栋三层教学楼的用砖）。但我们只制坯，烧制我们不管。

接下来就是去三公里以外的石板滩挑煤，运石灰。建筑两栋三层教学楼的石灰和煤炭，我们一次备齐了。

最后，学校派我们十人小组，上距离学校二十公里之外的青峰冲大山沟里砍树。每人每天砍伐二十棵杉树，一个星期作业。我们的责任是，只管将合格的杉树砍断，不必放倒，以便连着树枝树叶的杉树尽快脱水干燥，利于后续的运输。

一个月以后，另一拨人上山，将业已干燥的杉树去掉枝叶，搬运出山。再后就是全体出动，先将合格的杉树运输至距离学校十里以外的红土墙，之后又全体出动，将全部树木运回学校。全部房屋的搂枕，檩条、瓦条和门窗料都够用了。

与此同时，学校请来师傅，做煤砖、筑立窑，正式开始烧制红砖了。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总共筑立窑四座，仅一座立窑因火力过大而报废，其余三座质量都好，满足了建筑教学楼和宿舍的用砖需要。

完成校舍建筑需要的劳动之外，我们还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诸如春天插秧、秋收割晚稻、挖红薯等能够大兵团作战的劳动。

59年开始建设教学楼，年底完工。60年我们进新的教学楼上课了。在有我们自己劳动成果的教室里上课，心情自然舒畅。

进入60年新学年以后，我们的劳动渐渐少了，仅限于教学楼附近的几块菜地，作为我们课余活动的补充。其余大部分时间在教室上课。应该说，我们初中学的知识，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学习所得。

1961年，我们迎来了初中毕业。毕业考试之后，一部分同学未能如期毕业，因此不能参加升学考试。我顺利毕业，参加了升学考试，之后，学校宣布我们毕业，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到了各自的家庭。说实话，我还舍不得离开学校。

回到家里后，发现我们在黄土嘴的老屋没有了，一家人借住在大伯父家。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成为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

大概是1961年的8月份，生产队收到一份来自长沙、寄给我的信件。当时收到信件后，几个人擅自拆封了。几个识字不多的人结结巴巴将信函的寄出地址念出了声：湖南治金学院，这是哪里呀？后来，稍有见识的人抢过去一看，才知道是湖南冶金学院中专部给我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几经辗转，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我的手上。心里自然高兴，但也并没有欣喜若狂。

尽管录取通知书在手，但能否继续读书，还很难确定。当时的情况是，全家五口人生活在农村，只有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年幼，无力劳动。当我中学毕业回到家里后，生产队里特别高兴，我们家终于增加了劳动力。可是现在还要去读书，好不容易增加的劳动力又要走了，生产队想不通，生产大队同样想不通，于是决定不让我去继续读书，而要留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家的人。当时我的父亲正任龙潭桥人民公社的党委*，把他对国家的贡献撇得干干净净。

经过母亲的力争，最终还是同意我继续上学，开具了粮油户口迁移证明函，我才得以继续学业。

1961年8月底，按照录取通知书限定的报名时间，我又是独自挑着行李，步行到军山铺，乘车到益阳汽车西站后，转乘益阳至长沙西站的长途汽车。走出车站停车场后，老远就看见湖南冶金学院接待新生的标语和横幅，于是就大胆的走向他们。经验证我的录取通知书后，他们便七手八脚的将我的行李拎上汽车，我也上车，一道来到了湖南冶金学院。

这个学校就不一般了。岳麓山东麓公路呈南北走向，道路两旁街道学校林立。自北往南有四医院、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湖南体育学校、湖南艺术学校、湖南冶金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还有很多科研单位和设计单位。湖南冶金学院位于荣湾市街道的南侧。

高度近十米、宽度十多米的巨大门楼向街而立，上嵌《湖南冶金学院》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走进大门，里面是一条长约一公里向前延伸的林荫大道。中间有高大的柏树隔离带，两边是光滑黝黑的柏油路，路面宽敞，可供两辆卡车通行。

林荫大道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花园南边，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眼前，这就是我们的教学主楼。

林荫大道紧靠校大门口左侧是教工生活区，内设教师宿舍，食堂，锅炉房等齐全的生活设施；

紧挨教工生活区东边有一座六层红砖大楼，是学校的辅助教学楼。楼前有道路与林荫大道相通。

辅助教学楼往东有一片空地，空地东边有一条堤埂，堤埂形成一条大道与林荫大道相连接，道旁有一个变电所，一个医务室。

堤埂往东是一个露天操场，设有标准的环形跑道和各类田径体育设施。操场东边便是学生宿舍区，再往东就是学生澡堂，锅炉房和学生食堂。

操场北边有自荣湾镇街道房后起点，一直延伸至学生锅炉房尽头的一条防护堤，堤上种植了许多高大的刺槐树。

林荫大道在尽头花园处分为两股。向北一股道北伸后东拐，直通学生宿舍，学生澡堂，学生食堂和锅炉房。尽头直接操场北边往东堤埂南拐后的堤埂。

林荫大道分支的另一股道路，南拐后九十度东拐，道路的南侧有汽车库和化验室实验室。化验室实验室东侧是实习工厂，对外挂牌为电机厂。主要是供学生生产实习之用，兼做小型电机以获利。

实习工厂旁边是学校的大礼堂。

这一股分支道路自实习工厂北拐，从教学主楼后面通过，与操场侧边的道路汇合一处。

在两股道路汇合点的东南面，有一个足球场。

校园内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是读书学习的绝佳地方。

教学主楼呈不规则的工字形结构。前面主楼高大靓丽，后面有一个三层的辅助楼房。前后两楼房之间有三层过道相连接。

主楼大门设在偏西一边，大门宽大敞亮，十分气派。进门左侧是传达室。一楼走道右侧和楼上设内走廊。走廊两侧各设有六个教室。教室宽敞明亮，黑板都是用磨砂玻璃制成。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设施。

五楼六楼还有图书室和阅览室，藏书很多，可供学生借阅或就地阅读。

每个班级还有品类繁多的乐器和游戏器具，比如有二胡、笛子、手风琴、排球、篮球、乒乓球等，甚至还有骨牌（既湖北人说的牌九）。

主楼后部的辅助楼房是三层结构。一楼为室内体操房，二楼三楼为阶梯教室，供学校讲大课或者小型集会使用。

主楼后面是一个露天电影场。在实习工厂至操场道路的近旁，有一个电影放映室。从教学主楼房顶垂下的大型银幕，平日都是卷起来后包裹着，只有需要放映时才放下来。场地没有座位，观众座椅自带。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学习，该是多么开心惬意啊。

入校安顿好宿舍后，每人一套餐具、一个小竹凳子。竹凳子供小组活动、班级活动、早晚自习或看电影等用。

当时的学生很多，主要是湖南冶金学院的本科生，占住了学生宿舍的2/3。就餐也不与我们同食堂，因为他们的伙食标准比我们高。

后来知道，我们的学校，是由以前很有名气的楚怡高工和湖北的某学校合并而来，曾用《重工业部长沙有色金属学校》的校名。1958年大跃进时期，湖南省将其升格为湖南冶金学院。但只招收了两届学生，欲改成中专学校。我们便是改回中专后的第一批学生。

入校后，经过短暂的学前教育，很快就到了分班的时候。

分班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听从指导老师的安排。专业有地质、金采、机电、化验、选矿、冶炼等。全部学制都是两年。我被分到了金采124班。

后来才知道，金采，就是有色金属采矿的简称。所招学生有城市子弟，但很大部分为农村子弟。还有一些调干生，即厂矿单位选派的学员。还有几名现役军人。他们是部队选派来学习凿岩爆破的。我们班就有八名军人。他们都是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自然是我们尊崇的偶像。

第一学期主要开设有语文、数学、哲学、俄语等基础课。教学抓的很紧，我们学习也都很努力。

教学进入正轨后，我们还听过由学院谷院长所作的形势报告。谷院长的报告风趣幽默，经常引得会场哄堂大笑。还到中南矿冶学院听过一次国务院周总理的录音报告。这次听录音报告，没有进会议室，而是就站在中南矿冶学院操场里，听取广播里面播放的周总理的讲话录音。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几万人的场所，大家屏声静气，仔细聆听着总理那略带颤抖的声音，个个都是面目严肃庄重。1961年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政治形势紧迫所致。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十一月初，学校突然通知，因国家经济困难，湖南的中专全部停办。我们农村学生必须限期离校！

两天之内，我们便从正常上课，到办完全部离校手续，一切既突然又有序的进行着。1961年十一月上旬，我又挑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家乡，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生产队社员。

当时我们单纯得可爱可敬！回乡没有任何怨言。母亲内心的惆怅和担忧，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丝毫，一如既往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一心投入到了集体生产劳动中。

1963年夏天，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我自行作体检，办理粮油迁移手续，9月1日前入校继续读书！

接到入学通知，自然是欣喜万分。但当时我正与同年从上海回到家乡的彭芝元处于热恋之中，对复学读书有点犹豫，而彭芝元的心情也很矛盾。怕我上学后感情生变，又怕我留在农村后耽误我的前程。

母亲的态度是坚决的，一定要我去长沙继续读书。

可严重的是，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关不好通过啊。

又是一番努力，最后上学之路还是如期实现了。

1963年9月初，当我肩挑行李再次走进曾经进出过的牌楼式的大门时，牌楼横梁上的大字已经换成了：“长沙有色金属学校”。只是一切景象依旧。

因为是轻车熟路，所以报名手续很快办理完毕。原来的金采123班依旧存在，只是已经为城市学生包揽，成为我们的高年级了。我们农村学生，全部分在124班，比123班低了一个年级。其余班级基本不变。

寝室分在了学生寝室的第一栋。

刚复学时，因为天然，加之当时臭虫很厉害，稍不留神，就会被臭虫叮咬出一个个大包，又红肿又奇痒难受。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在锅炉房前设置了蒸煮设施，将全部床架桌椅板凳置于沸水中煮沸*虫消毒；对全部寝室教室燃烧药物熏*消毒。经过几天大突击，臭虫危害一次性根治了，就连蚊虫也少了。

复学以后，解放军学员没有了。原有的本科学生也都毕业离校了。我们班也变成了清一色的农村学生。

农村学生学习都很刻苦，生活简朴，穿着朴素随意，不像城里学生那样爱打扮爱虚荣。

可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还是一位未婚的女老师，见我们热天只穿一条短裤，颇有看法，于是客气的要我们穿外长裤。可那些平日在家习以为常了的简朴习惯，一下难以改变，于是就质问老师为什么？老师只好支支吾吾不予正面回答。

复学后，学制从以前的两年改为四年。第一年，还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哲学、政治等基础课。第二年便有了专业课：地质、测量、力学、制图，微积分等。

复学后的第二年上学期，到学校的实习工厂实习一个月，主要实习科目是车工、钳工、铸造造型、电工、焊工等。车工经老师讲解后，我们逐人上车床操作。课题都是用圆钢车削一个圆锥加球体工件，就是一个小小的跳棋子。这样的工件看起来简单，但真正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复杂。很多同学不是圆锥体的锥度达不到要求，就是圆球形不圆滑。车制完成后，有的得了2分，绝大多数都是3分，4分。而我确得了5分。之后老师个别问我，过去是否学过车工？

铸造先从造型开始，如何备料，采用何种身姿等。当然都很简单，同学们一听就会。但真正动起手来，还是有差别的。每人作了一个造型，但只是作个样子，没有真正的浇铸。

实习电工时，老师先讲解，然后将全部器材每人一份，埋头连线，之后送电，检查线路连接的准确性。这个项目我没有搞好，送电后，只听得一声炸响，青烟直冒，失败了！

电焊项目也实习了一次。实习时，每个人都带上护目面罩。可是那块护目镜太过黑暗，尽管将电焊条打着了火，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又是一次失败。

不过工厂实习一个月，还是领教了工作的艰难。

1964年下半年，在女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到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湘东钨矿实习一次。不过，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前学校反复交代，此次实习主要是劳动，技术上的问题不要多问。

随行的有地质老师伍汉，体育老师赵国夫，我们叫他赵寡妇。

去湘东钨矿，途径茶陵县城。因为我们是乘坐社会交通车辆前往，还在茶陵县城住了一晚，次日中午才到达矿区本部。距离我们实习的坑口还要步行几华里小路上山。

坑口汗背只是几栋独立建筑在半山腰的简易窝棚。分别是派班室、烤衣房、宿舍、伙房食堂等。还有一个小球场，球场靠下坡一方设置有两米高的竹篱笆，防止打球时，球飞出去。如果打球时失手将球打飞，下山捡球至少要花费半天时间，还不一定找得着。

我们参加实习的有三十多人，集中挤住在一个不大的宿舍里。三位老师不和我们同住。当晚，矿上的师傅就和我们见了面，将我们分派到了每位师傅。我跟的是一位姓周的风钻工。据说他是一位四极工，技术很不错，而且能说会道，说他的工资比他一个当干部的连襟的工资还高，因此瞧不起这个连襟。

他们没有专门的爆破工，打眼放炮一人全包。

到坑口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觉得矿上的气候特别，早晨雾气很浓，气温很低，尽管还是夏末秋初，依旧感到一阵阵凉意。

早餐后，穿上矿上给我们准备的工作服和长筒靴，戴上矿帽和口罩，每个人一盏电石灯。因为我还要参与放炮，因此多了一个三节手电筒。我们就真成了矿工了。

不久，周师傅来叫我了。这时赵老师凑过来说要随我进坑。经周师傅同意，我也不能反对了。

原来就在我们驻地附近就是坑口。坑道里有两股铁道伸出坑外，直到卸矿场和废石场。走进坑道，一股寒气逼来，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坑道里面只有昏暗的电灯光照明，大部分时间要借助自带的电石灯照路。师傅还带着一个徒弟。徒弟肩上挎着一个很大的工具袋，据说是炸药袋，装载炸药用的。

跟在师傅后面，经过几弯几拐，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作业地点。在我们进坑的同时，徒弟直接去了炸药库领取炸药。当我们到达作业地点时，徒弟也几乎同时到达。徒弟将炸药袋放置在远离作业点的一个安全僻静处之后，搬来风钻及风水管，上好机油，连接好风水管。打开风水阀门后，师傅立即麻利地手持风钻，开始打炮孔了。先中间，再四周，后上下。约莫两个小时，打了二十多个炮孔。之后徒弟关掉风水阀门，快速的卸下风水管，留下风管，背起风钻牵着水管走了。与此同时，师傅取来一根弯管，一头与风管相连接，一头插进炮孔。此时徒弟已经将风钻和水管收藏完毕，走过来给师傅打开风阀门。只见师傅将带有高压气体的弯管使劲插进炮孔。随着一阵轰鸣，立即炮孔里的水和石渣喷涌而出。几个来回后，炮孔里面便干干净净了。于是见师傅麻利的将连接弯管的风管使劲一撇，高压风就立即关闭。麻利的抽出弯管，插入另一个炮孔，重复同样的动作。就这样，每个炮孔都要吹洗一次。

吹洗完炮孔后，徒弟关闭风管闸门，收走风管和弯管。便开始给炮孔装填炸药了。装药时，中间几个炮孔，只有三个炮孔装了炸药，其余几个都是空着的。周边和底部的炮孔都没有装药。师傅给中间几个炮孔装药的时候，徒弟将炸药包装袋纸撕成小块，揉成团后，将腰线及以下的炮孔塞严实。

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徒弟将剩余炸药、铁钩子和装填炸药的竹竿清点拿走，师傅就取出电工刀，将导火索头部各有长短的割开一道斜口子，之后就依次将这些割开的口子用电石灯点着。随即急速的督促我们离开工作面，撤离到百米开外巷道拐弯后的部位等待炮响。

在这期间，赵老师始终与我寸步不离。

撤离到安全地点后，最多也就分把钟，工作面就传来巨大的响炮声。这时只见赵老师吓得跳了起来，还往后退了几步。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近的炮声，但没有赵老师的那种惊恐状态。

一边响炮，师傅一边数着响炮的数目。响炮完后，徒弟立即启动了鼓风机。鼓风机一经启动，巷道壁上悬挂的布风筒立即从鼓风机处向工作面鼓胀了起来，强大的风流吹向工作面。同时还有一部离工作面最近的鼓风机也启动了，它的风向与前一台风机相反。原来为了加快工作面的通风，他们采用了混合式通风方式。一台鼓风机将后部的新鲜空气直接送到工作面，另一台鼓风机将工作面爆炸产生的炮烟直接送到坑道外面。两台鼓风机同时运行，巷道内立即被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充斥，人们交谈的声音全都听不见了。

几分钟后，师傅率先进到工作面。先要检查这次的爆破效果。后来才知道，对付这种坚硬的岩石，要采用直线法掏槽。为了保证每一茬炮的爆破效果，师傅采用分次爆破法，即先将掏槽眼爆破，为周边炮眼的爆破开辟自由面。如果掏槽效果好，就再将周边炮孔爆破；如果第一次爆破效果不好，中间的掏槽眼还要重新爆破一次。像这样，每次打眼爆破，就有预想的掘进进尺。不然，消耗了炸药，没有得到应有的进尺，造成很大的浪费。经过检查，这次掏槽爆破效果很好，于是师傅操起水管，打开水阀门，对工作面洒水了。徒弟便将几张三角耙子和两个铁皮簸箕拿在手中。也就分把钟，洒水结束。徒弟立即将耙子簸箕送进工作面，关闭水阀门后，和师傅一起，用耙子簸箕将爆破下来的石渣往后转运，使尚未爆破的炮孔露出来。此时徒弟将剩余的炸药、炮棍和铁钩子拿来工作面。之后清除浮石，将堵塞炮孔的纸团取出，再用铁钩子试探一下炮孔里面，看炮孔内壁有否损坏。

一番装填炸药后，徒弟清点工具，师傅开始割导火索和点火工作。不一会功夫，点火完毕，师傅又邀集我们赶快离开避炮。

炮响后，又是通风，洒水。这时师傅就显得轻松多了，因为今天的进尺已经到手，一幅得意的表情写在脸上。

看表后，觉得时间还早，师傅又操起吹风管，将落入水沟的渣石清除，将铺设铁轨轨枕的位置也清理出来，方便安装铁道的工友和出渣工友的工作。看来，师傅的思想境界很高啊，值得我们学习。

完成上述工作后，徒弟要将本次爆破没有用完的爆破物品退回火药库。我们几个则随师父出坑下班了。回到宿舍，几天后还觉得耳朵里面有风钻和爆破的轰鸣声。

在以后的实习时间里，我也曾单独去炸药库领取炸药，也曾参与制作起爆药包等作业。

在矿山人员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这个钨矿最早的老窿。这个钨矿的发现很偶然。民国初年，一群和尚在湘东赣西这座最高的山上寻觅到了一处风水宝地，欲建成新的庙宇。在平整土地开挖地基时，挖出了一些白里透黑的石头，觉得是一些宝石，于是托人带给省里面的官员。但是省里的官员也不认识这些奇怪的石头。后来几经辗转，石头送到了内行人手上，经过检验，发现是钨矿。当时人们对于钨矿的认识还很浅薄，只有少数人知道，电灯泡里面发光的灯丝是用钨制作的。

这一消息被有能力的人掌握以后，就投入力量开采钨矿了。开始是个体小型开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各类建设物资，钨矿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将此钨矿收归国有，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大规模开采。

钨矿分为黑钨矿和白钨矿两种。黑钨矿是原生矿物，白钨矿为黑钨矿氧化而来。黑钨矿产自嵌入花岗岩的石英脉中。花岗岩多为灰黑色，石英脉为纯白色或乳白色，油光闪亮；钨矿则以黝黑的颜色点状分布在石英脉中，因此黑白分明，很好鉴别。

在湘东钨矿，只要找到了石英脉，肯定就有钨矿石的分布。而石英脉在花岗岩中时宽时窄，时隐时现，很难把握。因此在花岗岩中掘进寻找钨矿的巷道，只要跟随石英脉走就行了。待掘进的巷道足够长度后，就开始布置相应的采矿工程，回采这些矿石。

回采钨矿矿石时，在采矿现场就能甄别掉大量不含钨矿的花岗岩和石英石。一般矿山称这种没有用的石头为废石或脉石。只将含有钨矿的石英石予以回收，运往选矿厂。在运往选矿厂的途中，比如在运输皮带上，皮带两边就布置了很多工人，手工将脉石剔除。

钨矿石比重较大，因此采用重力选矿。将含矿石英破碎到一定程度后，进入跳汰机。体重较轻的脉石先行分离，只回收重颗粒矿石。当然暂时被废弃的脉石，还要继续磨细，以供浮法选矿之用，回收极细微的钨矿颗粒。

矿方曾经安排我们参观过钨矿选矿厂。厂房不大，但设备排列有序，管理井井有条，工人热火朝天的各自忙碌着，只有机器的轰鸣，没有清闲人员。

选矿完成后，矿粉用一个个小麻布袋子装着，堆放进精矿仓。

实习完毕离矿时，我们坐在公交车上，见过超车而过的矿上外运钨矿的货车，一辆满载钨矿粉的卡车，仅在车厢中间堆放着一小堆用麻布袋子装着的货物，真看不起眼。但车上熟知情况的人说，这一车矿粉，足足有五吨以上！我们都大为吃惊。

一个月的实习结束，我们的收获很大。尽管事前学校再三交代不要问技术问题，但我们还是有意无意间，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大有裨益。

湘东钨矿实习归来后，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但我们依旧又奔赴到农村四清运动中去了。我们班全部学生被分配到了长沙县五美地区和田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与工作组原有成员搭配组合，分布到该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开始我被分派到该大队的燕窝生产队，住在生产队长家里。这个生产队长很年轻，最多也就二十多岁。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生产队长不在家时，就我和她的妻子同桌就餐，弄得我十分尴尬。好在四清工作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将我调到了另一个生产队。长雁生产队的这家房东，有一个七十开外的老大爷，见我吃饭时不大胆，而且身体特别消瘦，于是将自己喂养的一只羊*了，给我吃了好几顿羊肉。

四清运动时，最难的是宣传计划生育工作。一些年轻的妈妈们对计划生育工作十分抵触，于是就对我们说，你们连婚都没有结，宣传计划生育难到不怕丑？我们无言以对，只好红着脸不吱声。

和我们一同参加长沙县社教工作的，还有湖南湘剧团的一些演职人员。记得有一个叫陈剑霞的中年女演员，据说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名角，演技十分了得。此人烟瘾很大，吸烟时右手食指中指夹住香烟，无名指和小指跷得笔直；左手托着夹着香烟右手的肘部。每吸一口烟，都要微闭双眼，韵神片刻，然后呼出烟气，显出十分惬意的神态。尤其是她那弹烟灰的样子，伸直右手，大拇指和中指捏住香烟嘴吮吸处，使香烟处于平直状态，然后用中指敲打香烟，此时只见香烟燃烧部的烟灰立即四散飞溅开去，现出鲜红的燃烧部分。然后接着吮吸，又开始了吞云吐雾的运作，形象十分潇洒。

据他的同行者说，她是他们湘剧团的台柱子，也是揪斗对象，属于学术权威那种。但这点从她的言行中丝毫没有表现出来。要不就是她的自信，要不就是她确有表演天赋。倒是使人觉得她的素养很高，不同凡响。

还有一位高个的青年男子，据说是团里的二胡手。他的话很多，经常是滔滔不绝，多是说他的技术是如何精湛娴熟。但见他每每闲暇时，总是抖动右手，手指犹如抓着琴弓的模样，以腕部关节处为轴心甩动；同时左手手指犹如抚按琴弦，说这是在练习基本功，不至于社教结束后业务退步。

还有一个青年女子，据说是一名花旦演员，年轻貌美如花，时常处于那种高度亢奋状态。她体格标致，五官端正，面貌清秀，口齿伶俐，嗓音甜润，说起话来叽叽喳喳，使人赏心悦目，让人猜疑她是否来自上界仙境。

还有一位年龄稍长的青年演员，体态丰满，表情庄重，言语矜持，不苟言笑。后来我的一位贵阳同学李歌洪还与她相处得十分融洽，颇有恋爱的意思。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

还有一位名叫张娭毑的老年，待人和善，稳重持重，说话很有分量似的。

社教工作组的正式队员也不是人人都是思想正确，品格高尚。其中我们这个工作队的一名副队长，语言粗俗，处事张狂。比如，他在工作队队员大会上，公开说粗话：下一步的运动，是两公婆脱裤，大搞！还曾经和一名正式女队员乱搞两性关系而被处分的事件，算是给社教工作脸上抹了黑。

社教工作就是会多，不过每次开会都有老队员在场，我也只是陪坐而已。

一个月的社教工作，没有丝毫收益，反倒是像坐了一个月的牢房。社教工作结束的时候，感到就是劳改释放了一样。

在校四年，我对我们的几位老师印象都很深刻。

我们的物理老师李长清是最具特色的一位老师。身高1.9米以上，说话风趣幽默。农村来的学生，家境都不是很好，哪怕是一张纸都十分珍惜，体现在作业本上，从顶部到底部，几乎不留间隙，不利于老师批改。

但是有了看法，李老师不直接说出。有一天上课，走进教室，和同学们见面礼之后，放下教本，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从左上角至右上角，连续书写了三行字后，转身面对学生发问：你们觉得好看吗？见我们都是一时语塞、满脸懵逼，就继续说：你们的作业本上，要给老师留批改的地方，不能写得太满了！

还有一次，突然向学生发问：你们要好好学习，说不定，你们在座的同学，有哪一位有朝一日要当总理！

他讲课深受同学们的喜欢，他和学生们的关系也最好。

制图老师曹君智是一位学究式的老教师，讲授严谨，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语言犀利，不苟言笑。

地质老师纪宝泉身材高大壮实。

语文老师向蔓芝，是一位印尼归国的华侨。讲授颇有水平，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数学老师胡老师身高体壮，声音洪亮，要求严格，善于启发式教学。有同学提出某处不懂，他看后大声喊道：啊呀，好难啊！也不解释也不作答，说后转身离去。

政治老师黄子泽，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面善略带腼腆经常笑容可掬的未婚老师。面对我们这一大群来自农村没有任何思想禁锢的青年学生，不知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要克服多大的精神障碍。不过在跟我们的日常交谈中，她始终充满自信。因为我们的思想单纯，也使得她的工作简化了很多。

哲学老师。哲学本来就难讲，同学们听得十分枯燥。不过哲学老师的一个举动，时时引得同学暗自发笑：一边口中讲到：青年学生要学一点哲学，一边两肘部夹住腰部提携一下裤子，仿佛裤带没有系好要掉下来了似的。同学们见状也不敢大笑，只能私下里模仿，也一边口中念叨着“青年同学要学一点哲学”，一边两手夹腰上提裤子。

校长胡频之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我们学校任职不久，调任中南矿业学院的教导主任多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已经工作十多年，他还来我们的矿山，看望过我们。当时的老校长，已经是耄耋老人，但依旧是体格健硕，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谈笑风生。不戴眼镜，书写的字迹细小而工整，十分难得。

牛成群校长是继胡校长之后的校长。身材高大，不苟言笑。其余没有特殊记忆，只是知道我们学校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校长罢了。

党委*马光。据说马*曾是山东某游击队的队长，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南下干部。马*身材矮小，不苟言笑。曾带领我们参加长沙县五美地区和田人民公社的社教运动。运动结束后，还和我们合影一张，以作纪念。

行政部主任杨体格高大，但没有更多的说辞。只记得他曾培养一个准儿媳，给这个女学生评选为学习*著作的积极分子，还为之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其中引用了一段*语录：“如果不警惕，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要出全国的修正主义了。”

可是由于发言稿书写潦草，将几个“几”字写成了“八”字。结果这位女同学在念稿时，说成了“如果不警惕，再过八年，十八年，八十年，就要出全国的修正主义了”！好恐怖啊，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语录，真是胆大包天。于是杨主任的儿媳没有成功，这个学生的积极分子梦想也没有成真，但是她的故事倒是传开了。

体育老师魏国钢很有特点，中等身材，体格健硕，不苟言笑，讲话句句掷地有声，对教学要求严谨。一次练习十二路长拳时，一位没有穿内短裤的同学，在展示抬左腿后转身的动作时，竟然将生殖器露了出来。魏老师见后，只是鄙夷的一笑，侧转身，照常教学。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立门户，成立独立寒秋战斗队，一个人单打独斗。 赵国夫老师瘦弱内向，为人低调。刘女老师刚从体校毕业，状况平平。

革命串联

社教工作结束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停课以后，老师和学校领导也不见了踪影，同学们六神无主。开始时大都在校园里活动。三五成群的议论，漫无边际的传说，肆无忌惮的猜想，无端的感叹，应有尽有。

仿照外地的传说，学生中出现了造反组织，后来接二连三的学生造反组织出现了，诸如051造反兵团（一个名叫林武益的学生组织的一个造反组织），接着就出现了一个74051（意在气死林武益）等。既无目的，也无意义，玩弄辞藻罢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闹闹也不负什么责任，不闹白不闹。有些人开始抢夺广播器材了，一时间高音喇叭随处可见，嘈杂的喇叭声一个高过一个，大多是宣传自己这个造反组织的主张，指责他人是反革命或不革命等。

不久，有人搞来学校的行政公章和介绍信专用稿纸。任由学生自己开具外出证明，凭此证明可以到外地串联。

见此情况。我们也试着开具了一张去北京串联的介绍信。随便组合了几个同学，去北京串联。尽管身无分文，还是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自长沙北去的列车。

列车经过武汉、郑州等大城市，我们只站在车窗边看了一下。从车上往外看，也不觉得这些大城市有多么好，反正与长沙相差无几。当列车通过有名的武汉长江大桥时，尽管乘务员早早就关闭了车窗，但是眼见纷纷快速向车后退去的大桥栏杆和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轰鸣，感受到了这项工程的壮丽和伟大。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我们终于来到了祖国的心脏、我们心目中敬仰已久的北京。

在新建成的北京车站下车后，有专人接待我们。接待人员用汽车将我们拉进了天安门城门西侧的工人文化宫。安排我们住宿在一个礼堂的舞台上。在舞台上我们席地而睡。当时北京市晚上有点冷，实在受不了时，便将舞台上的幕布拉来当被子盖在身上，以抵御寒冷。吃饭则有专人开着三轮车给我们送来。吃的也就是馒头加咸菜，喝的是白开水，舞台上有一个大的保温桶，送饭的同时也送来了开水。保温筒上挂着两个搪瓷缸子，大家随时取用，也讲究不了卫生不卫生。

我们很幸运，到北京的第三天，就遇上了*接见红卫兵。接见的先天晚上，接待处的人员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后，都欢天喜地，无比兴奋。接见的那天，天不亮接待人员就送来了吃的馒头和咸菜。吃饭后，又带领我们来到天安门前广场上指定的位置，再三叮嘱我们不要乱跑，于是我们都规规矩矩的站在指定地点等待*的出现。广场很大，事先有人在广场地面划分成很多方格，区分出人行道和坐人的区域。我们到时，广场上人员还少。以后人们陆续到来，很快来广场的人越来越多，四周望不到边，只能看到远处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我们对面的天安门城楼。进入广场的人，大都是学生，个个青春焕发，兴奋至极。来到广场后，都能规规矩矩地坐在方格内，人行道上经常有人快速走动，但没有人停留。广场上人声鼎沸，人群中有唱歌的，有高喊口号的，有高声朗读*语录的。也有的人在紧紧地盯着天安门城楼，静静的等待*的出现。

大约等待了三个小时，终于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走动，不久见*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的学生立即站立起来，开始时人们屏声静气的观看*，紧接着“*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广场上空。我坐在长安大道南侧附近，但离天安门城楼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因此*的面容根本看不清楚。只见*面对广场，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话，一句也没有听清。

接见持续了半个小时。*和城楼上的人就离开了。之后，接待处的人员又将我们送回了住处。

之后几天，我们在北京市闲逛，去了北大清华，但没有进校门，只在门外观察了一下。后来我们先后到过北京动物园，颐和园等处参观了一番。每到一处，工作人员对我们都很客气，各处都备有茶水，还免费提供饭食。乘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随意上下。

在北京，我们还特意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义务给人照相的人，我们也趁机照了一张，之后留下了我们的地址。当我们回到学校后，还真收到了这个义务者寄给我们的照片，而且一人一份，连同底片都给了我们。

在北京游玩了几天后，觉得心满意足了，于是就又乘坐火车回了长沙，回到了学校。

不过在回长沙时，列车上出现的一些意外，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列车上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人员很多，座位都坐得满满的，座位下面的地板上还躺满了人，茶几上坐着人，就连行李架上也睡着人，真是人满为患！

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人群中，竟有人偷拿别人的物品，甚至于还有人在座位下面乱搞两性关系，真是一些害群之马，人类的渣滓，不配红卫兵这个称号。

不过，我们第一次上北京，就遇到了*的接见，十分幸运。

回到学校后，从同学们的口中得到了很多串联的信息，还带回了很多传单。于是一段时间里，我们就积极收集和整理这些传单，还弄来蜡纸钢板动手复制传单。将文字用钢笔钢板刻在蜡纸上，必须字迹工整才行，我不善于这个工作。但是将刻写好的蜡纸印制成传单可是我的强项。为此我们还拜访过荣湾镇里一个油印社，这里的一个老人专门从事刻蜡纸油印文件的工作。印制出来的文件，字迹清秀整洁，我们深为钦佩。

印制和散发传单也很有意思，反正纸张油墨钢板铁笔等学校全力支持，应有尽有。不过搞了一段时间后，兴趣渐渐失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邀集了几位同学，组成串联小组，第二次上北京串联。

第二次上北京，也很顺利。到北京后，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到了北京市西城区，住在西四北三条小学里。小学早已停课，各个教室的桌椅都被清空，每个教室开设几排地铺，供串联的学生住宿。街道派专人负责我们的吃喝起居。吃的食物还是馒头咸菜之类的，每餐每人一份，管饱。

这次大概是十一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在北京住了几天后，因为天冷，几个同学提出要去各地走走，于是乘车来到青岛。

到达青岛后，我们才知道，昨天*又接见了红卫兵。大家都很后悔，该在北京多呆上一天好了。可是世间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后悔也无意了。

青岛是一座海边城市，这里的建筑西洋样式居多，我们也无心欣赏街景，于是乘公交来到海边。当时正值海洋退潮的尾声，只见海浪由远而近拍打着海岸，但渐渐地一浪低过一浪。当退潮处于最低点时，出现了风平浪静的景况。之后，又见海水静静地向岸边推进。就这样，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我们有幸观看到了海水退潮时的惊涛骇浪，也欣赏到了涨潮时海水缓慢浸润海岸的文静。

退潮后的海滩有很多贝壳，我们像捡拾珍宝一样，不管什么好坏，捡拾了不少。还有人用双手捧到了海鱼，于是就有人将海鱼装进随身携带的铝质水壶里，说要带回去饲养。海边还有一些青岛的青年学生，手持一些海星，要和外地来的人换取*像章。见到这些金黄色的海星，大家都觉得稀奇，还是有人换取。

沿着海滩前行，来到一处，看到了停在海边机场的许多喷气式飞机。一大排银燕就停在我们的眼前，不觉一时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可是我们立即联想到这该是军事禁区，不宜久留，不敢造次，于是自觉地迅速离开了。

来到伸向海洋深处的廊桥，感受了海风的吹拂。

离开青岛时，我们每人还领到了几天的口粮：一大袋子大馒头。青岛人豪爽，馒头半斤一个，又硬又结实。这些馒头，我们到延安才吃完。

在扬州转车时，有人提议到连云港去看看，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也是海边城市，不会比青岛更好，于是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到达西安后，站前广场上设置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工作人员十分忙碌，大都是为前往延安的学生办理手续的。每个学生要登记姓名学校地址等信息，以便安排车辆。我们临时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看。

提出去延安的想法后，接待人员提议我们在接待站借一件棉袄，以防冻伤。于是我们每个人打了一张借条，借到了一件崭新的棉袄。

西安到延安有四百多公里路程，有一条风雨无阻的公路相连接，可供汽车风雨无阻的通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了接待站给我们安排的汽车：是几台带棚子的卡车。

当日去延安的学生坐满了六部卡车，每台车上至少有四十人。上车后，开始时还都站在车厢里，一路高歌谈笑，一边欣赏着道旁的风景。可时间长了，就觉得累了，于是纷纷坐在车厢地板上，相互挤挨着。

说是风雨无阻公路，因为陕西长时间没有下雨，道路行车过多，公路上的灰尘有半尺深。汽车经过时，灰尘扬起，遮天蔽日。尽管车辆之间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但后面的车，总是行进在前面汽车扬起的灰尘中。

车队行进二百公里后，在铜川市休息吃饭。当我们下车后，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满身满脸都是厚厚的黄土，只见到眼睛在眨动。因此都相互取笑，男的叫土地公，女的叫土地婆！

这里也设置了红卫兵接待站，早早的准备了饭食茶水。因为饭后还有一半的路程，因此大家只能作简单的处置，勉强吃了些饭食，就又向前赶路了。

饭后更加觉得疲劳，我坐在车厢里，还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长时间坐在车厢地板上，两腿酸麻，多想找一件东西坐一下啊。七摸八摸，终于摸到了一个圆圆的物件，也管不了是谁的。使劲拉到屁股下面坐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女生的搪瓷缸子，经我一坐，已经瘪了。

傍晚时分车队才到延安。经过半个小时的拍打清洗，总算是干净了许多。先吃饭，在接待站安排的住处住了下来。

次日，我们参观了杨园，*旧居，还爬上了宝塔山，在塔下站了片刻。因为爬山的人太多，旁边的草木已经全无，只是光秃秃的坡地，厚厚的泥土。我们七人还站立在延河桥上合了一个影，照片至今犹存。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加之人员太多，第三天我们就返回了西安。

在西安又玩了两天，到过大小雁塔，爬上老城墙看了一下街景，就离开了西安。从西安到成都的旅程实在令人难忘，车上用人满为患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了。厕所里，盥洗间都挤满了人。不是身强力壮，休想在车内行走。当列车到达一个车站后，想上下车都十分困难。没奈何，想上下列车的人只能从车窗爬进爬出。车内根本不可能找到水喝，茶水间早已空空如也，茶水炉子早已是冰凉透彻，而且也坐满了红卫兵。停车时期，车站工作人员送来的救命水，总算解了一时口渴。

当有人好不容易清空厕所后，立即有人迫不及待挤进去，不管关门与否，就开始操作了。列车的规定是，列车停站时不得开放厕所，可是这时人们已经顾不了这些。就在我们的列车停在某小站时，厕所依旧被人强行使用。这时要是只是小便也罢了，还有人憋不住依旧大便，不一会功夫，大便堆积在铁道上，很快就堆积成山。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山逐渐长高长大，锥顶很快顶上了列车排污口。小山变成了粪柱，再也不见长高了，但还在继续长粗，可车厢里就更惨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启动，这一幕也就自然终止了。只是难为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要付出平常时期不曾付出的辛勤劳动，搬走这座不寻常的山。

列车总算到了成都，我们下车了。还好，我们七个人，一个不少。虽然饿了一天，已经到了饥渴的临界点，但还是挺了过来。

成都下车后，同学们害怕又要遭罪，想立即去贵阳。但我坚持去重庆，因为我的小舅在重庆工作，想借此机会去看看我的舅舅。

成都到重庆的路程不远，也就几个小时车程。

到达重庆后，我们还是住在接待站。他们六人去参观了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等地。我只身一人前往舅舅的工作地点：沙坪坝。因为地址不详，只记得重庆市第16信箱32分箱，其余概不知晓。于是逐渐打听。有几次明明有人说就在对面，可是真到了这个地点时，回答总说不是。当我来回问得多了，站哨的解放军才问我找谁。心想这下有门了，于是说明我要找的人的姓名，才将我领了进去。叫我在一旁等待，他进去通报。

这时正是午饭就餐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向里观望，只见一群军人正在里面不远处就餐。不久解放军领着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定睛一看，正是我要找的舅舅。

我的舅舅是1954年华中工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处驻重庆办事处从事武器检验工作，属于高级别保密单位。

舅舅见外甥自是欣喜万分。立即给我打来饭菜，喜形如色的看着我吃完饭菜，之后告诉我，外婆也在重庆。现正与舅妈，表妹等住在重庆下游的郭家沱家中。于是，饭后我立马去了郭家沱。郭家沱位于重庆市下游几十公里处，只能坐船前往。于是我又辗转来到码头，好在前往郭家沱的船只很多，不久我就上了开往郭家沱的轮船。郭家沱在长江南岸，是一个很大的港湾。在弧形高山和河岸围成的土地上，建筑了几十栋楼房。几经打听，终于来到了舅舅居住的楼房。在这里，果然见到了我的外婆。老人在重庆小儿子家里见到自己的外孙，当然欣喜万分。但受时间所限，我没有久留。其实舅舅家住的很分散。自己工作在沙坪坝，安家在距离重庆五十公里开外的郭家沱，而舅妈是重庆西边的陈家湾一个兵工厂的医生。因此一家人会聚一次并不容易。

见我要走，外婆将幺舅家一些暂时穿不了的衣物，捆了一包，要我带回汉寿，给大舅用。于是一路上，我又多了一个包袱。

按照事先约定，当天晚上又和六位同学相会了。次日，乘车离开重庆。

当列车到达贵阳时，我们只是隔着车窗看了一眼贵阳的车站，没有下车。

当列车到达桂林之前，我们计划一定要到桂林玩几天，这里可是甲天下的风景区啊。

因为我们几人并不坐在一处。列车到达桂林西站时，我以为就是桂林了，于是拎着包袱就下车了。可是下到站台后，没有见到同学们，知道他们没有下车。正要返回列车时，列车员已经关闭车门，列车也启动了。在列车向前滑行的时候，我还不死心，想登上去。先将包袱甩上列车踏板，然后使劲拽着扶手。可是列车由滑行到渐渐加快速度，看来，上车已经无望，只得放弃了。随身携带的包袱，也随列车走了，我只能望车兴叹。

没有了同学们在一块，我只得一个人到桂林的几个景点参观浏览了。

当时桂林的景点对红卫兵都是免票的，因此我得以到各处景点参观。还算不错，就在我参观浏览的第一个景点芦笛岩时，遇见了其余六位同学。于是大家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开心的欣赏甲天下桂林风景了。先后欣赏了芦笛岩、七星岩、秀峰，象鼻山等景点。我对山水风景没有特别的鉴赏力，只是看看而已，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致。

听说桂林的笛子是用芦笛岩的芦笛制作的，音色特别好，于是在商店买了一只，经过试吹，感觉不错，于是付款，拿货回了旅社。

回到旅社后，想将新买的笛子拿出来向同学们炫耀一番。不想，忽然听到一声轻脆的响声，笛子的一端炸裂了，非常沮丧。于是拿着笛子，立即找到商店要求更换。售货员见状，二话没说就给换了一支新的。接过新笛子后，我又试吹了几下，认为可以，于是满意的又回旅社。可是回到旅社，刚将笛子取出再次试吹时，笛子又开裂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再次前往商店更换。可这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售货员坚决不予更换。经过我反复争辩，最后售货员还是拗不过我，给换了一支新的。接过新笛子后，再也不敢试吹了。估计是当时气温干燥，试吹后，笛子里面被口水弄湿后，内外产生湿润差，导致笛子开裂。于是宝贝似的回到旅社后，将笛子塞紧保温瓶里，使其湿透。之后回到学校，这只笛子跟随我几十年，再也没有开裂过。而且笛子的音色很好，我十分喜欢。

离开桂林后，再也没有在其它大城市下车，回到了长沙，回到了学校。

说来也巧，回校不久，长沙火车站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正在纳闷时，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我遗落在列车踏板上的那个包袱！尽管串联的红卫兵牛气冲天，但列车员的责任心依旧是那么认真负责，真令人感动。

这次串联费时近一个月，回到学校，已近年关。但学校丝毫没有放寒假的意思，同学们全身心投入到文化革命中，毫无倦意。

反正在校也无事可做，鉴于当时社会上又盛行步行串联，甚至有人重走长征路。我们几个同学没有那么高的志向，只组织了一次短途步行串联。从长沙出发，走小路到了韶山，之后到达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参观了一番，之后经益阳安乡，回到了学校。在安乡，一个夜晚，我们目睹了一次当地红卫兵给四类分子剃黑鬼头的表演。只见几个青年学生将他们认为的四类分子不问青红皂白的抓来，往椅子上一按，拿起理发推子，不由分说地就在他的头部从脑后开始，推子紧挨头皮，直至额头，将头发剪出一条深沟；然后又横着，从头部左侧到右侧，剪开另一条深沟，形成一个十字叉。这就叫黑鬼头。不管男女，都是这样！被剪的人不得反抗，否则还要开批斗大会。批斗时还要动手动脚，架飞机是轻的。

从安乡回校后，又和曾庆民回了一趟汉寿老家。在县城住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就向县里的接待站借了两部自行车，骑自行车回了学校。二百多公里路程，骑行了一整天，天黑才到学校。途中自行车车闸不灵，有时遇到前方来车心慌意乱，只得带车向公路旁边的石头堆上橦，真是险象环生。现在想来，还觉得后怕。

1967年年中，经过其它同学上冶金部造反，终于同意我们按时毕业，学历按照大专办理。就这样。我们才得以结束几年的动乱，走上工作岗位。

1967年7月，我们得知要毕业了，四年的中专生活终于熬到了头，人人高兴无比。

因为同学们各自忙于串联，一时难以联系上，只能回校一个办理一个。

当时我们这批毕业生的主要分配意向是国家黄金公司、湖北有色系统和湖南省的有色金属矿山。我们采矿班30多名毕业生，其中国家黄金系统要10个，湖北新发现了一个铜矿，需要10个，其余都留在本省。但必须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出省前往。于是，黄忠祥等人去了黄金公司几个矿山；我和六位同学选择了湖北；其余留在了湖南。

毕业分配后，我又回了一趟家里。回家前，将行李物品翻天窗转移到了学校化验室的楼上。几天后回校，寝室里已经面貌全非。除了那些床架还在，其余都是空空如也。回到曾经的教室，也是空荡荡的。幸好我在离校时，将行李物品放在了无人知晓的地方才得以完好无损。

办完毕业手续后，与分配到同一单位的段炎辉一路同行。

离校期间，正值长沙市以院校学生为主体的红高师和以工人为主体的湘江风雷处于对立高潮。两派以湘江为界，架起机枪对峙。还曾经出现过因枪支走火而打伤行人的事件。过往湘江的轮渡也停航。我们挑着行李，来到渔湾镇的湘江边，无法渡河，只能望江兴叹。正在焦急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向我们走来，自我介绍说是当地的渔民，船就在附近的江面。可以划船送我们渡河，他人不会怀疑。但是必须每人给十元钱过河费。我们过河心切，也没有还价，立即掏钱上船。上船后，又有两个人想和我们一同过河，我们也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坐在女渔民的船舱里，任由女渔民若无其事的将小船悄悄地划向江心，约莫半个小时后，小船划到了湘江东岸。来到了一个码头旁边。临下船时，再三叮嘱我们不要走在一起，要分散走，免得引起湘江风雷人员的怀疑。

于是我们像逃犯一样，在这个小码头上岸后，挑着行李，低着头默默的前行。为稳妥起见，我们先来到湘剧团的张娭毑家暂歇。当张娭毑询问我们的观点时，我们都不敢吭声，深怕说漏了嘴引火烧身，离不了长沙。其实张娭毑知道个中缘由，没有继续追问。

这里不可久留，我们只得匆匆赶去火车站。上了火车，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67年7月27日，正式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开始转入人生的第二阶段，时年我23岁有多。

从启蒙到获得这块敲开大冶冶炼厂大门的敲门砖，我耗费了近二十年时间。期间，我的多舛命运几经起伏跌宕，几近山穷水尽。没有想过退却，有的只是随波逐流。不退却是母亲的信念，随波逐流是社会的流弊。

面对动乱时期的武汉，怀揣毕业分配和单位报道信函，瞻念前途，不禁惆怅不已。但我们当时决心，到单位后，绝不介入任何政治漩涡，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今后的几十年里，仍将是学习工作交替进行，不会有终期。

学习、学习、再学习！不仅是列宁的格言，更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