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式的解缚

首先，他没有民族。

由于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任意一族人，这孩子天生不具备任何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双端立场融合和《天龙八部》的多民族主角基础上嬗变出的进一步试探，回照最初《书剑恩仇录》中主角们单纯的排满扬汉、反清复明，则不得不令人喟然作者思虑的精进。韦小宝不像陈家洛、郭靖、张无忌等人具备天然的民族属性，相反，在素来讲究“名正言顺”的话语系统内，这孩子的任何政治举措却都可以脱离所谓师出必有名的中国人之根本桎梏，这也是他后期游走于多个立场不同的群体，行事却得以捭阖无碍的最终根源。

墙头草之所以被人讥讽东斜西逸，究竟还是由于立根难舍，若作蒲公英无根无蒂，则虽飘罥愈高，却反而不易就令人生出败节之怨了。

进一步说，他没有阶级。

韦小宝出身于一个近代文明中最原始赤裸的交易平台，无非以一方贪欲换另一方色欲。虽然在文人的推动下，妓院行业一些小众尖端链发展得很是风雅，但丽春院显然还只停留在从伺候到收钱的层面上，甚至是趋于反道德化的。在这个系统内，阶级形态相对淡漠，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更加接近当下这个没有信仰的空乏时代。

三屠之后的扬州被强行去化过气节，顺民们对于所谓的士大夫气节具有一种负气式的漠然感。凭他钱虞山官拜礼部侍郎，大难临头还不是不如一个妓女？——劲风来后，残存者相顾赧然，阶级优越性也就随之尴尬消散了大半。随着官员弄臣化的进展，汉人的权势高度便逐渐被瓦解。自古权财此消彼长，权既不振，求财的朴素商化意识便日益转盛了。

因此，韦小宝虽然出身低微，思维上却殊少见凤凰男对上层阶级的戒备感，也并没有太强的出人头地和成功本位思想。很少有人注意，韦小宝虽然一路顺风顺水，但他从没为了高升去刻意削尖脑袋步步为营，也并不愿意为了权力去承担太大的责任。这个小家伙追求的是舒舒服服地赚钱享乐，图个效益最大化，而从不是手握重权指东打西——一定程度上说，因为阶级观念缺失，他的进取心映射回现实后，反而是比不少清初的权臣吃相更从容的。

再次他没有文化。

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就是担心直指人心的力量会因为文字的过分解读和曲作而出现衰减和扭曲，而韦小宝这个假和尚的不通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金庸担心他被外物繁复所绑架形成虚耗给出的设定。他不务虚，不玩花，行事便难得地有效率，迷途幻境中也比大多数人看得通透。少林寺段落里，澄观老师侄和他的无厘头问答一个夹缠不清，一个一针见血，混闹之间多少也是个比对的传影。若再追溯到金庸最初的《书剑恩仇录》与陈家洛、余鱼同等人相较，便更见个明白。文化程度越高，人相对越容易优柔和摇摆，面临更多非此即彼的因循和取舍，也更容易过分追求弦歌雅意，取边角而忘中原。

金庸很刻薄地在结尾处让顾炎武、吕留良、查伊璜等大儒与韦小宝夜船谋谈——最终把反清复明扭曲成了一场“鞑子要天下汉人雉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的血气斗勇，并且提出了让没得任何汉人气骨传承、立场全不明确的的韦小宝做皇帝的建议。

民族、文化和阶级，这一刻终于都向他们以为的宿命——实则的效率化强权低了头。

这一切解缚型设定致使韦小宝是诸多主角中最不痴的一个。

不纠缠不入障，热闹泼辣，也柔韧干净——韦小宝确实有韧劲儿，但其实无论对名利还是爱，其实他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执着。因此他不易折。

同为少年人，并且都接受了洗脑式的威逼利诱，韦小宝却不像方怡、沐剑屏一样能轻易被神龙教的少年运动洗脑（这俩姑娘入的是赤龙门，多少有点作者在指桑骂槐的意思）。他是时刻以结局为导向的，所有摇摆的目的究其根本都是借势，而并非改变方向，因此他不介意多点开花，枝叶锦簇，但绝不会走病梅路线——这一点上，他的对比组正是方怡。

实话说方怡这个角色处理得不太好，虎头蛇尾欠了不少交代，可惜了少男少女同桌斗嘴style的明媚开篇——但总体来看，虽然其心路历程并没明确，究竟自云烟里挑出了飞檐，大致轮廓构架还是能看出来的。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原本很高的人，自己的底线被强行冲破或瓦解后，其过高的初始势能也就导致了她破罐破摔的反弹也比别人都要狠，是所谓刚而易脆，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大致也是这个意思。相反，韦小宝在油滑的表面下却有超乎常人的冷静——这得以保全他不出现太大价值偏差的柔软身段，也正得益于他底线低，约束条件太少，也就没有那许多旁骛了。

然而自然，不痴的代价是他也得不到太多的真心。如金庸所言，感情上韦小宝的可带入性太弱。

韦小宝和众多结义兄弟的关系中几乎都存在着利益纠葛，互相也都标好了舍弃对方自己心里能承受的最高价码。七位夫人中，最后对他有几分真情的不过双儿、曾柔、公主几人：然而双儿更近似仆佣和朋友，纵然可持续性高，但爱之一节难免差了几分；公主的感情纯发乎于早期的好奇和后来的情欲，是出于动物性的相互吸引，而并没有太多人文社会价值观里对韦小宝人格或能力的认可。唯一一个对韦小宝纯出于男女倾慕之情的，是常常被读者忽略的曾柔。但曾柔对其动心的点却恰恰不在于他的手段和效率，而正在义气这个韦小宝唯一的软肋和枷锁。后续及至陈近南、九难和小玄子无不如此——他们珍惜韦小宝并提携帮助他，远非因为他行事的效率性，而是为着每每制约他不能做出最优选择的因素——良心，那么这一层珍惜，也就脱离了童话定义域，而回到从前武侠小说中的温度设定上了。

如此看来，韦小宝的成功到底是否完全出于彻底泯灭人文约束的原始假设，就也要存疑。对于想用一层层剥离束缚来成就一篇赤裸现实的成人童话的金庸来说，这可能偏离了他最初的设定，也能约略安抚他晚年的沉恨反思——由儒转道，以无为降有为，这种绝望的不破不立，或许也未必真的能走通。

是的。《鹿鼎记》里，金庸更执着于讨论的元素实则已经出离了人这个个体，而上升到试图开上帝视角来解释效率问题。他感觉到我国每至动荡则内耗虚高的原因必然出于历史某个阶段的意识沉积，于是在主角身上采取国民性退化的手段层层试探，不惜于为此剥离掉自己所有的儒家理念——韦小宝式的退化尝试直指先秦诸子，用其淡泊的阶级观念来承接老子负气式的“使民无知无欲”乃至墨子的“尚同一义”（书中天地会、沐王府等人的拥鲁拥桂之内耗，也是一定程度上对“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可能性的反思），自反而不缩，乃为此惴惴之颠覆，不可谓出手不狠。

可这个试探最终失败了。表面上看是韦小宝的退化踩不到切实的点位，无法臻于完美，而实际上说，他再滑不留手也还是摆脱不了牛顿定律。小说必要的交叉借力决定了韦小宝纵能通过先天的设置摆脱阶级局限性，也终无法脱离群众基础，于是民间简单粗暴的聚义价值观在一定层面上再度推动了儒的反噬，这就使被设定为老子的反智背景的韦小宝无可避免地承受最终要压垮他的阵痛。

其实，我国即使回溯到先秦诸子时代，各家之间的内耗依旧是高企的。百花齐放的背后，其实质并非苏格拉底式“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的诚意敬畏，而是各家争夺话语权的真实体现。墨子说儒家“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孟子说杨朱墨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几至互相谩骂——这种思想碰撞虽然热闹健康，但说白了还是基于专制的。有说农耕文化不具备民主和包容的初始土壤，因为存在资源上限，必然要以牺牲公平的手段来推动效率，而金庸的韦小宝实验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解释，消除民族、阶级和文化概念只能减掉几个博弈对手把模型简化一些，但只要是人且在中国的社会上，那条根本的预算线就一直在，历史类社会小说这个大框架下，这根线永远只能平移，而不能改变。

想到这里我便觉得，《鹿鼎记》其实远不是简简单单一部让君子哭、让小人笑的小说了。任何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切切实实的无助，并在喈喈失笑和啧啧称奇中，忽然不约而同地感到令人窒息的压迫。仿佛《东成西就》，花团繁丽之外，它本就是《天龙》以降众生皆苦的进一步升级。

金庸最终仁慈地给了他的小白鼠韦小宝一声当头棒喝。

他说“老子不干了”。一唳叫天，从此清风明月。

然而尚需在尘世中面壁十年的我们，放下书卷时，能听见的却依然只有历史长河中，山林风叶里，那些主动或被动“不干了”的隐士们发出的，轻悄的笑声。

（公众号：李让眉此间清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