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黄洋 责任编辑：薛妍、
前不久，退伍工作顺利展开，看着自己带过的兵陆续离开的寇班长像是丢了魂一样，在电话里问我：“排长，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出了营门能干些啥？”
“得看你喜欢什么了。”我回答。
“想不出来，非要说有的话，估计就是这片戈壁滩了。”他笑得有些生硬。
“转三期吧。”我说。
“咱连队没有名额，转了要分到其他单位，我手里的几根‘刺儿头’还没‘修整’好呢，可别成了半成品……”
他的话触动了我的记忆神经，因为两年前，我也是他口中的“刺儿头”。
2015年暑期，我到甘肃张掖的戈壁滩深处当兵锻炼，指导员简单了解了我的个人信息后，问通讯员：“寇彦文呢？让他把这学员排长领走。”
“在收拾他们班的‘刺儿头’，我去叫。”通讯员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一个国字黑脸，肩宽体阔的中士把我从连部带到一顶深深扎进砂石的帐篷里。坐了几天火车的我刚坐下就听到他说：“排长，走吧，今天咱们冲山头。”我拖着沉重的身体极不情愿地跟他跑了出去。
训练场四面环山，风化的岩石铁锈一般附在山体上，山像一个盛过沙土的军用黄脸盆，一些骆驼刺迎着毒辣的太阳生长在“盆底”，像极了一个个倔强的士兵。
“来！来！”寇班长手一挥，一个满头大汗的上等兵跑了过来。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寇班长问。
“班长，我不应该在训练时溜号。”上等兵有些羞愧。
“非也！集合班里所有人，对面山头冲三次，想清楚了过来告诉我。”他指着前方的山顶说。
“对了，把新来的排长带上，适应适应。”他补充说。
三次冲锋，我都被甩在末尾，最后三名再冲三次，我还在最后。就这样，在我缺氧的脑袋还没反应过来时，班里“车尾巴”的帽子就掉在了我头上。
下午是武装五公里拔旗赛，连长在“黄脸盆”的最高处插上连旗，人员从连旗下的山脚出发，围着“黄脸盆”绕一圈回来抢旗。
临出发之际，突然感觉到我肩上有什么东西压了下来，寇班长拍了拍原本属于他的高射机枪脚架说：“排长，交给你了啊。”然后空着两只手悠哉地站到了排头。结果，我又成了“车尾巴”。
队伍带回营区后，一个上等兵有些不屑地看着我说：“排长，咱班有个规定，上午下午都当了‘车尾巴’的人要从训练场用鸭子步走回来。”
听到这话，我红着脸转头冲回去，深蹲，一点点往前挪，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我走了20分钟。回来时已经过了饭点，我仰头灌了半壶水，静静地找了个小沙丘坐下，一片空白的脑子印着两个黑色的大字——失败！
脸上的汗水慢慢冷却下来，身上的衣服还没干透，班里的列兵张鹏跑过来叫我：“排长，回去准备下，晚上夜训。”我长长吐了一口气，已经没有精力去埋怨这没完没了的训练。
张鹏到我旁边坐下，递给我两个鸡蛋、两个馒头和一块西瓜。
“给你留的，赶紧吃吧。”他的笑容里还带着那种新兵特有的单纯。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每天在各个山头来回奔走，而我的这位寇班长，只要有点空就黑着他那“戈壁脸”给我找各种事情。战术训练完，顺便让我冲几回山头；连队回营时，其他人先走，他陪我先坐一会，然后带着我从训练场*回帐篷……晚上，我累得饭都懒得嚼，只是加点汤机械地朝嘴里灌，而他就像个没事儿人一样，放下碗便哼着小曲走了。
然而，连日的相处并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印象里，我跟他有过两次正面“战场”的交锋。
参加了一段时间夜间战术的训练后，有天晚上我去找他：“班长，夜间班战术这样搞不行，咱们班用手电和小喇叭指挥容易暴露位置，敌方只需一支火箭筒就能轻松摧毁咱们一个班。”
“排长，你还是新兵蛋子，跟着学就行了。”他说。
“上了战场，你就这样指挥你的班吗？”我盯着他，空气安静得可怕，我以为他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对我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不满，可是却没有。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膀，从我身后走开，留下我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想这个动作的含义。
周五党团活动后，连里召开了对近期夜间战术指挥方式的研讨会，我才找回了一点心理安慰，但他仍旧没有认可我。
第二次“交锋”是在一个午间，通讯员来串门时对他说：“老寇，上周宣传工作你们班被营里点名表扬，特此通报。”
“啥？就我们班这几个‘货’，让他们写四百个字跟要他们命一样。”寇班长一脸怀疑。通讯员回答：“这个你问张鹏吧，他写的。”
一旁的张鹏有些窘迫地看着他说：“稿子其实是排长写的，署我的名交上去。”
他有些惊愕地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假装弯下腰去系鞋带。“干得好，以后这工作就交给你了，大鹏。”他故意提高声调说。
我松着鞋带从他身边走开了，就像他之前从我身边走开一样，我感觉自己跟他永远凑不到一块儿。
后来，张鹏每天都拧着脸来找我，我也只能尽力教他动笔。
有一天，张鹏对我说：“班长要休假了，听说去相亲。”我象征性地回了一声：“哦！”
“你不兴奋吗，咱们解脱了！”他又说。我一下子没忍住笑起来，原来他是这样想的，但我心里却是无所谓，我认定反正自己迟早要走，他走与留似乎与我没多大关系。但是我错了，大错特错，因为这种无所谓的心态，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羞愧自己的行为。
寇班长走了，我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车尾巴”这个帽子戴久了就掉了。后来，实习结束，我也要下山，离开这个每天吃土流汗的地方。
车从荒芜的戈壁驶向城市，我一路矛盾：我走了这些可爱的人还得继续接受风沙烈日的洗礼，他们会不会想我？
然而，从张掖火车站上车后刚好接到张鹏打来的电话：“排长，有些事儿班长不让我说的，但是你都要走了，不说我难受。那天晚饭你吃的鸡蛋是班长自己去炊事班给你煮的；按规定，班里的‘车尾巴’还要刷全班的碗，但班长让我们多担待点；班长还让我没事就去‘烦’你，学写稿子，免得你走了没人会；还有，他走后你才站岗，其实之前是他找文书把你的岗哨任务承包了；他私下里总对我们讲，你刚来戈壁滩，训练量大，一下子干那么多活身体会扛不下来；对了，他离开前特地去仓库换了一套小号的迷彩服让我给你，我怕你不要，悄悄放你潜运包底了，你找找……”
听着听着，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心里很空得可怕。我慌忙给寇班长打电话，无人接听，接着再打，还是无人接听，我的心越来越慌，手越来越抖，号码拨了一遍又一遍。
就在我放弃拨号时，他发来这么一条消息：“排长，张鹏这小子都告诉你了吧？我不太会讲那些肉麻的话，就不接你电话了。排长，我喜欢‘刺儿头’兵，更喜欢你，只是不能当面这样告诉你，有些遗憾。”
放下手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视线不但越来越模糊，还被城市边缘的防风固沙的树木挡了下来，那个“大黄脸盆”再也看不见了。
后来，每当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就问寇班长。慢慢地，我成了他中意的兵，成了他一直叫的排长，他也成了我敬重的老班长，我的良师益友。
军营待久了会“上瘾”。最近得知，寇班长套了三期的衔，继续在风吹日晒的戈壁滩里培育“新芽”。这就是老兵的情怀吧！
在我看来，老兵不死，是因为他们在凋零中培养了一茬接一茬的“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