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志军
坐在课堂里，老师会用普通话为我们授课；打开电视机，主持人会用普通话为我们播报新闻......
生活中，普通话无处不在，沟通自我与世界，联系你我他。
然而，没有一个地域的普通话不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尽管仍是普通话，人们依然能从吐字与音调里找到习焉不察的乡音。
银川普通话也是如此。
作为移民城市的银川，它的普通话，有多少本地方言的影子，又受到多少迁居者的影响呢？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造成我国汉语方言复杂、分歧严重的现实。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我国汉语方言做了比较细致的划分，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称“兰银官话”。
“兰银官话”:清入声派进去声，浊人声派进去声（次浊）、阳平（全浊，分布在甘肃、宁夏部分地域，如兰州、银川、张掖等）。
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即“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
“宁大话”是社会上学说普通话不太标准的语言现象的一种概括，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有关部门在尚未定出一个更科学的术语之前，先暂时使用这一概念，追寻分析这种语言现象。
“宁大话”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说这种话的人是力图在说普通话，但说得不好，有很明显的方言色彩而受到大家的嘲笑。
“文革”中，银川的普通话又有一定的规律，于是，大家把此种话冠名为“宁大话”。
其实它并不只属于宁夏大学，并不是宁夏大学的“专利”。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母语是宁夏境内说方言的人说得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当时宁夏境内的方言研究尚不深入，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尚在研究之中，对大家的理论上的培训就更不够了，于是可以说是学说普通话的一个必然过程。
如今，研究这一语言现象，对提高和普及普通话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对揭示宁夏境内方言内部规律更是非常必要。
“宁大话”中保留了很多宁夏境内方言的一些深层次的语言现象，又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必须把它记录保留下来。
它可以揭开方言固有现象表层，把内部演变情况显示出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演变过程，因而有着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宁夏语言学会副会长马学恭，对银川普通话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银川话源远流长，其形成经历了宁夏的几次大的人口迁徙，使它在有“江南之风”的同时，又与“吴、湘”方言类似。
“宁大话”是在新派银川方言的基础上说普通话，也具有特色，它是发音不太标准、有浓重方言色彩的普通话。
在“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宁夏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学生们进行演讲、辩论，频繁的语言交流，使得宁大说普通话蔚然成风，他们努力的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马学恭认为，不能把“宁大话”作为笑料，“宁大话”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宁大话”在客观上为推广银川普通话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宁夏大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全国各地学生和教师，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环境的改变，使得“宁大话”逐渐向标准普通话靠拢，“宁大话”也随之淡出校园。
银川话属于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大家都能听懂，又和其他方言明显不同，这会让当地人产生一种亲切轻松的感觉，会很快喜欢并接受它。
同时，由于历史的变迁，使得银川地方方言分成老派银川话和新派银川话，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比如：标准普通话说“水很凉”，“宁大话”却说成“睡ba得很”，又如：普通话中的“街”发（jie）音，银川话发的是（gai）的音。
老派银川方言中的“北、百、白、掰”几个字全部发（bia）音，而（bia）音在新派银川方言中已经消失了，这四个字发各自的音，北发（bei）音，百发（bai）音。
久居银川的老人常能听到这样一段顺口溜：“一出北门走了一百步，拾了一百块钱，买了一百个西瓜，掰开一看，白籽白皮白瓤，白白花了一百块钱。”它用老派方言读（bia）音就会别有一番地方语言趣味。
而像“去”、“隔”两个字在老派银川方言中发（ke）、（ga）音，在新派银川方言中也已不再发这样的音了。
因为新派方言有语音、语法，成系统，具有绝对优势，老派方言渐渐被其取代。
“宁大话”中的一些本土方言词汇容易让人误解，如：普通话中的温水，银川话却是兀（wu）都（du）子水，有时候人们就听不懂；银川话的“黑（he）油（you）麦（mia）蚱（zha）”，普通话是蟋蟀。
还有些有意思的日常用语方言，至今还被一部分老银川人沿用，比如：“讨吃毛”不是指乞丐，是指具有乞丐习气的人；“二百五”是指说话做事不能把握分寸的人；“死皮子”指无赖，“倔乎头”指性格倔强的老头儿；“啬鳖”是小气毛，“无二鬼”是指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甚至有偷鸡摸狗行为的人；“身上有了”指女人*；“羞先人”指辱骂祖宗；“干球蛋”比喻不管用。
还比如“酒行令”是银川人在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喝酒娱乐方式，如：一心敬你（点点元）、哥俩好、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魁首、六连高升（六六顺）、七巧梅（巧巧端）、八抬关、九叶子红、满堂红等浓厚且颇具趣味的银川话，成为银川人酒局饭桌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银川普通话的形成还与宁夏解放后的三次人口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人口迁徙是1952年～1954年，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批移民来银，称为“北京移民”。
他们带着不管是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还是北京土话来到银川，与银川地方方言发生语言碰撞。今贺兰县金星农场就是当年北京移民兴建的，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都还说着一口京味很浓的北京话。
第二次人口迁徙是在1956年～1958年，国家为支持宁夏的经济建设，从外地调来了很多支宁干部，仅上海支宁的“文教大队”就来了三批，大约有1万人。同时，沿海许多大厂也迁到内地银川，如银川橡胶厂、长城机床厂、长城铸造厂、银河仪表厂、西北轴承厂等。
此次迁徙有职工及家属达10万人之多，为银川最大的一次外来人口迁徙。
在195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浙江的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银川和永宁县插队落户，也把他们的乡音带到了银川，此为第三次外来人口大迁徙。
60年来，银川经过几次外来人口大迁徙的融合、交流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使银川普通话逐步走向规范、标准。
马学恭这样评价银川方言：国家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有意加速方言的消亡，恰恰相反，方言作为汉语自然发展的一种形式，在各方言区还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
方言与家、根、乡亲血肉相连。
在方言区，普通话与方言各有自己的运用场合，各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之间协调发展不是不可能，关键是要把握好各自的场合，以及运用或限制运用的“度”。
文章作者系宁夏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