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福武
火车票
嘈杂、拥挤、闷热，简陋的候车室里，父亲汗流浃背。焦急等待中，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为我买到一张从汉口开往花园的火车票，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火车票。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准确地说是1986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
那年，16岁的我考上了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校址在湖北孝感花园镇。那时，交通不发达。我从家乡到花园铁路学校上学，要坐半天的轮船到汉口，再由经汉口搭乘火车到花园镇。
离家当日，一大早，父亲陪我登上轮船，在滚滚长江上颠簸半天后，抵达汉口王家巷码头。时值正午，烈日高挂头顶。父亲扛着一个红色条纹的塑料大包，我提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紧跟，一路风风火火。彼时，沿江大街车少人稀。我看到父亲的后背湿透，烈日映射下，他佝偻的身影，像皮影戏人在马路上晃荡。
火车站在汉口大智路，买票的人排成了一条弯曲的大长龙。父亲卸下肩上的大包，吩咐我呆在候车室，自己径直排进购票的队伍。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买到火车票。那是一张印有红线条的“硬板纸”火车票。当我手持沾满父亲汗水的火车票，第一次乘上绿皮火车，开启人生之旅，我的心中，有欢喜，也有牵念。
汽笛长鸣，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站台上，父亲佝偻的身躯，像一个瘦瘦的“逗号”，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火车票
1989年，我从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沿线一个叫金家墩的工区，成为了一名养路工。当时干养路工十分辛苦，但对于我和家人来说还是很“荣光”的事，毕竟端上了“铁饭碗”。
入路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乡探亲。一进家门，母亲看见我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圆帽，乐得合不拢嘴。大年三十，一家人团团圆圆吃了年饭；初一，父亲便带着我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拜年。
拜年，是故乡永远的礼仪。迎着新年的喜庆，踏着“咯吱、咯吱”的瑞雪，父亲打着背手走在我的前面，那派头极像一名村干部。“过年好，恭喜发财！”乡亲父老见面互道吉庆。
“赵大哥，听说侄儿在铁路上工作，肯定能够帮忙买火车票吧？！”村里的李会计亲热地与父亲搭讪。因他每年都要乘火车外出采购物资。
“没问题，没问题的！”父亲满脸骄傲地望着我。
春节过后，我返回工区，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养路工作。
阳春三月的一日，我接到李会计的电话，他求我务必想办法，帮忙买一张武昌开往广州的火车票，还说最好是卧铺票。
乡亲有求，我必帮助。刚入路的我第一次帮人买火车票，有点懵懂，以为到火车站排排队，就可以买到火车票。殊不知，那个年代火车票十分紧俏，尤其是卧铺票，可谓一票难求。
我请假一天，辛苦排队半天，连一张硬座票都没买到，只好悻悻而回。
电话这头，我的声音充满羞愧。电话那头，李会计的叹息声里，有着丝丝失望。
那一刻，我多么期盼，我养护的铁路，时速快点！再快点！我的父老乡亲不再为买不到火车票而发愁。
岁月悠悠。
火车票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全国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下海潮”“经商潮”“打工潮”。被誉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中国铁路，随即也实施了长达十年的六次大提速。
我清晰记得，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始于 1997 年。那时，我已成长为一名铁路基层单位的宣传干部，我所在单位管辖的京广线，首次开行了快速列车和夕发朝至列车。
铁路大提速，让人们感受到了出行的快捷。然而，买票依旧“难”。
我一直无法释怀，曾经为了一张火车票，我几乎动用了入路以来所有的“人脉”资源。那是2001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三，一位远房亲戚突然造访，说是给我的父母亲拜年。一番家长里短，寒暄客套后，终于言归正传。原来，亲戚的儿子在广州工作，年前回家过春节，正月初七必须返回单位；因一直买不到武昌开往广州的卧铺票，便想到了在铁路工作的我。
“大侄子有出息啊！听说在铁路上当了干部，肯定能够帮上我家这个忙的。”亲戚的恭维话肉感十足，素爱面子的母亲听了十分受用，没等我开口，老人家就表态了：您家放心，这个忙一定得帮！
我的娘耶！当时，我的头就发懵了。我深知，春运期间的车票极为紧张，尤其是正月初七，火车座位票都难搞，更甭说卧铺票了。然而，母亲已向亲戚打了“包票”，我只有硬着头皮找朋友、托关系。可是，当我把手机里所有可能搞到火车票的人，统统打了个遍，最后的结果均是：对不起，没有票。
为了母亲的“面子”，我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拜托一位“铁哥们”在客票代售点上，多花一百元买到了一张卧铺票。
岁月如梭。
转瞬间，时光的车轮驶入了中国高铁发展的“快车道”。
火车票
2008年，中国第一辆高铁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至今，短短十年时间，高铁在中国已经像过去的绿皮火车一样，成为极其普通的存在。
铁路的“加速跑”，让老百姓深刻感受到，出行越来越方便，坐车越来越舒适。
曾经买票靠排队，坐车全靠挤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铁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浓浓的幸福和自豪感。
我，为中国铁路骄傲！
我，为自己是铁路人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