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孙武《孙子兵法》主要的战略思想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影响

孙武

孙武生活在春秋时代,在战争的实践中,还不可能对战略、战术作明确的区分。《孙子兵法》中所反映出来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有的侧重于战略,有的侧重于战术,但总的来说,它们既是战略思想,也是战术思想。正如前面所说的孙武的战争观一样,其中也含有战略思想的成分。

孙武认为，不能在战争发动之后再去寻找胜利，应当在战争进行之前就已有胜利的把握。他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

孙武认为战前稳操胜算的主要办法是作好“庙算”。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不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所谓“庙算”,就是最高决策者在战前根据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有关战争的各种因素,作细致的分析判断,以计算出力量对比,比较利害得失,预测战争胜败,从而作出最佳决策。分析的内容,既有从战争全局着眼的、关于战略方面的,也有从战场内部规律着眼的、关于战术方面的。战略性的,就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等“五事七计”。战胜的,就是“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他认为“地生变〈据地指险易、广狭等可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度生量(据地形判断所可得出战场容量)，量生数(据容量大小可计算出敌我双方能投入的兵力数量），数生称(据双方兵力对比可得出强,弱判断),称生胜(据力量强弱可判所胜败;”。(《形篇》）

经过战前充分的分析,并预测胜利概率之后再定决心,作计划,则“战胜不忒(无疑误,有把握)。不心者,其所指必胜,胜已欤者(已处子失败地位之敌)也”(《形篇》）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军事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题之一，它是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的依据,也是指导战争获得胜利的前提。在战路上,他要求要知“五事七计”,“知诸侯之谋”（《九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谋攻篇》）等;在战术上,他要求“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军争篇》)“知战之日,知战之地”(《虚实篇》)等等。总之,孙武认为对双方情况“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篇》).因而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如何先知?他认为不能求鬼魅、占巫卜、看天象,而是“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用间篇》）。因此他主张重视用“间”(情报人员）,说“间”是“人君之宝”,是“兵之要”。除主张“上智为间”外,还要求“五间具起”(《用间篇》),采用一切手获得准确的情报。他还是了在战场上“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二十二种征候（《行军篇》）为强调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他说:“不知彼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

孙武非常重视争取作战主动权,或者说军队的行动自由权。他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也就是说,只有做到能调功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调动,才能胜利。他强调夏“先为不可胜,以待致之可胜”；要“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就是说,首先要创造获胜的必要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等待和求有利时机,对任何一个战机.都不错过。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立于不败之地,孙武除认为必须熟悉敌我双方情况，即知彼知己外,还提出了隐蔽我军企图及行动的“形人而我无形”,获取兵力优势的“我专而敌分”争取先机之利的“先处战地而待敌”,以及对有利地形“我先居之”等许多原则。（《虚实篇》）

孙武的等待战机并非消极等待。他提出了不少陷敌于被动方法.如用“小形”迷惑敌人,用“诡道”欺骗敌人,“攻其所必救”以调动敌人等等。孙武还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和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势篇》）；这就是说,居于佚、饱、安等主动地位的敌人,只要诱之以利,示之以害,就能使其陷于劳、饥、动的被动地位,从而使自己转变为主动地位。

孙武主张进攻战略,速战速决,所以他也非常强调进攻的突然性,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个重要的战争指导规律。他认为只要能很好利用敌人的不意和无备,实施突然进攻就可以打敌人以措手不及,使其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即“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由优势转化为劣势,而自己则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为了实现用兵的突然性,孙武十分强调快速机动。要求车队要“其疾如风”,“动如风雷”。(《军争篇》）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此外，他还强调出奇制胜和避实击虚。

出奇制胜，也就是奇,正的运用问题。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术语的一对范畴,对它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刘伯承先生认为:“按照通常的战术原则,以正规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都可以叫做正兵,根据战场情况,运用计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敌人于措手不及,不是采取正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奇妙的办法作战的,都可以称为奇兵。”孙武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兵合战,奇兵制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一军之众,可使必受敌(一旦遭敌攻击)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这些实质上都是讲的用兵的灵活性,只有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才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虚实，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术语的一对范畴。它的含义很广不仅指兵力大小，配备强弱,还包括士气高低、有备无备、整与乱、逸与劳、饥与饱等各种对比条件。总之,凡在时间、地点、条件上对敌有利的,都是敌人之实,反之就是敌人之虚。孙武认为“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中敌我的实是相对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必须正确判断虚实,巧妙地乘敌之虚。

孙武提出了许多具体运用办法如“攻其所不守”(《虚实篇》),“勿邀正正之旗(不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之敌)，勿击堂堂之阵(不击实力雄厚、阵容严整之阵)”,“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等等。实质上是正确选择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的问题。要选择敌人不意和无备的弱、虚,才能收到迅速制胜的效果。

孙武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这就是说指导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来决定自己的战法,并随其变化而更改,迅速作出反应,以始终立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始终保持主客观的致胜。他认为“兵家之胜,不可先人传（不可事先具体规定）（《计篇》)，必“践墨”(作战计划）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做到“因利制权(视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措施)”(《计篇》)。

孙武曾提出不少针对敌人情况而采用不同措施的例子,如“利而诱之(对贪利之敌,以利诱之）,乱而取之(对处于混乱之敌,要乘机攻取),实而备之,强而迷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等等。

他还认为,采用何种作成类型,守还是攻也要根据敌方兵力与自己兵力的对比来决定。他说:“守则不正(采守势是因为力量不足),攻则有余(取攻势是由于力量有余)”（《形篇》）。兵力的大小程度不同,具体战法也有所不同,他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势均力就要靠高超的战法取胜）,少则能逃之（摆脱敌人),不若则能避之(避凭交战)”(《谟攻》)。总之,一定要根据敌情决定战法既不能凭主观愿望制定作战方针,也不能圣守成规,一成不变。

孙武十分重视天时、地利，特别是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他认为了解敌我情况,胜利一般不成问题,懂得天时地利,才能获得全面胜利。他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孙武不仅把天、地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在第一篇中就提出来,而且在十三篇中,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篇都讲了地理与战争的关系。其他各篇,也有涉及地理的地方,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孙武说:“夫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研究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篇》）。他要求分析战争形势时,必须分析天地的因素；计算力量对比时,要考察“天地孰得”(《计篇》)；军队机动时,要“知山林、险阻、沼泽之形”(《军争篇》)；指挥作战时,要“知战之地”(《虚实篇》),根据地形来判断战役容量。

孙武从不同角度区分地理。在《地形篇》按自然地理(属军事地形学范畴）分为迂、挂、支、隘、险、远六种类型,在《九地篇》则按预想战场的地理形势(属军事地理学范畴)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地、重地、记地,围地、死地九种类型。对每种类型都做了细致的解释和处置。这是孙武总结了以前特别是春秋以来战争中.地理条件对成争的影响后写出的。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军事家,对这个问题做过如此细致,全面的论述。它使我国古代的军术学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综观孙子全书,孙武的战略战术思想,大致可以概指为:在敌我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作战样式,出奇制胜,避实击虚,机动灵活地灭敌人。为此,必须对敌情、地形和我军情况作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做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孙武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理论,都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缺。例如在战争观上,当时已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存在,但他并没有认识到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而且他还主张“烹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等。在对待土卒问题上,他主张愚兵政策,认为在战争中要“能愚上兵之耳,使之无知”并提出对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等。这正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

在战略战术思想上,孙武也有不足之处。如他提出的“归师勿遏”,“穷寇勿遑”(《军争篇》),就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与他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也似乎有共抵。又如四面包围与围三缺一,本来是不同情况下采取的两种不同战法,也不能否定谁,但孙武却说:“围师必蚜”(《军争篇》）。这个“必”字,就明的过于机械和片面了。

孙武在军事思想上虽然还存在着若干不足之处,但和他的贡献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孙武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就是他写出了一千不朽被称为“兵学鼻祖”的《孙子兵法》。他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一个较系统地论述战争全面的问题,最早揭示出“知彼知己,百战不哈”等一些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作为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奠基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历代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