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关系产生较大变化,双方之间的“冷战”拉开了帷幕。
美国作为苏联的最大对手,自然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必须选择最得力的人员打入其内部,以便获取已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美国,在这方面的预警情报和新式核武器的生产装备情况。
菲舍尔再次被选中,1946年,菲舍尔在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科罗特科夫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受严格的特工训练。
1947年,在完成特殊训练后,菲舍尔被安插在一个意大利的德国难民营,伺机打入美国。
他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首先抵达加拿大。1948年11月,菲舍尔从加拿大魁北克出发到达蒙特利尔,乘船在纽约登岸。
11月底,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与菲舍尔在纽约秘密见面,他给了菲舍尔1000美元,三份以埃米尔.罗伯特.戈德富斯身份开具的文件,包括真实的出生证明、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
这样,菲舍尔摇身一变成了戈德富斯,而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月2日出生在纽约,刚刚14个月大时,就夭折了。
苏联情报部门这一次没有安排他搜集情报,给他的指令是,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组织一个庞大的间谍网。
起初,菲舍尔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在杂耍游艺场找到一份工作。由于菲舍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员工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
费舍尔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人,直率开朗,对人宽厚谅解。
这段时间,菲舍尔搜集了很多有关核设施的情报,寻找并策反能够获得这方面信息的人员,并恢复同战时特工的联系,因工作出色,1949年8月,他荣获苏联红旗勋章。
1952年,菲舍尔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在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公寓,并在五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
菲舍尔在绘画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从小就喜欢涂鸦,在意大利难民营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用在绘画上。因此,他在纽约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画家。
如果菲舍尔深夜楼上还亮着灯光,或者房间里有谈话声,一般来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会理解为艺术家习惯夜生活。
菲舍尔经常出入于画廊和艺术博物馆,经常对当时的流行画派作品品头论足,俨然一副专家的派头,他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派绘画作品的态度。
菲舍尔画室的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他从自己的窗口,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这一年,菲舍尔向莫斯科报告,需要一名助手协助他。不久莫斯科就安排了一个名叫雷诺.海哈南的克格勃中尉做他的助手。
1952年10月,海哈南的妻子留在莫斯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一个女人假冒他的妻子,海哈南偕他的“新婚妻子”来到纽约。
一个多月后,菲舍尔在指定地点给海哈南投下了第一封指示信,信是拍成微型胶卷藏在一枚空心镍币里的。
10月22日,海哈南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随意走上一条小街,在格林餐厅旁边的路标牌上,按上了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图钉。
这是莫斯科给他规定的联络信号。但奇怪的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找到那封拍成微缩胶卷的镍币。
1953年8月的一个晚上,菲舍尔终于和海哈南联系上了,但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没有好印象。
1954年春,海哈南接到菲舍尔的命令,将潜伏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克格勃特工的报告放进秘密信箱,以便克格勃纽约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
但是,海哈南竟然没有把报告送到,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菲舍尔十分恼火。
不久之后,菲舍尔让海哈南收听莫斯科电台,将克格勃总部对他们的指示抄录下来。海哈南说这项工作他做不了,因为他压根儿没有学过莫斯科秘密电码,菲舍尔大为惊讶,很不高兴地说:“你究竟能干点什么?知道莫斯科电码,这是情报人员必备的最基本的知识。”
菲舍尔看见海哈南整日闲逛,无所事事,很不利于长期潜伏。如果没有个合适的身份做掩护,说不定哪一天会出事。
曾经,菲舍尔听海哈南吹嘘过,他的照相技术如何高超,就出资让他在新泽西开一家照相馆。开始营业后,菲舍尔发现海哈南是在胡乱瞎吹,非常差劲地照相技术,几乎没有顾客上门。
1956年,菲舍尔从莫斯科休假回到纽约,设法与海哈南联系,消息发出去了,投递点上没有回应,也不见任何联络信号。
过去了大半年时间,才找到了海哈南,原来照相馆开了一个礼拜就关门了,他自己跑到墨西哥旅游去了。
菲舍尔这回没有发火,反而笑笑说“辛苦了”,心里却想好了处置他的办法。几个月后,莫斯科来电,指示海哈南回国休假,同时将其军衔晋升为少校。
海哈南听到晋升的消息,十分惊讶,自己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没搜集到一份有价值的情报,间谍没有发展一个,可以说一事无成,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更别说做出成绩,立下功劳。
而且,他早就看出菲舍尔对他印象不佳,如今反而为他请功升官。细细一想,海哈南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做只是稳住他,回到莫斯科等待他的可能不是升官,而是严厉的处罚。
于是,海哈南打定主意不回莫斯科,好几次,菲舍尔给他买好票,给足旅费,但他都找借口溜掉了。
1957年4月,菲舍尔亲自把他送上开往巴黎的“自由”轮船,到了勒阿弗尔,他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弄到200美元。但他没有回莫斯科,而是直奔巴黎,到美国大使馆自首,投靠了西方社会。
26日,海哈南走进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提出要面见使馆安全官员。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克格勃潜伏在纽约的间谍,他的上司叫戈德富斯,掌握着一个庞大的间谍网。
但是关于戈德富斯更详细的材料,海哈南也无法提供,因为菲舍尔十分谨慎,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谈自己的真实姓名,海哈南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其实,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有了一个线索。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布鲁克林,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卖完当天的报纸回家,边走边把玩手上的一枚5美分的硬币。一不小心,硬币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
他拿起这枚硬币时,发现这枚硬币已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报童觉得很奇怪,有些害怕,不知道硬币里藏着什么秘密,就把硬币交给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有关人员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书写着一系列数字。这下子情况清楚了,这些数字是电报密码,藏着重要的机密,但无奈破译不出来,警察局只得把微型胶卷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直到海哈南投靠美国,自称是苏联克格勃特工,联邦调查局才想起那卷至今没有破译的胶卷,就拿给海哈南破译,也顺便检验一下他是真克格勃还是个冒牌货。
微型胶卷上的内容破译出来了,这就是那封戈德富斯写给海哈南的信,只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收到。
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并缩小了包围圈。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此时,费舍尔已经接到国内的通告,海哈南没有回到莫斯科,直觉告诉他海哈南出问题了,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1957年6月27日,纽约市东28街5号累瑟姆大酒店,3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到839房间门前。一位特工叩响了房门,一会儿门开了,3名特工立即挤了进去。一名特工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戈德富斯先生,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
菲舍尔很平静,一直沉默着,跟随联邦特工一块行动的移民调查局的官员罗伯特.沙恩贝格走进房间,说道:“戈德富斯先生,你是1948年用美国公民安德烈.凯奥蒂斯的护照进入美国的。”
菲舍尔说:“是的。”沙恩贝格说:“戈德富斯先生,你本人并非安德烈.凯奥蒂斯,由于你非法进入美国,你被逮捕了。”
在菲舍尔住处,联邦特工们找到了密码本,并从一支空心铅笔里找到18卷微型胶卷等不少证据。
1957年8月4日,纽约东区布鲁克林联邦大陪审团指控菲舍尔犯有如下罪行:
一是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秘密活动,并阴谋把军事情报交给苏联;二是非法进入美国。
1960年6月,大陪审团的指控全部成立,威廉.亨利科维奇.菲舍尔被判处30年徒刑。
在狱中,菲舍尔情绪稳定,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就会营救他的,不久,果然机会就来了。
1960年5月初,美国有报纸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因而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5月9日,赫鲁晓夫宣布了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并在《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U-2飞机的照片。
莫斯科还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执行的间谍任务,华盛顿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
这时,华盛顿考虑是否建议进行间谍交换,联邦调查局希望菲舍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的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关于交换间谍的建议,时间定在1962年2月的一天。
交换地点在波茨坦市格利尼克铁桥的两端,一侧是联邦德国,站着许多美国陆战队员,一侧是民主德国,集聚了不少苏联克格勃警察。
菲舍尔坐在汽车里看见一座很大的铁桥,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
汽车停下,美国人中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个头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站在两个苏联人中间。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快地宣读,他证明菲舍尔已获释,文件是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
菲舍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苏联同志拥抱了菲舍尔,他们一起走向铁桥民主德国一端。
58岁的菲舍尔回到了苏联,结束了在美国14年的间谍生涯。
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在交换仪式后感叹道:“我们用苏联的一条鲸鱼换来了美国的一条小鱼。”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为了表彰菲舍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菲舍尔一枚列宁勋章,并命名他为“苏联英雄”。
克格勃曾经把菲舍尔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
他的肖像也被永远地悬挂在对外情报总局的荣誉室内,供后来的特工们瞻仰和学习。
1971年,菲舍尔病逝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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