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太太在伊朗设拉子诗人萨迪陵前，摄于1991年秋
前言：由于外出旅行，该系列文章每周连载便不得不中断了两周时间。今后如果因故仍有中断，还请读者理解。上一集终于说到了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两个在德黑兰的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的围棋水平可能不高，但也正是他们给文化生活寂寞的我带去了充满乐趣的围棋生活并引发了后续一系列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所以我得感谢他俩。
自那次下棋半个月后，可能认为老是他们俩自己对弈也太没劲，或者认为在偌大的伊朗也的确找不到比我更具挑战性的对手了，那天输棋输得几乎半个月没心思摸围棋的那两个年轻人——小骆和小侯挨到最后，还是忍不住在一个周末带着那副宝贵的玻璃围棋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下棋了。
那时的伊朗虽然与当时中国一样还实行每周6个工作日，但其休息日按伊斯兰历是每周的周五，因为那天是穆斯林的礼拜日（基督教礼拜日则是星期天），而所有单位，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凡是上班族每到周四下午就可以结束一天工作下班回家度周末了。所以，此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周末，也都是指周四下午到晚上。
过了几年，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伊朗与中国一样也都开始学习西方实行每周5个工作日，休息2天的工作制度（这显然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美国与英国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正式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作者注），但其休息日则是周四与周五，还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非伊斯兰国家普遍实行的周六和周日休息制度不一样。不过我早已于1993年春任职期满，奉调回国，后来又到博茨瓦纳等南非国家开拓工程市场，第二年调到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当老师去了。
那时在德黑兰，我还没搬家，还住在那位伊朗革命前文化部长泽塔先生家里（详见今年2月发表的《伊朗杂记》第五集《德黑兰中产阶级的生活》一文——作者注），距离我们几个项目组的住处都不算太远，但总也要走上半个小时吧。尽管如此，小骆和小侯棋瘾发作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在一个周末登门请教来了。
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一是自己终于有棋可下，至少那个周末的寂寞可以消除了；二是我自己也有个机会顺便表示一下自己对他们的歉意。说实话，我自己那天的确有点显摆，一口气就赢了人家十来盘棋，自己是过了瘾，但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便拿出最好的茶叶和香烟招待他们，当晚还请他们在办事处吃饭（那时我太太还没去德黑兰，平时多是我烧饭，小谭帮厨。但那天也只能是小谭，即谭国保先生烧饭了——作者注）。这样一来，他们俩周末也就更喜欢到我这里来下棋，来得也更勤了。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来，当然，每次见到他俩我也都来者不拒，总要与他俩*上十多盘。
众所周知的是，常与上手下棋自己的棋力会增强，而与下手下多了棋力则易下降。事实也是如此。也不知是自己退步还是他俩进步了：最初，我与他们的让子棋份曾经扩大到4-5个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俩的棋力似乎越来越强。再到后来，即便是最初那天我所获得的让他俩3-4个子的棋份也很难保持住了。
这种消遣式的下棋持续了2个多月，直到一位棋力更高的棋手的出现，这一升降级对弈才宣告结束，而那时我与他俩的棋力差距已经缩小到大概只有2-3个子。小骆和小侯能够涨棋，当然很高兴，但总是输给我，还是心有不甘的。但此时的围棋于我，也似乎不再具有强烈的胜负感，只是成为一种消遣，一种无所事事下的事情了。
与他俩棋力蒸蒸日上正好相反，那段时间，我的棋力好像掉入了一个沙漏之中，我自己似乎都能看到自己的棋力在一点点地下滑和降低，而那个沙漏容器下逐渐增高的沙面就是那两位棋力在稳步提高的小骆和小侯。
那段时间，我的棋不仅下得越来越散漫，棋感也越来越生疏了。许多棋，包括许多关键时候应该遵循坂田荣男先生《攻逼法》一书中的教诲，停下来仔细思考以便于一剑封喉的棋，几乎想都不想就走了下去。现在想来，这一切可以说就是源于下棋不动脑子。
我这里说的不动脑子并不是说一个人脑子笨或不会思考，而是说他的脑子可能不笨却不知道思考，即不知道动脑子去思考。不动脑子体现在下棋上就是随手棋多了。这可是一种恶习啊！当然，你如果只是下下无须思考的卫生棋，消遣怡情，随手棋也不算什么，倒也可以原谅。但是，对于竞技围棋而言，随手棋却是最不可原谅的。而且，随手棋是有惯性的，一旦形成就很难克服了。
可那个时期，我别无选择。在偌大的伊朗视野中也只有那两位年轻的工程师会下围棋，所以我也只能与他俩下棋，因此，我也只能不断地下随手棋。可当时的我对此并不以为然，相反，还为在寂寞时能有这种不动脑子的卫生棋下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
万幸的是，这种低水平的卫生棋对弈大约只持续了2个多月就戛然而止了。虽说它曾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我也曾从中获得过许多乐趣，但老实说，它未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实在算是我的一大造化。其实，我心里也清楚，如果再这样继续快乐地“沙漏”下去的话，恐怕不要多少时间，我必将自废武功，把自己过去近二十年里在上海和广州辛苦修炼得来的那一点儿围棋功力毁于一旦了。
还是老天保佑。就在我的棋力无可挽回地快速下滑之际，一位从国内来的业余围棋高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199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自己必须很动脑子才能和他下棋的强劲对手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天傍晚，我吃完晚饭正准备出门散步，只见小骆和小侯带着那副围棋，领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兴冲冲地上门拜访来了。经他俩介绍，我得知这位中年人姓吴，叫吴仲谋，是清华大学八十年代第一批毕业的一个工学博士，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家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刚刚被我们的一个项目组聘请到伊朗的一个水坝设计项目组来工作。
（前两年，也就是《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出版5年后，我才知道吴仲谋先生工作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而非书中所说的中国科学院。但当时可能是我听错了，确实以为吴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而且因此而产生的那些真实的心理活动也都基于此。再加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也有数千职工，仅硕士以上职称者也有一千多人。所以此文也仍然没有改过来了——作者注）
这位吴博士皮肤黝黑，温文尔雅，个子中等，头却很大，福建石狮人，对我似乎很尊敬，一口一个“史经理”或“史主任”，弄得我也不得不像在外事商务活动中那样，彬彬有理地回应他“吴博士”，或干脆用英文称呼他“Doctor Wu”起来。
然而，在那两位年轻人介绍到这位吴博士的围棋水平多么高超时，吴博士却边摇头边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我没有段位，水平不高，只是去年获得过我们科学院系统的围棋比赛亚军。呵呵，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科学院系统围棋亚军？”我心里立即警惕起来：中国科学院系统可不是我曾经历过的安徽省科委系统，那里有上百家科研院所，有数以千计的科研、管理人员和职工，而其中会下围棋的业余高手和有段棋手何止几十上百？甚至会有一些退役下来的职业棋手也未尝可知啊！
这个吴博士，他一个无段棋手（居然和我一样？）竟然能够在水深如渊的中国科学院的围棋比赛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并夺得亚军，其实力怎能小觑之呢？不过，这都是真的吗？
我觉察到旁边的小骆早已露出了一脸坏笑，端详着正在沉吟的我，那表情似乎在说，“史经理你这下可遇到麻烦了吧！”
我知道这位吴博士的到来对我是可能有些麻烦，但我不能露怯。我也知道，他那个科学院亚军是真是假，光怀疑是不行的，而且质疑的话你还说不出口。要想整明白，最后恐怕还得靠我和他下一盘棋才能知道根底。可是那盘棋我确实下得很苦。
一开始，吴博士有板有眼的很像初学者的黑布局使我丧失了警惕。近几个月来与那两位年轻人的低水平的升降级比赛又使我的随手棋比比皆是，所以在布局和序盘阶段我就已稍稍落后了。进入中盘后，我才发现吴博士其实是个长考派，关键之处没有一、二十分钟甚或更长时间他是落不下子的。
吴博士思考时习惯于将其硕大的脑袋埋在棋盘上方，似乎不那样他就看不清局面似的。我们是坐在低矮的沙发上下棋的。我在茶几对面坐着，他下棋时常常往前俯身过多，脑袋就伸在我的眼皮下面，把棋盘遮住了一大半。
围棋是一种局部战斗与全局形势关系最为密切的棋类。下棋时，你如看不到全部棋盘，你又如何能时不时地去做形势判断呢？我后来得知，国手“磨王”邱峻先生好像原来也有这一习惯，曾给许多与他下棋的人增添过许多烦恼。可能遭人点拨，后来邱先生也改了不少。
但那是我与吴博士第一次见面，又是在第一次的比赛较量中，怎么好说呢？初次见面，拉不下脸的。于是，我只好忍着，但望着他那几乎一动不动的大脑袋，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事先不和他约定好下棋时限呢？（不过说好了也没用，因为我们没有比赛用的那种计时器——作者注）可现在木已成舟，后悔也没用喽。
小骆和小侯刚开始还坐在我们旁边严肃认真地观棋，后由于吴博士老是长考不落子，他们甚感无聊，便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再后来，我发现他俩干脆坐在旁边一个厅的波斯地毯上欣赏起我刚从大使馆借来的有关第11届北京亚运会的录象带了，只是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棋局的变化。
时间很快就到了夜里十一点。不知怎的，突然停电了，整栋别墅和周围街区的建筑物一片漆黑。战争刚刚平息下来伊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德黑兰经常停电。我们知道这一点，平时也有所准备。一是在办事处备有好几个手提的日产充电式备用灯，这种充电灯充一次电可用5个小时，亮度约为8瓦，夜里使用挺方便。还有，我们也时常备有大量的白蜡烛。那段时间每次去超市，总是买回来一大包白蜡烛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大厅的好几个边角处原本都放置有铜制的铸有精美波斯风格图案的立式蜡烛架，上面可以插蜡烛的铜弯头多少不等，少的有2-3个，多的则有10个以上。停电后，经过我和两位年轻人一阵手忙脚乱，一片漆黑的大厅又很快灯火通明了。
这时的我才发现，那位吴博士一直坐在沙发上并将头埋在棋盘上，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停电，也没注意到那些点着没多久的正在飘忽不定的烛火，仍然坐在那里丝毫不动，一如既往地埋首于棋盘之上，沉浸在他的没完没了的长考之中。
“真有涵养啊！”烛光中，看到吴博士他那投身于墙上、活似一尊老僧入定般的身影，我不由地发出这一赞叹。
我嘴里这么夸赞他，可是我自己原本还可以保持相对平静的心情却在停电后开始变坏了，不是觉得周围闪烁的烛光老是晃眼或热气炙人，就是对那两位年轻人老是在附近看录像所产生些许噪音或是对他俩又不时在厅里来回走动而感到烦躁。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心烦脱衣裳。往常下棋，我对棋盘上撕*的细部棋路只要算上一遍就足够了，大体不会错的，可此时的我脑子似乎发懵了。我总感到浑身不自在，于是便把外衣脱了，只穿汗衫，但即便如此，我算一个局部的小变化，算它几遍也老是记不住次序，总是计算不清。
而我这个人又不愿意因一个小地方的重复计算而花上太长的时间，结果，那盘棋的许多关键地方往往是我还没有算清楚就仅凭感觉落子了。这样怎能不吃亏呢？好几个地方的大官子我都走损了。
渐渐地，棋盘上只剩下1-2目的小官子了，棋局小了，孰优孰劣也明朗化了。我知道此时我的白棋大势已去，输棋不可挽回，于是便胡乱走了一会就找了个台阶爽快地认输了。其实我输得并不多。在我认输后，小骆他们还是很仔细地将双方子数分别算了一下，得出结论说我输了二又四分之一子，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确信自己赢棋后，始终温文尔雅的吴博士顿时像变了一个人。在小骆和小侯不断的哈欠声中，他一边兴奋地用手在棋盘上指指点点，一边旁若无人地大谈他在哪几个地方走得有多么漂亮，而我则在哪几个地方走出了多么臭的棋。此时我才发现，下棋前吴博士给我的那种彬彬有礼的形象其实是假的，或者说他还有性格中的另一面——胜利者的激情。
作为一个工学博士，他在他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可能是很绅士也很职业的。但作为一个围棋棋迷，一个业余棋手，他不可能像一个职业棋手那样在输赢后去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也无法去要求他这么做。就像我输棋后的沮丧与沉默一样，他赢棋后的那种忘形和宣泄显然都是自然而然的。
那一刻，兴奋起来的吴博士的大嗓门在寂静的德黑兰夜晚中是那么地洪亮，似乎洪亮到我的耳膜也被震动得轰鸣起来了。其时，我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大挂钟，指针已经指向次日凌晨两点半了。
下围棋下上几个小时也是常事，但一盘并非比赛的棋能下上七、八个小时也不多见。唐代诗人杜荀鹤曾写过一首题为《观棋》的诗就说过：“有时逢敌手，对局到深更。”看来自古以来下围棋下到深更半夜也是常事，虽然那可能是指下了好几盘棋以后的时辰。
于我而言，尽管这盘棋输了，但其好处还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这是我多年来几乎第一次这么认真下的一盘棋，而且还下了这么长时间。这盘认真的输棋将我从不知不觉间下滑很远的随手棋道路上中拉了回来。它也让我再一次明白，围棋之所以古称博弈，不仅表明它是供人消遣的游戏，而且还表明它还是一种竞技，一种值得你绞尽脑汁去打败对手、争取胜利的智力竞技。
我先前与那两位年轻人的卫生棋般的升降级对弈仅仅属于前者而已，因为那时我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消遣和散心。可现在，我的这个目的虽然早已达到了——周末不再寂寞，但我也受到了棋道对我的那种几乎是必然的惩罚——棋力下滑加输棋。
可见，围棋是这样一种技艺修为，你要想下好它，就得去追求一个“博”字，即要在与强手的对弈中去赢棋，去争取胜利。否则你就去下卫生棋消遣吧。当然，我这里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下棋消遣，而是试图对那些想提高自己围棋水平的人提出一种忠告而已。因为我知道，为了消遣和娱乐而下棋，即所谓快乐围棋，也能让人保持一个敏捷的思维，绝非坏事，起码对身体有好处。不必责怪之。
孔夫子也曾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这就是说，衣食无忧之后的人们应用心思索，博弈利智，也算是一种才能啊！此言也很有道理。
对我输给吴博士一事，我敢肯定，整个德黑兰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小骆和小侯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俩在棋盘上一直受到我无情打击和强力压制，郁闷得几乎抬不起头来。现在他俩能亲眼看到我输棋，而且赢我的人还是他俩亲自推荐的，再加上他俩也亲眼看到了我输棋后沮丧无奈的样子，心情肯定是特别愉快的，也肯定会在心里面产生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我也很快就得知，他们很快就将这么一个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到我公司遍及伊朗各地，尤其是位于德黑兰的几乎所有的项目组了。这个信息就是：史经理输了！
自那以后，吴仲谋博士的心情也似乎更加放松了，在我面前的那种文质彬彬的形象似乎也越来越罕见了。每到周末，不管我有没有其他事，他总是先来一个电话，约时下棋，口气却不容商量，有点给我下指导棋的味儿。再到后来，电话也不打了，干脆不请自来。
只要我在家，吴博士就轻车熟路地大步走进我的住处客厅，径直打开位于客厅一角办公桌下的柜子，从里面取出那副原本属于小骆和小侯的围棋放到茶几上（刚开始他还需要先到小骆他们的住处去借棋，然后再拿到我这里下，下完后再带走还给那两位年轻人。可没多久，他下完后便将棋径直带回自己住处把玩研究。再后来在年轻人的多次抗议下，不知怎地，这副玻璃围棋他也不带走了，最终干脆就放到我办公桌下的柜子里了——作者注）。
然后，他便亲自动手拿我放在桌上茶叶桶里的茶叶给他自己泡上一杯茶，这才一屁股坐到大厅的沙发上，用眼光寻找我，摆出一副我不跟他下棋就不罢休的架势。看到这一切，我只能在心里说，“吴博士的棋瘾真大啊！”
其实我自己的棋瘾也不小。我知道这位吴博士下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喜欢长考，所以每次在与他下棋前，就得做好这盘棋不下到夜里十一、二点是不会结束的思想准备。否则你肯定会后悔。
我不大习惯这种挑灯夜战式的下棋，也对老吴如此热爱围棋的方式有点儿不适应，但吴博士在围棋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那种被那盘赢棋点燃起来的下棋热情，就像一个脉冲放大器，很快就影响到我，并将我内心深处藏有的那个原本就很强烈的棋瘾和胜负心给发掘出来并也激活了。证明是，我每到周末下午，无论多忙，心里都会莫名其妙地涌现一种憧憬：今晚吴博士会来吧？也许，有这种心态的才叫棋迷吧？真没办法！
由于战后重建，德黑兰经常断电，我们办事处（也是我们的住处）的大厅又比较大，所以只要熬夜下棋遇到停电，总会烧掉大量的蜡烛。为此，那段时间每当我和办事处的人员开车出去采购，都会买上一大包白蜡烛回来。下棋时遇到停电，就在周围的蜡烛台上高低不等地点上一些蜡烛。
与电灯不同，蜡烛的光线柔和而温馨，有一种特殊而神秘的美。它极易让人怀旧。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与吴博士在德黑兰住所的烛光下下棋时的情景：
闪烁的烛光辉映着大厅顶部的水晶吊灯，让那上面众多的水晶玻璃缀块在那里摇曳生姿。烛光下，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铺设的大块的、图案精美的波斯地毯也显露出一种给人暖意的美感，色泽的厚重与图案的神秘也给衬托出来了。
我与吴博士两人就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围绕着棋盘作殊死智斗。周围的烛光也将我俩原本也较壮实的身影有时晃动有时清晰地放大映照在大厅那带有美丽石膏雕花的墙壁甚至天花板上。
当吴博士埋首棋盘一遍又一遍地长时间地潜心计算时，略觉无聊的我不能不感到周围的一切在德黑兰的深夜里显得是那么的静谧与平和。在如此难得的近似于童话般的环境中下棋，其景也真，其情也深，人在其中，当然，其乐也融融。
只是这种浪漫温馨的美景小骆和小侯无法消受，因为自从他们向我引荐了吴博士并且赢了我一盘棋，出了他们一口恶气之后，似乎就再也插不进来下棋了。他俩虽然也想下棋，但大多数场合到我这儿来时总能碰上吴博士。而我呢？自碰上吴博士这么一个对手后，虽然他俩也试图与我约棋，但几乎再也提不起兴趣去与他俩下那个低水平的所谓升降级比赛了。
此时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局外的观众，在棋盘边观摩学习，凑凑热闹，当然同时还得忍受吴博士的长考；要么，就哪儿来再回哪儿去。几次一碰壁，他们周末干脆不再露脸，都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儿了。于是，那副珍贵的围棋便一直留在我那里，直到我托人从国内给我带了一副漂亮的云子围棋为止。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
平心而论，吴仲谋博士的棋力的确很强。我现在觉得，即便按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标准，吴仲谋先生当时至少也有业余4至5段的棋力。他所说的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系统围棋比赛的亚军的事儿应该是真的，即便有些水分，也不会差太多。吴博士的基本功也很好，局部搏*时算路比较精深，计算能力更是突出，只是大局观和官子稍粗。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我夸张，他曾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认真地说过，一个局部变化，他可以算出大约二十步棋。这可不是一个小本事。如果仅仅是某一个变化下的棋路，即通常所说的深度，算上二十步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把相关变化下的所有棋路，即对周围棋势的影响，也是通常所说的广度，都能算上二十步，那么二十步棋的变化将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是一般人，就是一台功力强大的电脑估计也不可能完全算清楚吧？
即便是狭窄的深度计算，他真的能算这么多吗？我不得而知。但说实话，当时我虽说有些惊讶，但对吴博士的计算能力一直是确信无疑的——他曾给我们表演过他的独门心算速算法，3-4位数的乘除得数他脱口而出，似乎早已烂熟于心。真了不起！
我还认为，如果说吴博士的棋有什么最大的不足，那肯定就是他引以自豪的计算长考本身。俗语说“长考出臭棋”。这句话一点不假。他下棋时频频长考，可能就是太过相信，也太过依赖自己的计算能力了。吴博士的脑袋硕大，数学也非常好，心算速算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可见他的计算力非比常人。
可他那时毕竟已近50岁（好像比我大7-8岁），脑子肯定不会像年轻时那么够用，而要经常算出比象棋（包括国际象棋）起码复杂一万倍的围棋二十步棋以后的一步变化，实在也太耗脑力，太困难了。
我不知道现实中有哪些职业棋手有此道行，但我知道一个业余棋手能达到如此的计算程度，实为罕见。不过，下围棋时经常过度地进行局部计算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与象棋或国际象棋不同的是，围棋在技艺上还有其它许多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计算力的东西，如形势判断，如虚实有度，如厚此薄彼，如行棋次序，如先手为要等等，不一一足。一个人如想下好围棋，除了需要很好的计算能力之外，上述这些东西那可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所以我猜测，吴博士的棋力很难再上一层楼，其主要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换句话说也就是，成也计算，败也计算。对吴博士的这一弱点，我很快就觉察到了。于是，在后来与他下棋时我经常故意将棋局引向复杂化或在关键阶段走出几招出其不意的棋。
每当此时，他必然开始长考，而这类长考的结果又大多不那么完美，总是出一些大小不一的错漏，或者局部占了些许便宜，而对周围的棋势却产生了不利影响。结果自那以后，他的长考却很少能够如愿占到我的便宜，而我的计算能力显然是远不如他的。
对此我的经验是，对付长考型棋手的最好策略就是尽量走一些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棋，让他去长考，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走棋，更不是和他比长考，而且你还绝对不能着急。一着急，你就中计了。因此，遇到长考者，你得学会放松心情，捡些你所熟悉但围棋实战中不常用的定式或走法让他去耗时长考。
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的对手的长考将不再那么具有*伤力了，也不再会让你着急或烦躁了。相反，如果看到对方果然如你所愿去长考，你可能还会在心中产生一丝莫名的窃喜感，心情甚至还会变得好将起来。不信？你就去试一试吧。
后来，我与吴博士下棋时就经常如法炮制，然后在他埋首长考时悄悄地起身离开棋盘（反正此时我也看不清全部盘面），跑到旁边的房间做些其它事情或给我俩的茶杯续续水。对手的弱点一经暴露，很快，吴仲谋先生就很难再赢我一盘了。
但是也不知为何，那段时间我和吴博士下棋，虽然能多赢几盘，却总是拉不开两人之间的胜负距离。再加上他的嘴上和盘上抵死不认输的性格，我和他之间的输赢比率似乎从没有厘清过，总是一笔说不明白的糊涂账。
那时，我曾和他按照日本的十番棋规则也相约下十番棋，约定如一方先胜六盘，则将对方降至让先；如再先胜六盘，对方则被让两子。对方胜，则反之。
由于工作比较忙，周末和周日我也经常要外出去因公应酬，所以我与吴博士的这种十番棋总是断断续续地下。结果我俩十番棋的最终战绩也总是确定不下来。
比如，我明明记得上个周末我与吴博士之间的战绩是3：1或4：2，但是这个周末一见面，他就坚决予以否定，并一口咬定是2：1或2：2，或者干脆赖帐，说我记错了，而是他赢了。后来，无奈的我只好设计一份表格，上面记录我和他之间的胜负局数和输赢关系。我是记下了，可他从来不签字，还经常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记错了。总之一句话：他的棋就是比我强。
由于大多数胜负场合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证，所以每当我与他说不清时，只好摇头叹气，一点办法也没有。结果，伊朗三年，虽然我赢了他不知多少盘棋，但我与吴博士之间所约定的十番棋让先的局面一直没有出现过。
我与吴仲谋博士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势均力敌”的“棋逢对手”局面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后的秋天，直到另一位也是姓吴的韩国业余2段的出现才告结束。
那是1990年的秋天，一个普通的韩国商人——非科班出身的吴敏焕2段与我认识了，也让我这个同样是非科班出身的中国的无段围棋爱好者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不拘一格、擅长*的韩国围棋。而这时，我在伊朗棋逢对手的阶段也才真正地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