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日，辽宁沈阳一栋KTV大楼，楼体正面被装修成老式“录音机”模样。（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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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唱片公司之所以离开音集协，其中一个原因是从2014年开始，音集协把音乐版权的复制权越位授权给了VOD设备商。
点击率采集准则等均不公开透明，也是三家唱片公司退出音集协的一大原因。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封聪颖
责任编辑 | 冯叶
因为一纸“删歌令”，潜伏多年的音像著作使用权矛盾一触即发。
2018年10月22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通知，要求KTV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OK经营者下架六千余首音像作品，引发KTV商家激烈抗议——他们按年度足数缴纳版权费，却被一再要求删歌，严重影响日常营业。
矛盾的种子早在十年前便已埋下。音像版权费背后，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收费主体和两套收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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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单飞
音集协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2008年开始，一众唱片公司以权利人的身份组建音集协，获国家版权局批准。
在实际收费过程中，唱片公司将各自曲库的版权相授音集协，音集协向VOD（Video On Demand，一种卡拉OK视频点播系统）设备商授予音乐使用权，KTV购买VOD并向音集协缴费，最后由音集协向唱片公司等权利人分配收入。
处于下架风波的六千余首音像作品中，英皇娱乐、爱贝克斯、丰华唱片占去绝大部分。这三家公司均是港台及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老牌唱片公司，其作品包括英皇娱乐的《K歌之王》《十年》，爱贝克斯的《死了都要爱》《离歌》，以及丰华唱片的《恰似你的温柔》《泡沫》等唱K金曲。
刘欣是北京一家唱片公司的营销人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千首的曲库存量是非常大的份额，港澳台的歌曲点唱率更为突出。
“删歌令”下发后不久，自称是英皇娱乐、爱贝克斯、丰华唱片版权代理公司代表的王雪对媒体说，上述几家唱片公司已于2017年5月10日退出了音集协，且自2017年退会后至今，对已取得音集协授权的KTV场所从未提起过诉讼。
也就是说，进入2018年，KTV确已无权再使用上述3家唱片公司的歌曲。如果需要使用，还需要获得这3家唱片公司的授权，而非音集协。
对于音集协单方面要求KTV下架歌曲的做法，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表示，音集协和KTV经营者是许可和被许可的合同关系，通知KTV删除侵权使用的歌曲是履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告知义务。如果经音集协告知后仍不予删除，则后果将由其自己承担。
但KTV感到受伤的原因在于，唱片公司单飞后的2018年，他们向音集协缴纳的费用并没有随着歌曲的下架而减少。此外，海淀区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久忱向媒体表示，KTV向音集协交费多年，音集协从来没有提供过曲库，以至于KTV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歌曲是音集协授权的正版歌曲。
据周亚平对媒体的说法，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近10万首，音著协管理的音乐作品有15万首，这两部分作品互有重叠，总数最起码应该覆盖了15万首以上。但据新京报调查，VOD曲库中的歌曲远远大于15万首，有的甚至多达60万首。
至于VOD的盗版行为，周亚平认为盗版歌曲不归音集协管。而KTV则认为，音集协首先应公开曲库，他们担心，如果有更多唱片公司离开，歌曲持续下架，KTV将无法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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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指责
三家唱片公司的代表王雪公开表示，离开音集协的一个原因是，从2014年开始，音集协把音乐版权的复制权越位授权给了VOD设备商，“我们只是把卡拉OK的放映权授权给了音集协，并没有把复制权给它。”
音集协官方网站显示，2016年5月，其宣布授权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等四家视频点播系统厂商，在其设备和系统中使用协会的曲库，以满足卡拉OK歌厅营业性播放需要。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撰写的一份文件指出，“《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五条中的‘许可’指的是国家许可。而不是音集协的所谓‘许可’。除非修改法律，否则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等四家视频点播系统厂商制作的卡拉0K曲库，不会因获得音集协的所谓‘许可’而改变其盗版性质。”
退出音集协之后，英皇娱乐、爱贝克斯、丰华唱片更换了部分版权代理公司，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已将3家唱片公司的作品授权给北京乐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乐扬）、北京冬雪暖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冬雪暖）、北京月华音涛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月华音涛）代理。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乐扬、冬雪暖、月华音涛均为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合集团）的关联公司。如冬雪暖、月华音涛两家公司的*皆为深圳市华融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融盛世），而华融盛世正是天合集团的大*。
在实际征收版权费的过程中，音集协也是将收费权委托于天合集团。
2010年，音集协在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公布了《全国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分配方案中确定了分成比例：在总数中扣除营业及附加税、文化部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监督平台8%的费用，剩余部分中，众多权利人仅能分得50%，其余23%为协会的人员运营管理费用，另外27%则归属天合集团。
如今，音集协对天合集团的收费方式颇为不满。按照音集协与天合集团委托收费协议的约定，应由音集协与KTV商家签署版权使用许可合同，版权费统一汇往音集协收款账户，由音集协统一开具发票。但南方周末记者从KTV商家获取的多份版权协议、发票显示，收款方均为天合集团或者天合集团的分公司。
周亚平亦向媒体透露，版权费中上交给音集协的部分，也存在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账户里，音集协虽对该账号参与共管，但是无法划拨，“天合长期扣留版权费，不给音集协结算。”
另有多家KTV经营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天合集团在收费过程中，存在变相收费等问题。广州KTV老板刘佳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佛山、中山的KTV开业，要给天合集团额外支付三万元左右的“喝茶费”，如果不给这笔红包，就拖延签署版权合同。
广州南沙的一位KTV老板将收“喝茶费”的过程摄录下来作为证据保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针对“喝茶费”的问题，他曾到天合集团广州分公司进行过交涉，对方回答说，是临时工所为，现已被辞退。不过他表示，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广州的KTV老板，都遇到过索要额外好处费的情况。
针对以上种种，音集协公开发文称，已于2018年7月24日起诉天合集团及其部分子公司，要求解除双方包括《服务协议》在内的多份合作协议。天合集团也于10月22日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决相关协议继续履行。
针对上述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向天合集团发函询问。天合集团回复称，音集协通过诉讼要求解除与其合作的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对于音集协相关负责人的表达不予置评。同时还表示，经过他们的法律政策宣导及市场开拓，已累计收费十几亿元，其间充满艰辛，为推动卡拉OK行业正版化做出很大努力。
对于这一收费规模，张莹等多位从业人员提出了质疑。据她估算，全国KTV数量达到好几万家，每家KTV的包间数量通常也超过10间，即便按照一天5元/每间的标准收取，10年间收取的版权费，远远超过十几亿元。
张莹补充说，音集协从未公布过包间数量、各地收费标准等账目明细，版权费分配账本也不够公开透明，“整个就是一笔糊涂账。”
2018年12月7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天合集团在北京的办公室，公司前台除了张贴天合集团的标识外，还并排挂着音集协的LOGO。（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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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收费模式
音集协与天合集团矛盾公开化，是因为二者在合作之初各有一套收费模式，也为此次歌曲下架风波埋下隐患。
北京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的业务经理刘星有着十多年从业经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音集协成立之前，来自港澳的资方，手握一定数量的音乐版权，想要效仿国外通行做法，拿着版权到内地收费，但是刚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内地版权保护意识不强，很难在KTV行业开展收费工作。
不过，他们很快便想到了一个方法，以行业协会即音集协的名义征收版权费。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家版权局加大版权执法力度，并不断对侵权商家进行诉讼，在深圳等发达地区率先试征收。2007年，国家版权局公布了每个包间每天不超过12元的收费标准。
《南方周末》曾经报道，文化部同时也在推动征收版权费，但其认为应该“按歌曲点击次数收费”。与之对应，推出了“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这一方案。KTV可根据歌曲价格自主下载，按照点击量交费。
后来，音集协筹备委员会找到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寻求合作。
经过漫长的谈判，2007年8月，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参股的专门负责KTV收费业务的天合集团（原名北京天合文化有限公司）由此成立。2008年年初，文化部发布文件，启动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程，推进“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建设工作。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VOD设备厂商与音集协、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签订“三方协议”。协议规定，音集协从著作人手中获取版权，并作为版权的所有者提供乐库、MTV库给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受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委托，VOD厂商复制、输入乐库至点歌设备，并在点歌设备上安装“卡拉OK管理系统”。
“卡拉OK管理系统”由北京中文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文发数字）提供。中文发数字目前是天合集团的二*，由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实际控制。
如此一来，VOD的版权问题则得到正名，但是这一收费方案并没有真正贯彻实行。
中文发数字提出，因为使用了他们开发的“卡拉OK管理系统”，并根据该系统提供的统计点歌数进行收费，所以版费收入扣除税收后，必须先由中文发数字提取8%，剩余资金再由多方共同分配。
但一些KTV商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卡拉OK管理系统”安装初期运行不稳定，他们仍然只接受按包间数量计算的打包式收费。该收费方式也一直运行至今。
而点击率采集准则等均不公开透明，据王雪称，这也是三家唱片公司退出音集协的一大原因。
（应受访者要求，刘佳荣、张莹、刘欣、刘星为化名，吕品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