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不存在科幻的主题是「感恩」。
本周二～周四，带来中篇科幻小说《野人的爱》连载：
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屈原的《山鬼》。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有数次科学考察活动深入神农架原始林区，寻找野人的踪迹。故事由此展开……
蔡建峰 | 1994年出生，福建泉州人。小说《尼伯龙根之歌》获未来科幻大师三等奖。《记忆捕手》收录于“中篇科幻佳作丛书·科幻剧院系列”《未来往事》，《汇流》收录于同系列《未然的历史》。
野人的爱（上）
全文约8800字，预计阅读时间17分钟
一
我二十一岁时，到湖北插队。朋友来车站送我，给我带来几张馍，好作路上吃食。我是第一个走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有的要去内蒙，有的要去苏北，再不就是去云南，皆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此去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哥几个难免有些伤感。我劝他们不要哭，自己却也泪汪汪的。来送我的一个朋友，手臂上缠着黑纱，这纱自从上个月在长安街送别周总理后就再没取下。此君是个多愁善感的，每逢别离总是抹眼泪。我最不见得这个，便告诉他，我到湖北插队，其实也有私心。旁听的朋友都围了过来。我只好接着说，我到房县去，其实是为了找我的母亲。父亲生前多有病痛，人到中年便早早去了，可惜他烧得一手好菜。远在那之前，母亲带着幺弟去赶集，从此不见踪影。那时我才十一岁。村民们都当着我的面议论：秋生，你娘就是个破鞋，知道不。我回到家，问爹什么是破鞋。爹说，破鞋就是偷汉子的女人。我说娘才没有偷汉子。他干脆赏我一个大耳刮子，把左半脸都打肿了，警告我从今往后莫要再提。我只好把死老鼠丢进那些长舌妇的院子里。
我一直相信母亲不是破鞋，十年前相信，十年后更是如此。记忆中的她，好像从不会生病，也不会累似的，她时常背着一个竹篓，里面放着幺弟，在灶火间，在田地里，雨天也好，晴天也罢，每天都在干活，身子还没一根麻秆儿粗。我们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她总能从琐碎里找到一点儿甜头。她说，自她懂事以来就在照顾别人了，要是真让她闲下来倒也别扭。她作牛作马，忙到没有时间躺下来好好生一场病。幺弟倒是一出生便得了羊白头，为此她寸步不离，好像他一离开她的视线就会死似的。幺弟见不得光，她便把一块黑布盖在竹篓上。她带着他去赶集的那一天，我记得并没有下雨，因此她背着他尽量走在树荫下。他们一去不回。数年前，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这才得知母亲原是湖北房县人，两人是在上甘岭认识的，当时他是伙夫，她是护士，战后他们结了婚，第三年有了我。
“娘才不是破鞋。”当时我是这么对爹说的，后来也是这么对房县的人说的。我被分配到桥上乡清溪沟生产大队。有一天晚上，一伙人坐在牲口屋里聊天。我问队长，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夏秋梅的女人。他说没有，然后又说，但是姓钟的倒有一个，大概是十年前来的。我又问，这钟秋梅带没带着一个孩子。他说没有，之后又说有，到最后有没有连他自己都糊涂了，只好说这得问妇女主任才清楚。正好那几天山上活儿不紧，我们就砍树烧树什么的，得等开春了才算真正忙起来。我又去找妇女主任。她不待见我——事实上她不待见任何一个男人，因为男人不必为计划生育做太多贡献，而女人要戴环——便把我推给了管宣传的陈蕙芸。
我第一次见陈蕙芸时，胃里好像有一只癞蛤蟆在游泳，它游得我心烦意乱。陈蕙芸是个女知青，我们相处得挺好。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黑得好像刚用桑葚水洗过似的，我最喜欢她扎麻花辫的样子，那使她与众不同，有一种灵动跳脱的感觉。我们一起到乡里写红漆标语。她个儿不够高，我想代劳，她不让，我便拿来一块板凳垫在下面。我扶着凳子。她的腿、她的臀、她的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再往上就是那欢快的辫子。小陈工作得认真，却搞得我七上八下的。我抬起头，低头，再抬起头，再低头，忽而左顾右盼，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胸膛里像是有孙猴子在闹腾。我终于有勇气约她晚上一起去广场上看电影。她不慌不忙，在墙上写完最后一个“生”字，这才从板凳上跳将下来，掸掸衣服，捋捋发丝，跟我说不行。
“为啥不行？”我问。
她咬着嘴唇，用很自然的语气说：
“我跟别人约好了。”
“你误会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几个意思？”
“我是有事想问你。”
她看着我。
“真的。”我又说，“你误会了。我想向你打听一个叫钟秋梅的女人。我不是那个意思。看不看电影其实也无所谓，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小狗。我只是想知道——”
“你找她干嘛？”她问。
我说不便告知。
她点了点头，接着说：
“你没必要向我解释。但你来得不巧，钟秋梅几个月前就不见了。”
“不见了？”
“她进了山，再没回来。”
我心里本就难受得紧，听到这坏消息，更不想和她说话了。神农架这么大，我到哪儿去找这个可能是我母亲的钟秋梅呢？我想躲起来，一个人待着。可是陈蕙芸不让，她却从后面赶了上来，手里拎着那桶红漆。我们沉默着走了一小段路，后来主动帮她拎。我知道这种关系。我的心里很不受用。这关系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却绕着地球转似的。没有什么东西绕着月亮转。在尘土飞扬的小路岔口，她在分别的时候又问我：
“你找那个女人干嘛？”
我终于肯把事情的原委跟她讲一遍。
“钟秋梅是个疯子。”她告诉我，“她不是你的母亲。她说自己是十年前被人拐来的，后来偷跑出来，头脑就不清醒了。她的身边没有跟着一个孩子，更别提那个孩子还有病。我们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孩子，你说他的皮肤是白的，眼睛是淡粉色的，如果有，我们一定会注意到的。”
我算是死心了，告别陈蕙芸。我并不愿再去想母亲，因为害怕找到她却又只能再一次看着她消失。晚上我也并没有去看露天电影，因为害怕看到陈蕙芸和别的汉子在一起。我待在生产队的牲口屋里，一群汉子摸黑坐在这里讲鬼故事和荤段子，煤油灯是点不起也不想点。我们的乐子就这么些了，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春天到了，很快就是农忙季节。我们的活计就是种点粮食，再不就是砍树，烧山，挖坑，栽树。生活清苦得很，我却巴不得自己再忙一些，好抛开心里那股难受的劲儿。我不爱喝酒，不会抽烟，唯一的嗜好是读书。有一次，我到地里闷头插秧，把自己的腰都闪到了。为此队长还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身上有吃苦耐劳的好品质。我很得意，觉得自己出尽了风头。于是我又去找陈蕙芸，请她看电影。
这一次，她答应了，但到了晚上人却没有来。
我在广场上等到电影落幕。
天亮的时候，我出门，碰着了她。
她说：“昨晚我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哩。”
下午，我去农场干活，又看见她和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走在一起。后来，我找了个空儿，凑到她身边，漫不经心地问，那个男的是谁。她说是支书派来沟通宣传工作的同志。我信了。再后来，这件事叫其他知青知道了。他们没事儿就拿陈蕙芸调侃我，有时还笑话我说：
“天蓬元帅变成猪，就是因为爱错了人。”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五月。那阵子我避着陈蕙芸走，几乎是在躲着她了。她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不说。有一天，她逮住我了，问我懂不懂医。我说不懂。她也不管，揪着我就往公社走。到了那儿，我一看生产队长、支书和军代表都在，心中一怵，琢磨着自己也没犯什么事。陈蕙芸说，队长，支书，人我给你带来了，这呆子看的书多，要不让他看看？我稀里糊涂，陈蕙芸却推着我往前走。我到那两人跟前，越过他们的肩膀一看，这才发现屋中有一长条竹床，床上躺着个人，手里攥着一团毛发一样的东西。我认得这人。此公是桥上公社清溪沟大队的副队长殷洪发，只是此时衣衫狼狈，语无伦次，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五月一日这天，队里放假。
我不知道的是，当我还在被窝里看书时，副队长殷洪发已经起了个大早，上青龙寨去了。后来，据军代表转述，殷洪发是上山去砍葛藤的，可是没砍几根，就听见坡下有异响，再定睛一看，一个浑身长满红毛、能直立行走的怪物已经向他走来，他避之不及，被它抓伤了右手，副队长是个暴脾气的，见势不妙，竟主动出击，用左手挥镰刀向它砍去，那怪物吃痛之下，把头一摆，他便伸手抓下一团毛发，那怪物却也哇哇怪叫着，趁机逃走了。
“是野人。”队长说，“两年前他就遇过一次野人，当时也是吓个半死。野人准是盯上他了。”
“你能认出这团毛发的来历吗？”那支书问。
我摇摇头，心里头已经浮想联翩。
“真有野人吗？”陈蕙芸问。
队长说，有。
但支书却不慌不忙地，以领导讲话的语气说，我们不能急着下结论，要想证明野人存在，还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一个人看到的事物不一定为真，我们可以说他疯了。
二、三五个人看到了，我们也可以说成集体幻觉。
三、所以。
四、光是一个人看到还不行，一定要很多人。
五、为此我们必须发动群众的力量。
六、只有人数众多方可使人相信，
七、野人如果存在，我们迟早能找到一只活的。
八、照片也成，但一定要清晰。
九、实在不成，死的也行，但尸体一定要经过科学鉴定，
十、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毫不羞愧地说。
十一、真的有野人。
我对野人不感兴趣。我只想找到我的母亲。
后来，我出了门。陈蕙芸却追上来。她问我下午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去河边放牛。晚上呢？晚上跟麻爷约好了，他那边新到了几本书，得去看看，你喜欢柯切托夫的《你到底想要什么》吗？这本书在七二年那会儿可流行了。她不说话了，低着头，绞着手指。我看着有些疼惜，但心里头也别扭。我看得出她又想提看电影的事，保不准是想借机羞辱我，所以我才不上这当。
不过，她话锋一转，却说起我的母亲。
“你说这钟秋梅不会和副队长一样，也是进山的时候被野人袭击了吧？”
“没有野人。”我说，“顶多就是一红毛狒狒。”
“你没见过怎么就知道没有？”她问，“你不想找到你的母亲吗？”
我的心里本就憋着一股气，此刻听到她提到我的母亲，更是不愿多说。
“我的母亲和野人没关系。”我说，“我才不相信野人的存在。”
我们闹得有些不欢而散。她有将近一周不再与我说话。
可是，私底下，我早已开始向旁人打听野人的事迹。
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牲口里，摸黑聊天。一个叫许进的知青告诉我，一九一五年的时候，这附近有个叫王老中的猎户，被一只女野人掳进洞里，好不容易才逃回家。这时，又有一个叫李文的知青说起湖北长阳有个野人的种。我们纷纷看向他。他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说是真的。后来，李文告诉我们，这人外号猴娃儿，大名曾繁胜，小名犬子，其父是村里的党支部*，其母在一次送饭的路上给野人掳去，生下了他。曾繁胜和常人长得不太一样，他个头很高，头小而尖，双臂过膝，走起路来就像一只猴子。他不会说话，喜欢用拍手来表达感情。他不喜欢穿衣服，即使穿上了也会被他撕烂。他也不待在屋里，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游荡，冬天了也不怕冷。可就是这样，他没生过一天病。
我听得入了迷。常人也许会想，野人不知羞，成天光着身子到处跑，但在我看来那却是一种自由。我想，野人活得倒是洒脱，它不必在乎世俗的看法，也不必去管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它身强体壮，性情率真，看见什么喜欢什么直接掳走就是。要是我是野人倒也不错，至少这样我就不必到地里干活，也不必成天放牛喂猪。不过，尽管野人的生活叫人羡慕得紧，可我还是倾向于野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般完美的自由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野人身上，以至于忘了陈蕙芸。奇怪的是，当我开始冷落她的时候，她却又频频出现，甚至主动来找我。后来，她终于听说我在到处打听野人，便找上门来。当时我在树下睡觉，手背挡在眼前，牛就在河边吃草喝水。她雷厉风行地走过来，一脚踹醒我的美梦。我睁开眼。她就站在那里，双手叉腰，腿又细又长，像只圆规。我赶紧坐了起来。牛在一旁，甩着尾巴，无辜地看着我们。
“这回你又相信野人了？”她问。
我赶紧向她道歉，解释说：
“其实我也不是不相信野人，恰恰相反，我觉得野人很自由呢。但我还是觉得，就算真有野人，你们也找不到它。”
“嘿，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她说，“你相信野人，却不相信我们能找到它，就像你说你是来找母亲的，可我却不见你有过行动。你到底是干嘛来的？”
不过，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道歉。
我们一起把牛赶回牲口屋。那之后几天，乡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谣言，说是陈蕙芸对我有意思，才会隔三差五地来找我麻烦。经过此次事件，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社里的其他知青还等着看笑话呢。他们说，你迟早要栽在那个女人手上。我不信，为此还和人打赌，输了便替他们干活。
有一次，队里放假，我们俩一起出去散步，经过农场时，看到队长在地里锄犁。他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我们也挥手作出回应。他笑着，冲我挤眼睛。我有些害羞。我们的骡子和他擦肩而过。这时陈蕙芸说，明天要有更多谣言了。我随便他们去说，也不怕污人清白。不过我心想这下我可要挨揍了。知青们私底下常常斗殴。陈蕙芸要是交了个朋友，那朋友准得吃醋，指不定还要把火药灌进枪膛里射我。后来，我等着。但没有人来。我从不怀疑她那朋友是这里的村民，因为知青们要是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于是我到男知青中去打听，但没有谁愿意承认。我想那人总不能是一个孬种，因此我怀疑她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朋友，只是对我好又存心晾我。但我不敢问。有些事情，要是挑明了，恐怕朋友都没得做。我情愿把话藏进心里，想象自己已经问过了。我等到了月中。到五月十六日的时候，陈蕙芸又来找我了。她一来就和我说起了十四日发生的一桩怪事。她说，这事是妇女主任告诉她的，也和野人有关。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揪着野人不放，但还是请她继续说下去。
她说，五月十四日凌晨一时，神农架林区党委的五位同志去郧阳开会，坐一辆吉普车返回，司机是一个叫蔡先志的男人。车沿房县和神农架交界处的椿树垭公路前行。就在一次拐弯后，蔡先志率先发现公路上忽有一物迎面而来。蔡先志起先以为那物是山间猛兽，便加大油门，想吓跑它。然而，等到十多米的时候，这野兽的动作却十分敏捷，它受了惊，向公路旁一闪，手脚并用爬上来山坡。由于坡陡石松，它没能爬太高便又滑下。蔡先志停了车。怪物一动不动。双方僵持不下。蔡先志用车灯照它，这时他们终于看清楚，眼前这个四肢着地、前低后高的野兽，是一个身披红毛、样子像人的怪物。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两米远，因此决不会看错。当时谁也没有带武器，车上也没有配备可以控制野兽的工具。是农业局的周忠义同志悄悄摸起一块石头，砸在它身上，这野人才转身逃跑的。事后，他们立刻将此情况进行上报。第二天，林区党委用电话向地委宣传部汇报了这一情况，时任郧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健同志又向中科院拍去电报。这件事立刻得到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重视，他们当即决定派出一支科考队进行调查。
“可是，”我问她，“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你不是想找钟秋梅吗？”她笑了笑，接着说，“我听妇女主任说，科考队下个月就会来我们这里。你要是能跟他们搞好关系，混进队伍，说不定能一起进山找找看呢？”
我抬眼看她，好生奇怪。
“你不是说钟秋梅不可能是我的母亲吗？”
她叹了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呀，书读得多，不错，但是脑筋死板了点。”她说，“呆子，你就是叫书给害咯，沉浸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我说钟秋梅不是你娘，她就一定不是你娘吗？书本里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难道人就真的不会被毁灭吗？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停止寻找，你总得找着了，看过了，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等得够久了，还想等到什么时候去？另外，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机遇。我的父母不愿提前退休，我就不能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一辈子。要是有机会，稍微运作运作……也许能被提前纳入返城政策内。”
那年头，知青要想返城，除了病退和装病退，只有去顶替父母的工作。我这才知道她为什么对野人这么上心。不过，她说的确实在理。要是能找到母亲，我也愿意想办法病退，带她进城享福。我看着陈蕙芸，心想自己也许该说声谢谢，但要说谢谢也不容易，因为说多了就显得生分。打个比方，爹从不跟娘说谢谢，娘也从不跟我说谢谢。因此，我到头来连谢谢也没说。于是她就说我小气。我生平最容不得别人说我小气，便说那你想要什么，天上星星我都摘下来给你。她笑了，眼睛瞟向我的怀表。我吓得赶紧把它揣进兜里，连说这个可不能给你。她有些不高兴。我问她是不是不高兴了她说没有，可我就是她知道不高兴。
“我真没有不高兴。”她说，“你想太多了。我和你开玩笑呢。”
“我不信。”我说，“你等着，我给你找一份谢礼，包你满意。”
我有只大木箱，里面全是书。我跑回草房，一顿翻找，又跑去找她。我跟她说，怀表不能给你，因为那是留给未来媳妇的，当然你要是真想要也不是不行。她的脸红了，啐道：“谁想要你那破怀表。”我乐了，心想有戏，但不敢太过纠缠。我把珍藏的摄影集赠予她，告诉她布鲁诺·巴贝是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一九七三年来到中国，用彩色胶卷拍下这些照片。她看了，觉得很喜欢。有一次，她跟我分享了一个秘密。她说，我能在照片里看到全世界。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因为摄影集是我送的，这意味着是我让她看到了全世界。
六月，我们终于等来了科考队，不过这之前还有个小插曲，同样和野人有关。事情是这样的，那个被野人吓坏了的殷洪发，在修养一个月后，终于好了。当时还是由陈蕙芸来找我，她跟我说快别挖笋了，队长和副队长正到处找你呢。我用袖子揩揩汗水，火急火燎赶去，到了才发现手里还握着斧头。陈蕙芸忍不住要笑，但她憋住了。她劈手夺过斧头，叫我快些进屋。我眯眼走了进去，一时不能适应光线的变化。然而，待我终于看清屋内的事物，地上却躺着一具悲惨的牛的尸体。队长说，这头牛是今早在小山沟里被发现的，牛本来应该待在牲口屋里头，和其他牛在一起，可是这一头偏偏跑得十万八千里远，要说没有偷牛贼我是不信的。我看着这头牛，心想它的死法可不是偷牛贼*。果然，队长又说，上面这套说辞，是用来应付乡亲们的，偷牛贼固然有，但不一定是人，你看的书多，能看出是什么东西伤了它吗？我伛身去看，牛是摔死的，从很高的地方摔落，白色的骨头碴刺了出来，血肉模糊，实在看不出什么。
“应该是只大雕？”我说。
“你读书读傻了不成？”队长笑道，“再大的雕，都抓不起一只五六百斤的老牛。什么雕来了都不行。”
“我看到了。”殷洪发突然说。
我们转头看他。这位副队长又接着说：
“这小子说得对，确实是只大鸟把牛抓走的。而且，野人昨晚也来找我了。”
队长又笑了。
“副队长，这小子犯傻了，你也跟着犯傻？野人可不会飞。”
“是真的啊，队长，我可不敢骗你。”
队长不笑了。
可是他还不甘心，又连连赌咒：
“他娘的！我发誓，我要是骗你们，以后生儿子没屁眼。”
队长说，你生儿子有没有屁眼我不关心，但是你既然这么肯定，就最好把事说清楚。
于是他便接着说道：
“昨晚我在屋里睡觉，睡得正迷糊呢，忽然听到有什么东西降落在屋顶上。我没去管，但听见了很奇怪的说话声。这声音持续了好一阵子，但说的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反正我是一个字儿都听不懂。我翻了个身，本想继续睡，可很快又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紧接着是很轻微的撬门的声响。这时我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我一下子警觉过来，摸黑找着了枪，心想不会是贼吧。我抱着枪，遛到窗边，看见门口立着一个毛茸茸的阴影。当时天很黑，我又很困，但我发誓那就是野人，它早在我看到它之前就率先发现我了。它看到我拿着枪，转身就跑。我望见它朝牲口屋方向跑去，躲进一座奇怪的建筑的阴影里。直到那时，我才注意牲口屋旁多了一座房子，它有五六米高，上窄下宽，立在地上像个三角形。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那是什么，但后来我看见了，从牲口屋那边升起一个黑色的东西，有五六米高，飞起来的时候，翼展足足有十一二米。那东西飞上了天。我不是说那东西就一定是野人养的，但牛肯定是被它抓走的，而且和野人也摆脱不了干系。”
我看看队长，又看看殷洪发。
队长也看看我，又看看殷洪发。
我们两人面面相觑，光是设想一只翼展十一二米的大雕，都觉得好生荒唐。
队长说：“你说野人存在，我信，的确有一定可能，但你要说有一只鸟比草房还大，我就觉得你的脑子被野人吓坏了。总之，迷信思想要不得，这件事没搞清楚前，谁也不许乱传。”
这时吃饭钟响了。我走出门去。陈蕙芸正在树下等我，阳光穿透叶与叶的缝隙，在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一起往伙房跑，打了饭，都是些清水白菜和鲜笋，没什么油水。我特意叫炊事员多舀一小匙油，配额扣我的。可就是这样，她还不肯闭嘴。她问东问西，问队长和副队长神神秘秘找我做什么。我不好解释，她就说我小气鬼。我要真当是个小气鬼倒也罢了，可我都把这个月的五钱油浇到她的饭头里了，她还是好奇。我拗不过她，只好稍稍提上一嘴。她立刻就笑开了花。我要她不许说出去，她再三保证。她的确是个守口如瓶的，我从未在一堆叽叽喳喳的妇女当中看见过她的身影。可是到了六月十五日，也就是科学考察队来的这天，公社里一个叫龚玉兰的妇女说自己看到了野人，这件事便怎么着都瞒不住了。
龚玉兰撞见野人的时候，我正在地里收割油菜，把秸秆拿去喂猪，剩下的就在田间焚烧了。六月中旬的天，已是酷热难当，更别提秸秆燃烧时会产生大量浓烟，熏得人眼泪直流。因此，队长遣陈蕙芸来叫我时，我几乎是长吁了一口气，好像解脱了重负。北京来人了，她在田埂上喊道。时至今日，我都记得当时的场景，在一众知青中，我脱颖而出，很是郑重地放下秸秆，走上田埂。陈蕙芸说，你可要好好表现，说不定以后就可以不用待生产队哩，到时可千万别忘了我。于是我去到门口但没有马上进去。我用台阶的边沿刮刮鞋上的泥，接着拿起水瓢，从屋檐下的水缸舀水喝。我等了一会儿。水面静止了。我看着水缸中我的头发、我的脸庞和我的衣领，龇牙咧嘴，然后洗了把脸，搅乱这种平静。我走进屋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尽管什么都看不见。后来，陈蕙芸私下笑话我说，当时你那小眼神瞪得跟铜铃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脑子有毛病。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总之，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的这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率领一支精干队伍，从北京来到房县，由桥上公社生产大队的队长搭桥牵线，先后见了殷洪发、朱国强、龚玉兰，并从据说是野人蹭痒的树干上提取到数十根毛发，回头进行化验。经过此次简单的会面，我认识了带队的黄万波，后者听说失踪的钟秋梅也许是我的母亲，便来了兴致，问了许多有关她的事。科考队在公社稍作修整，决定于次日一大早进山。他们的目的地是罕有人涉足的神农架无人区，并顺着几处目击现场追踪野人的足迹。山里头复杂，极容易迷失。军代表要我们陪科考队进山，报名的可以拿工分。翌日清晨，陈蕙芸给大家带了牛奶。她说牛奶刚在井水里镇过，很凉，不甜，但很好喝。我们一起坐车去泮水公社，带队的是殷洪发和黄万波。在泮水公社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躲在墙根，一起眺望大山。我偷偷把眼睛瞟向她，发现她也在看我。我们都有些害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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