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河间王司马颙裹挟晋惠帝、成都王司马颖到关中,东海王司马越以迎接惠帝回归京城为名,组建盟军攻破长安。司马颖趁乱逃跑,途中被俘,在狱中被勒死;司马颙被迫求和,入朝辅政,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被掐死。
至此,前后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落下帷幕。
昏聩糊涂的司马亮、刚愎自用的司马玮、野心勃勃的司马伦、骄狂自大的司马囧、生不逢时的司马乂、作茧自缚的司马颖、包藏祸心的司马颙先后倒下,不声不响的东海王司马越最终成为西晋帝国的执剑人。他得到了摇摇欲坠的河山,就得喝下八王之乱酿成的苦酒。
事实上,八王之乱的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只是有一个问题还得说一下,那就是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动乱产生的影响。
西晋帝国有二十多个州,如果把这些州的名字一个个列出来,再说它们相当于现在的哪里,又要啰啰嗦嗦一大堆。所以,我们依然按照尽量简化的原则,把西晋帝国的版图分成南方和北方两个大区,来看看司马越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先说南方。
八王混战期间,氐族人在巴蜀建立了成汉帝国(氐族人建国的过程这里略过,有机会说十六国的话再详述),这块地盘是司马越管不了的。除了巴蜀,南方其他地方(可以粗略地称为江东)怎么样呢?这牵涉到东晋的立国,需要细说,我们暂时只需要知道江东对司马越的态度很复杂,给予的支持很有限,更多的是抵制和疑虑。
简而言之,南方帮不了司马越多大的忙,不添乱他就谢天谢地了。那么,北方怎么样呢?
北方大区可以分成五个小区,即关中平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关中原先是司马颙的势力范围,作为新的占有者,司马越虽然能勉强控制住这里的局势,但是战后的关中正在闹饥荒,瘟疫肆虐,盗寇横行。
关中北部是河西走廊。自从八王混战愈演愈烈,凉州刺史张轨就有意识地远离战祸,保境安民,别的地方血流成河,河西走廊却比较太平。虽然有割据一方的实力,但是张轨对朝廷比较忠诚,这一块地盘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河西走廊的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十六国当中的前凉,儒学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前凉政权功不可没。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有机会再说。)
关中东部是黄土高原,匈奴人刘渊就盘踞在这里。
越过黄土高原东部的太行山,是辽阔的华北平原。西晋帝国的都城洛阳和司马越的大本营东海国,就座落在这个大平原上,这是司马越的主要活动范围,但是盘踞在华北平原北部的“小剥皮”王浚是他不敢轻易招惹的,只能尽量安抚;同时,在华北平原的中部,分别以汲桑和王弥为首的两股流寇正在兴风作浪。
华北平原东北部是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这是鲜卑人的势力范围,司马越鞭长莫及。
看完中国南北的局势,我们也该看出来了:与全盛时期的西晋相比,被八王之乱祸害过的西晋显然是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呢?
八王之乱结束之后,胡人政权蜂起,五胡十六国时代来临。说到这段历史,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好像胡人一出现,势头就特别凶猛,不可遏制。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时候,出现了两个胡人政权,即盘踞在黄土高原的匈奴人(前赵帝国)和盘踞在巴蜀的氐人(成汉帝国)。氐人胃口有限,割据一方就心满意足,真正有雄心大志的是匈奴人刘渊,他想*事是取代司马氏,入主中原,可是这时候他的处境还是比较艰难的,势力并不能溢出黄土高原。
如果司马越有运筹帷幄的才能和为国效命的忠诚,西晋复兴并不是绝无可能。遗憾的是,能力和忠诚都是他不具备的,虽然他也做过战略反攻的尝试,可是由于扭曲的野心,以及用人不当,光复河山的梦想很快就成了空洞的痴人呓语,西晋帝国也因此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经历了永嘉之乱的重创后终于一蹶不振,只能退守江东,中国也由此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时代。
战略反攻计划是怎么被摧毁的呢?
八王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西晋帝国发生了一件本来应该是大事,结果却不了了之的怪事:晋惠帝司马衷忽然死了,中毒而死。
显然,这是一起谋*案。下毒的是谁?幕后主使是谁?如果详加排查,谋*案很容易破解。可是晋惠帝死得悄无声息,朝野一片沉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草民不关心这种事容易理解,经历了这么多战祸,大家早就对晋惠帝丧失信心,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朝廷居然也对此事置若罔闻,就很人费解,毕竟死的是皇帝,而且还是被毒*。提到这桩谋*案,史官的措辞很谨慎,留有余地,只是说幕后黑手可能是司马越。
是不是司马越?不好说,可能是司马越本人,也可能是善于揣测上意的手下擅自所为,反正晋惠帝是死了,皇位不能空着,必须确立继承人。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越的态度很微妙。当时,皇位继承人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司马衷的侄儿,十二岁的司马覃;另一个是司马衷的弟弟,二十三岁的司马炽。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少不更事的司马覃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容易控制,然而,司马越选择的却是正当盛年的司马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这得说到羊献容,她是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第一任是贾南风),在朝廷和地方都有支持者。总体而言,支持她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基本上都对皇室比较忠诚,主张打击尾大不掉的强藩,意图通过她对帝国大政施加影响,制约藩王势力,羊献容本人也有干政的意愿,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她就与司马越有过一番明争暗斗。这样一个女强人在朝廷里,当然是司马越不能容忍的。
如果立司马覃为皇位继承人,羊献容就是皇太后,依然可以影响大政;如果立司马炽为皇位继承人,这么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羊献容是司马炽的嫂子,按照礼制,一旦司马炽登基,她就得彻底退出。所以,司马越最终选择司马炽,既是为了把羊献容挤出权力中心,也是为了敲打她背后的支持者。另外,八王混战期间,一直有意识地远离斗争风暴、明哲保身的司马炽也让司马越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小伙子容易控制。
307年,司马炽登基,改年号为永嘉,一登上皇位就表现出了打压司马越的强硬姿态。司马越猝不及防,为了远离掣肘之患,上表请求外调,随后被派驻许昌,开始着手部署战略反攻。我们且来看看他的布局。
华北自古以后就是中原王朝的命根子,司马越对这一块地盘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坐镇位于洛阳东南部的许昌,派遣二弟司马腾驻守位于洛阳东北部的邺城,互为犄角,共同防御华北。关中是怎么安排的呢?被派驻到这里的,是司马越的四弟司马模。此外,司马越还派遣刘琨进入黄土高原,牵制刘渊。
在南方,司马越也做了相应的战略部署:派遣三弟司马略镇守荆州、琅琊王司马睿镇守扬州。
战略格局雄伟宏大,可是不堪一击。
最先搞出问题的是老二司马腾。我们在前面说过,司马颖失势之后,他的旧部打着迎立他的旗号,在华北肆虐逞凶,羯人石勒就在其中,八王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股流寇被司马越的军队击溃了,此后,石勒追随一个叫汲桑的牧场主,继续打着为司马颖复仇的旗号转战华北。司马腾误判形势,认为汲桑只是小毛贼,掉以轻心,致使邺城突然沦陷,大祸来得突如其然,司马腾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命丧敌手,汲桑和石勒在邺城烧*抢掠一番,扬长而去。
邺城是军事重镇,也是京城的东大门。司马越闻讯大惊,急令苟晞剿灭汲桑。苟晞是一代名将,性格冷酷,喜好*戮,被时人称为“屠伯”。经过大小三十多次激战,汲桑兵败被*,石勒侥幸躲过一劫,在逃亡途中招降了几个杂胡部落,率众投奔刘渊。
对于苟晞的表现,司马越非常满意,为了收买人心,他与苟晞结为兄弟,并打算对苟晞委以重用,可是事到临头又反悔,担心苟晞野心太大,养虎为患,于是收回成命,两人因此结怨。
除了已经被击*的汲桑,华北还有一股以王弥为首的流寇。王弥是汉人,出身名门世家,满腹经纶,精于骑射,此人是一个怪胎,以造反闹事为乐,但凡外出掳掠都会事先筹划,从不失手,来去飘忽,被时人称为“飞豹”。他可比汲桑难对付得多,“小剥皮”王浚和“屠伯”苟晞轮番上阵,都无法把他彻底剿灭,最为猖狂的时候,他甚至攻破了许昌,并且率军向京城挺进,司马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击溃。随后,王弥率领残部投奔刘渊。
随着石勒和王弥的败逃,华北暂时恢复了稳定,可是,司马越还来不及长舒一口气,他的四弟司马模镇守的关中又出事了。此公进驻关中不久,就因为渎职遭到弹劾。司马越想把他调回京城,然而司马模拒绝回朝,表露出了割据关中的野心。恼怒不堪的司马越无力平乱,又不敢激化矛盾,只好默默地接受现状。
司马越当初派遣司马模镇守关中,战略意图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他的配合下钳制刘渊,支援刘琨。因为司马模割据一方,自立门户,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成了海市蜃楼。因为石勒和王弥的加盟,刘渊实力大增,司马越、司马模兄弟失和,更给他带来了扩张势力的空前良机。此后,他坐镇大本营,与刘琨周旋;派遣石勒和王弥兵分两路向华北挺进,曾经两次兵临京城,险些破城而入;并且不时派军西征关中,震慑司马模。
至此,司马越在中国北方构建的战略防线基本上全盘崩溃。南方的局势怎么样呢?
起初,负责镇守荆州的是司马越的三弟司马略,他的治绩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可是他寿命不长,其后,一个叫山简的官员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公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儿子,嗜酒如命,荒废政务,因为对南下避祸的北方流民处理不当,到任不久就把荆州搞得一团糟,民变四起。与此相比,由司马睿镇守的扬州的情况要好一些,可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地门阀的势力很大,司马睿正在积极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于立足,无法给予司马越太多的实质性帮助。
这里尤其需要重点表扬的是刘琨和凉州长官张轨。
刘琨原先可不是什么好人,八王混战期间不停地更换门庭,趋炎附势。八王混战结束之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间,被派往黄土高原牵制刘渊,上任途中,目睹破碎如絮的山河和流离失所的汉人灾民,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在黄土高原上苦心经营,屡次牵制刘渊,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在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的形势下,也没有退缩过。虽千万人吾往矣!虽然早年间劣迹斑斑,但是瑕不掩瑜,浴火重生的刘琨不愧为民族英雄!
当西晋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候,张轨屡次主动派遣骁勇的凉州骑兵南下赴援,几乎是有难必救,当时有一首童谣,其中所唱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赞扬的就是他的雪中送炭之功,可是他的援兵只能缓解局部地区的危难,并不能逆转整体形势。
南北两地的形势如此不利,西晋命悬一线,可是内部的权力斗争非但没有因为迫在眉睫的外患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同舟共济尚且狂澜难挽,何况是阋墙于内?
作为西晋帝国事实上的主政者,形势危如累卵,司马越难辞其咎,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一些人对他极为不满,有些人甚至把问题提到了明面上,谴责他祸国弄权,致使半壁残破,并主张迁都到江淮流域。
为了防止晋怀帝趁机发难,司马越于永嘉三年率军进入京城,当着晋怀帝的面,明目张胆地诛*帝党成员,将禁军全部外调,换成了从大本营(东海国)带来的军队,其后又出兵消灭了地方上的敌对势力。他抗击外敌力有不逮,铲除内患却是得心应手,在此期间,刘琨承受不住刘渊的压力,苦苦哀求他派遣苟晞率军赴援,可他怕苟晞势大难制,居然无动于衷。
在内部的争权斗争中,司马越硕果累累,胜利的代价却是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他集中精力铲除异己,而无暇顾及外围战线的时候,刘渊的军队高歌猛进,全力开动狂暴的战车,在华北地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左冲右突,碾压一切,粉碎一切,如入无人之境。等到内部的异己势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司马越忽然发现,华北地区绝大部分已经成了敌人的势力范围。
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以讨伐石勒为名,留下妃子裴氏、儿子司马毗以及晋怀帝镇守京城,亲自率领主力军队东行。
所谓讨伐石勒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实上,司马越对于华北中心地带的防务已经失去信心,东行的真实目的是回到东海国,以大本营为据点,设法稳定南方局势,然后以南方为后盾,再图卷土重来,至于让妻儿和晋怀帝留守京城,只是一种安抚人心的手段,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此时的京城已经残破不堪,大家眼看主力离开,京城守备空虚,唯恐胡人趁虚突袭,纷纷跟着主力军队东行。
晋怀帝恼恨司马越祸国乱政的行径,司马越的军队刚刚离开京城,他就给苟晞发了一道密诏,命令苟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闻讯忧愤交加,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在了回国的路上,临终时委托王衍继续带军东行。
为了稳定军心,王衍秘不发丧,派人潜回京城传递内部消息,随后,裴妃、司马毗以及其他三十多个藩王,率领留守军队离开京城,赶往东部与主力会和。就在他们东行的路上,石勒的追兵在宁平城(今天的河南郸城)附近包围了王衍所率的主力。
虽然王衍的兵力占据优势,但是全军上下没有一个出色的指挥官,一见气势汹汹的追兵赶到,立刻乱成一团,随军东行的京城士民呼啸奔走,更加剧了形势的混乱。对于这场稳操胜券的战斗,石勒根本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来排兵布阵,命令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围起来,架起强弓硬弩,发动齐射,直到没有活口为止。与其说这是战斗,不如说是屠*。随后,王弥的弟弟王璋进入堆积着十几万具尸体的屠场,纵火焚烧尸体,带着手下对同胞的尸体大切大割,大嚼大咽,就像一群游荡在乱葬岗上的恶狼。与此同时,由裴妃、司马毗率领的少量军队也在东行途中遭到了石勒的截击,裴妃被掠卖为奴,司马毗、随军出行的三十六个宗室藩王全部被*(另一说为四十八个藩王)。
东部惨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晋怀帝震怖,打算逃离京城,然而一些官员舍不得抛弃家产,拒绝离京。晋怀帝无奈,只好带着心腹离开,准备启程的时候,才发现这么大的一个皇宫里居然连一辆车都没有,只能徒步出宫,刚刚走出宫城,进入平民区,就遭到了强盗的劫掠,只好原路返回。
几天之后,石勒、王弥、刘曜(刘渊的养子)相继兵临城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守备空虚的京城,俘虏了晋怀帝、羊献容,纵兵挖掘皇陵,烧*抢掠,然后一把火烧了京城,全城死难者多达三万人。自汉末董卓以来,这是京城第二次遭到如此惨重的破坏,自此开始,胡人史无前例地正式入主中原,西晋帝国完全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只能苟延残喘,北方的汉人为了避祸,纷纷背井离乡,南下避祸,史称永嘉之乱。
如果司马越是刘秀、曹操之类的雄才,在八王之乱结束之后用心经营,西晋帝国或许还有很大的续命机会,可是司马越才智有限,既无法安内,也不能攘外,终于酿成永嘉之乱的大祸,把西晋送到了万劫不复之地,更给可怜的草民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劫难。
敬请关注下一期,也是八王之乱故事的终结篇,《权力的游戏:将至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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