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矿工，我爱我的班衣箱……这是我当矿工时，在同室工友祝毅书架上的一本《当代诗歌》杂志上，读到过的诗词，现在诗歌内容，已记不完整了。
这是我离开师父宿舍，搬到四楼，同队上祝毅，李勇两位文青工友住在一起，在他们的书柜里，书桌上读了些中外诗歌，散文，还有文学名著。
从此，我就爱上看书写作，我们这代矿工，除上班外，也喜欢追星弄潮，在我们床前墙上，总贴有自己喜爱的港台明里画像。
我们从矿井出来，换矿灯牌，脱掉被汗水浸透，发出酸臭的班衣，每天取下防尘口罩，除嘴巴和牙齿是白的外，从头到脚，全是乌黑发亮的煤灰。
可就那样，我们比父辈，更懂生活，下班途中还吹着口哨，哼唱流行歌曲苦中作乐，我们赤裸裸跳进澡堂，洗掉一天的汗水和煤灰，从澡堂出来，穿上时尚衣服，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帅小伙。
我们仿照港台明星，有的剪中分头，有的烫卷发，还有的留长发，像个艺术家。有的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系蝴蝶结；有的穿休闲夹克，套花衬衣；有的穿中山装，穿喇叭裤，穿高跟皮鞋，把自己打扮得跟明星一样。
若你不是在繁华的矿区看见他们，很难想象，这批矿二代，外表形象，反差之大，令人咋舌，他们从不辜负青春年华。
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矿工经历，仿佛就在昨天。
从这段经历要从我招工来矿说起，1985年11月的一天，入冬晨雾还没散去，公路前方视线，被晨雾遮俺住，没有车辆来往，只有我和二弟，赶着一头200多斤重的肥猪，去西平屠宰场。
我家到西平街上，不足一公里，我家养的这头猪，好像通人性样，一路上，总磨磨蹭蹭，预感要上断头台样。
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上身穿中山装，下身穿着喇叭裤，脚穿火尖子黑皮鞋，手提公文包，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约一米七五的帅哥，却面带凶相，跟港片里的周润友差不多。
他看见我们上来问路说：“请问二位老弟，凯河四大队三队咋走……我说：“前面转拐便是……。
他不是在问，我们生产队吗？二弟反问道。你管他干嘛，我们尽快把猪赶去宰了，不然，又遭母亲责骂。
我们把猪赶上屠宰场，亲眼目睹一场从*猪，烫猪，刮猪毛，解剖，屠夫那娴熟的庖丁解猪场景，然后，摆上肉摊，开始卖肉了。
我和二弟，拿着猪血、猪肠、猪肝等返回家，发现在路上遇见的那位帅哥，正座在我家堂屋里，我堂哥见我回来就说，“大兄弟，你要当工人了，单位上派人来家招工了”。
我喜出望外，上前打招呼，据了解，前来招工的叫曹阳，他家住三台小南街。听说这次招工，还有他小妹曹聪，据说他父亲是南下老干部。
曹阳那严肃的表情露出微笑，他从枣红色的公文手提包中，拿出一份盖有矿劳动工资科印章的招工通知书，叫我马上去办户籍迁移手续。
我父亲是1958年工作的，我家享受国家农转非政策，我母亲和三个弟妹，吃上供应粮，我年龄刚超过十八岁没转上非，不料，这次却赶上招工顶班。
堂哥对我很好，他骑自行车搭上我，去大队上，办户籍手续，大队长黎伦泉，他的女儿叫黎芙蓉，是我小学，初中同学，我曾暗恋过她，却没勇气表白，现在当工人了，能去她家见上一面，可还是没见着。
他家住四合院，她父亲接过我招工通知，看了下户籍准迁证，便在我户籍上，盖上大印，我拿上手续，坐上堂哥骑的自行车就回家了。
曹阳拿上迁移手续，便同我起身回三台，我母亲和弟妹，堂哥，堂嫂把我送到西平客运站，目送我俩乘车离去。
我是第一次去三台县城，感觉那时的县城比现在繁荣热闹，人来车往，穿梭不息。商贩的吆喝声，叫卖声，骆驿不绝。
客运班车到客运站，曹阳就带我去吃三台名小吃刘包子，一碗骨头汤，加笼包子，其汤鲜味美，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吃完饭，他带我去他家小南街，他家有点像西平古镇，全是木板墙门，我走进他家里，堂房正中，挂着他父亲的遗像，他父亲逝世，他小妹曹聪顶班。
曹聪是高个女孩，戴一副近视眼镜，我个子没有她高，那时我见异性，总是羞羞哒哒，不敢抬头直视。
曹阳看出我的尴尬场面，主动带我去小南街附近玩耍，他在县城生活，熟悉这里环境。
他先带我去台球场打台球，我这乡坝娃儿没见过台球，拿着一根球杆，傻傻站在那里发呆，看他尽情地表演。
只见他，在球杆尖上擦了下，在一个三角型的球筐里，放着一堆台球。他拿走三角架筐，在一头放一个白色球打子，就用球杆把球夺过去，把三角型的一堆球打散，然后，分别一个一个地把球，打进台球桌的四个网兜里。
他看我不会打台球，又带我去打篮球，他的身高，适合打篮球，我上中学时，因跟表哥打篮球，右手被摔成骨折，痛得在地上打滚，遇见篮球就恐惧，就别说上球场了。
他见我打篮球也怯场，又带我去打乒乓球，我那个发点球模式，让他见笑，城里街娃，无论打台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样样都精通。
可我这个在凯江河边长大的农村娃，只会下河捉鱼摸虾，上山爬树捉鸟。去趟县城玩，如同王姥姥进大观园，－下子懵呆了，不知该咋玩。
我们在三台玩了两天，便去绵阳火车站，搭成都至嘉川那趟绿皮火车，燃煤炭的绿皮火车，在一声鸣笛后，就开始启动，车身缓缓而动，车厢与车厢链接处，哐当，哐当，直响。车身由慢而快往前行驶，我的心也伴着火车在奔驰，我透过列车玻璃窗，往外看沿途除了山水，就是城市。
那时的江油市也繁华，绿皮火车从绵阳站开到广元站，需要行驶10个小时，火车到广元站，已是晚上7点，天色已晚。
列车播音员，在广播上推介广元，广元是出川北上的唯一通道，是红四方面军居驻和战斗过的地方，同时，广元军工单位很多，是革命老工业基地。
搭乘这列绿皮火车，到广元站，上车的人也很多，上来旅客，大都是广旺矿务局沿线的职工家属。
沿途有元坝，白水，尚武，嘉川站。各站点都有广旺矿务局的下属生产矿，元坝站，是拣跟岩煤矿。白水站，是白水煤矿。尚武站，是陈家岭煤矿，广旺矿务局技工学校。嘉川站，便是广旺矿务局发电厂，唐家河煤矿。司法部直属的煤铁厂监狱（川北监狱）。
这列火车，一般是晚上九点，才能到达嘉川站。列车快到站时，车上的职工家属已往后二节车厢行走，车门打开，我们从车上跳下来，绕过车尾，往停在发电厂外煤仓的煤坪上跑，那里停着唐家河煤矿两辆公交客车，跑在前面的，可以抢到座位，跑在后面的人，只能站立着。
我终于挤上矿客车，客车行驶进矿出口，转弯上坡时，客车司机，叫大家站稳扶好，从嘉川进唐家河煤矿，还有八里路，这里弯路多，若没挤上客车，只能徒步进矿，或搭电动三轮车，两辆客车进矿都停在矿部商场坝子里，大家纷纷下车，各自回家，回单位宿舍。
曹阳住在矿部，她妻子在矿机关当话务员，我父亲是矿维修队的职工，父亲患病住院，我只有徒步从矿部，往正连井维修队，父亲宿舍里去住，从矿部到父亲单位还有几里路程。
从矿部到正连井，路经地运队职工住房，八十户家属区，救护队，井口食堂，澡堂，调度室，沿矿公路一边是洗煤厂，一边是河沟，依河沟而建的有井运队职工楼，掘进队职工楼，前走500米，有个交叉路口，沿坡往上方向走是去正连井维修队，通风队职工宿舍。
往下走是唐家河煤矿的职工食堂，电影院，沿坡往上走，各坡上都建职工房和家属区。
我爬过一阵坡就到上山井口，同样有家属区和职工住房，从正连井口在往上走，在半山半坡之中有条公路不知通往何处。我父亲的维修队，通风队就在半山半坡的公路之上200米处。
从嘉川到矿部，从矿部到正连井，沿途路灯彻夜透明，这里充满厂矿的生活氛围。
我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才到父亲单位住处，一间40平米的砖瓦房，有四张床。爸爸的同室工友蒋叔叔，钟叔叔对我到来问寒问暖，我放下包裹行囊，洗刷完后，就休息了。
第二天，我便拿着招工通知书，去矿部一楼的劳动人事科报到，我到劳动人事科找李叔叔，他是我们西平人，我把招工通知书及户籍手续，递给李叔叔，李叔叔问我想去打掘进，还是想去挖煤炭。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去张叔叔那个连队打掘进，张叔叔是西平人，还是队长，可李叔叔建议我去掘进二队，那里也有西平老乡何叔叔，他文化水平高，在老家教过书，我同意李叔叔分配到掘进二队。
这次顶班的男职工有3人，我们同时都分配到掘进二队，我们3人在矿部，统一培训学习，然后，前去连队报道，我被安排到单身宿舍五楼，跟何叔叔住同宿舍。
何叔叔是我掘进师父，他带领我在劳保用房，领了几套新班衣，班帽，班鞋，手套，肥皂，也去矿灯房，领了矿灯牌。
我发现跟我从三台顶班的曹聪，被分配在矿灯房，我拿着矿灯牌，去找班衣箱，把日常的衣服换下来，换上班衣，雨鞋，拿着矿灯帽，带着手套去取矿灯，矿灯房的人都是年轻女职工，带电瓶的矿灯递上窗口，你的矿灯牌就插在放灯处。整个矿灯房，管理得井然有序。
煤矿的掘进工，是既危险，又辛苦的职业，稍不注意，井下就会出现塌方，渗水，瓦斯爆炸等安全事故。
我每天都要听电锤风镐打眼声，装炸药启爆声，一个班下来，耳朵还嗡嗡作响。打眼放炮后，一边消除顶部隐患，一边拉放挂风筒，把炮烟灰尘吹走，接着就开始，除矿渣，装车，运输。每掘进一米，就要打锚杆，对洞顶部进行加固。
掘井工作，按以上流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白班转夜班，夜班转白班，每日三班倒，工作半年后，我就感到枯燥无味。
掘进队每个班，都有十几名工人，上班派代表，到下班去上班，监督质量安全，并核准工程量。我被师父派去当代表，代表象监军样，只干推矿车，核进度，较为轻松的活。
我不能象父亲那样，在井下干一辈子，然后患上职业病，这样不仅自己痛苦，而且拖累家庭，我虽子承父业，决定不能重蹈覆辙。
于是就开始重拾书本，刻苦自学，四年后，我终于跳出井下，走进机关，当上人民警察，还获得大专文凭。
九十年代末，我来到绵阳涪城区宣传部，参加公考记者编辑工作，不料被考中留在绵阳了。现在回想起那段矿工经历，我不得不说，那是我人生觉醒的经历，它永远都值得我去珍惜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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