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惠雯:唤醒柔韧不折的女性力量

张惠雯。作者供图

《美人》，张惠雯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4月版。

日前，南都读书俱乐部邀请到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张惠雯线上分享她的最新小说集《美人》。这是“南都读书月·72小时阅读马拉松”的第一场分享会——《以美人之名:我们的命运与理想》。张惠雯温和而耐心的解答令人如沐春风，南都读书俱乐部多个微信群内讨论氛围活跃热烈。

张惠雯，1978年生，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飞鸟和池鱼》《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散文集《惘然少年时》。曾获新加坡金笔奖、《人民文学》新人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大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奖大奖等多个奖项。

小说集《美人》是作家张惠雯旅居海外十余年的故土回望之作，以中国北方小城美人的传奇人生、系列故事，折射自20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历史巨变，追溯一代中国女性的独特成长历程及生命经验，唤醒来自于朴素生命力的柔韧不折的女性力量。

分享实录

南都:小说集以《美人》为题，意图展现三个美人的生命与命运，而纵观全书，您主要还是将笔墨用在了刻画她们的感情经历上，请问这样写的用意为何呢?

张惠雯:前两篇确实以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为主线，《南方的夜》的情感线索不那么明显，它以“我”和红霞的几次相遇为线索，描述了她的命运起伏，转折点主要是红霞经商的失败。为什么以情感为主线呢?从文字逻辑上来说，“情感”是非常私密、非常个人的。做一种工作，大家做的事、所遵循的职业标准都是差不多的，但情感却有极深的个人烙印。在“情感”这种极致的体验里，尤其是当人面临情感的困境和抉择时，最能体现出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学作品以情感当主题。譬如，我们中国的《红楼梦》，虽然是写了非常宏大的背景，写贵族大家族的没落、消亡，也是以宝黛感情为主线。西方的经典著作更不用说了，《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都是以爱情故事为主线。而从现实逻辑出发，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作为小城里的“美人”，她们处在一种被围观、被议论的常态。对于美人的这种围观，肯定是带有*色彩的。围观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小城里关于这些女性的流言，一般关于什么呢?肯定主要是关于她们的感情生活。所以，现实逻辑也是这样。

南都:无论是从语言、内容或是叙事节奏来看，整部书都显得平缓冲淡，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风格，来讲述三位美人的生命故事呢?

张惠雯:这大概是我的小说的一贯风格。我喜欢这种平静的文字风格，或者说，这种比较内敛的写法。对于太过激烈的风格，我是有些回避的，因为太过激烈，可能就会沦为煽情，也会对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情绪化的引导和干扰。选择这种风格和我要写的东西、要讲的故事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这更像一种对文字节奏的控制，使它以一种沉稳的节奏进行，具有某种定力。契诃夫说过一个小说的原则:好的、坏的，不要叫出声来。我赞同这样的原则。在静水深流的讲述方式里，我觉得人能够获得一种深入进去文字、沉浸其中的沉静的力量，去更好地感受到细节和微妙的东西。

南都:《美人》一书先后讲述了三位美人的故事。您在创作之时，是否在结构上做过什么考量呢?何丽、丽娜和红霞的故事，有共通点，最终又落往了不同的地方。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她们三位是否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张惠雯:我最开始写的是第一篇《美人》，也就是何丽的故事，因为她的原型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也是命运最多波折的:父亲长期卧病，哥哥“严打”时期被枪毙，初恋被官僚子弟狂热追求但始乱终弃，找了一个爱她的、善待她的丈夫，丈夫又出事……她的命运实在太令人唏嘘，而且和时代又息息相关。很多年前，我曾经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他说，你一定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那时候就埋下了写这篇小说的种子。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去回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试图还原当时的情景、当时的人，那么越来越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记忆就涌现出来。我印象中另外两位县城美人的形象也变得鲜明。创作的过程就是这样，常常能催醒更多的记忆，有时候，在写作之初，你并不知道你能回忆出这么多、记得这么清楚、这么深。所以，另外两个美人的故事也渐渐成型了，她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独特，但又和那个大时代、那个小城息息相关。所以刚开始是没有计划什么结构的。后来，三位女性的故事都写好了，发现有点儿像“三美图”，有了某种结构感。她们三位，各自的性格、命运也迥异。写的时候倒没有刻意给予象征意义，但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譬如，丽娜是热情奔放的，虽然生活在小县城里，但心态很开放，敢于表现自己的美丽性感，敢于冒险和外地人自由恋爱，也不畏惧其他人的流言。红霞则是那个时代很多从北方去南方尤其去广州深圳，从小城市去大城市的女性之一，她们想要更广阔的视野更精彩的生活，想走出小县城的沉闷的舒适圈，当然也就很有可能遭遇更波折动荡的生活，甚至以失败而告终。何丽看起来似乎是三个人之中最被动、性格最温和软弱的一个，像是完全被生活和时代裹挟着活下去，但如果我们更深地去理解，会发现她其实非常顽强，换成别的人，经历了她那样多的磨难，可能都难以活下去，可能早已堕落、自我放弃。她却极力活下去并且仍然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且，细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在她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她总是极力争取自主。只是在她的命运里，太多东西不是她能够控制的。这三位女性的命运确实都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南都:您曾经提及，喜欢写人类内在的、相通的东西。而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世界文学的要求。您笔下的美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她们面临的困境，却并非个人的难题。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呢?

张惠雯:对，她们面临的困境绝非个人难题。小说家写作时，力求让每个主要的小说人物都既特殊又普遍。特殊一般是要凸显人物的个性，普遍性则是让人感觉到这人物其实和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息息相关，有一种“休戚相关、命运相通”的感觉。《美人》这本书的三篇小说里，除了她们各自不同的经历，我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她们的某种“共性”，不仅是美人之间，也是她们和其他女性之间的那种共性、普遍性。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去处理这种关系，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自然就是既特殊又普遍的。作者只要尊重真实、尊重人性，很真诚地把她写出来就行了，不能把人物当成作者的木偶、传声筒去表达作者的某些先进观念。所以，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女主人公写成如何如何，也就是符合某种思想潮流或标准的人。我觉得得把这一点儿搞明白:作者写的是真实的人，不是正确的人。

南都:您在后记中谈及，三位美人都曾在您的生命中惊鸿般掠过。而您如今选择用文字将她们的身影留下。您认为，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而言，《美人》的故事有怎样的意义?

张惠雯:作者写作时不太会考虑作品会对读者产生什么意义这件事。对我自己来说，这三个人物的形象是和我童年、少年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故乡的环境紧密相连的。所以，借助写她们，牵动了很多过往记忆。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去读，也同样会牵动他们的许多记忆，跟随着作品，很多被遗忘的记忆可能会苏醒过来。记忆和现在、未来相关，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唤醒人的记忆、感受，这就是作品最重要的意义。而且，《美人》里所写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太远，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年的头十年。当时女性所面临的压力、困境，今天的女性依然在面对。譬如社会上对男人和女人情感和“道德”的双重标准，譬如掌握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还有女性所面临的种种诱惑，所遭受的羞辱式围观……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今天也有新的问题，譬如人对真正的美的钝感，追求一种过于虚假的、畸形的美。

南都:小说集中的《丽娜照相馆》《南方的夜》都是从“我”的视角去写的，《美人》那篇开头和这两篇有点区别，开头是“我”的视角，然后是第三视角，结尾又提及“我”，这样写是否因为《美人》篇幅最长，如果单是第一人称，难以写全，还是有其他考虑?

张惠雯:是基于一种文学上的考量，这种结构把“我”引入进去，使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代入这种回望岁月、观看他人故事的一种视角。很多朋友就说，读到这个，就会想到自己年少时候或者童年时候所知道的小城镇的那些美人。这种结构呢，它其实也有文学的传统的，如果我们去读福楼拜的《三故事》，里面有一些就是这种结构；还有比较明显的是《包法利夫人》里面，开头和结尾使用的是“我”的视角进入，但是中间的主题的部分都是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的叙述。

南都:《美人》既描绘了三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又是作者对于童年故乡的怀想。对您来说，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讲述，您所重新追忆到的故乡，是什么模样的?

张惠雯:就是我在小说里描述的模样吧，我觉得这些小说基本还原了当时的故乡的模样，以及它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以后二三十年间的变迁。就像我在后记里所写的，这是一首写给故乡的抒情诗。当然，我的记忆也可能出现某种误差，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描述都是尊重当时的现实的。以何丽的故事为例，譬如，她父亲在化肥厂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计划经济的遗留，小城里还有各种国营工厂的，譬如化肥厂、热电厂、棉毯厂，进入90年代，这些厂子都陆续*了。小县城的这种变迁反映了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种变化。当然，这是比较大的变化，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在市井生活的层面，举个例子，从80年代街头巷尾的港台流行音乐到90年代初交谊舞的流行，到后面唱卡拉ok的流行，那种小城的生活图景，小说里都有描述。

南都:您的下一步创作计划是如何?

张惠雯:接下来应该会写一些以新加坡为背景的故事。我17岁到32岁的15年都生活在新加坡，在那里读大学、短暂地工作过……我的青春和成熟时期都在那里度过的。它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把留在我印象里的那个城市和一些人与事写出来，当然还是以小说的方式。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陈俞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