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时代”：刚强与梦幻（凯瑟的帽子店）

“爵士时代”一词，出自于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指的是美国社会在一战以后（1918年）、经济大萧条以前（1929年）的十年时间。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爵士时代”：刚强与梦幻

编译/张薇

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爵士时代”或者“喧闹的二十年代”：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了。胜利之后，人类何去何从？空前繁荣的经济、刚强又梦幻的夫拉帕女孩、群星灿烂的美国小说界背后，是关于战争、妇女权利以及禁酒令的大讨论，预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艰难开端。

胜利之后

1926年，威廉·福克纳（1897～1962）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中写道：“一旦我们所处的社会饮下战争这杯酒，就会把他们带到对战争的成熟品味中，但是现在，却似乎发现了这杯酒的其他方面。”

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也被称为“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1918年夏，军队开始在法国的康蒂尼（Cantigny）、沙托蒂耶里（Chateau-Thierry）和贝勒森林（Belleau Wood）参与战斗。战争中，超过400万的美国士兵被动员，对敌行动结束时，伤亡人数接近12万。

美国的参战是德国失败的关键因素，停战协议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战后，美国变成经济超级大国，涌现出许多以个别士兵的经历为题材的、苦涩的诗歌、小说和回忆录。在这些作品中，旧的文明世界燃起了火焰，现代世界随之诞生。

■ 战后，归家的士兵与家人一起翻阅战争剪报。

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1899～1961）写于1929年的小说《永别了，武器》是以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角叙述的，亨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军队里一名年轻的美国救护车司机。他的受伤情况跟海明威相似，爱上了一名护士，并最终逃离了意大利军队。

虽然海明威非常关注爱情故事，但小说依然描绘了战争的恐怖、残酷与令人沮丧。亨利的妻子在分娩时死去，战争的打击使亨利陷入分裂与失望中。有评论家认为，《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对所有导致大量伤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抗议。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红十字会的女性。

士兵的报酬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写于1926年的小说《士兵的报酬》描述了一名年轻军官唐纳德·马洪在一战后返回乔治亚老家的经历。马洪的伤势没有康复，在火车上，另一位士兵和一位战争寡妇对他热心照料。当马洪回到自己的家时，人们都不相信他还活着。惊奇的家人和朋友带着并不希望他康复的复杂感情接受了他，但他们只是惊奇于他的经历，并不真正关心他的伤势。

小说通过描写人们对马洪和其他士兵的反应，展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与此同时，镇上流传的那些传说显示了人们对死去的士兵的尊重，但那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却依然处在社会的边缘，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士兵既是英雄，也是负担，更是战争的凄凉见证者。最终，没有一个士兵“得到他的女孩”，战争的阴影投射在镇上人们的关系和生活中。

■ 妇女们在缝制衣物，支援前线战争。

我们中的一个

仅仅在停战四年后，1922年，薇拉·凯瑟（1873～1947）发表了小说《我们中的一个》，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她的堂兄战争期间寄回家中的信。克劳德·惠勒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性格太敏感而无法适应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n）农场上生硬的人际关系。克劳德对优越却平淡的生活感到沮丧，渴望体验更深的意义与激情。在离开大学、尽职尽责地经营家庭农场、并娶了一个最终背弃他的女人后，克劳德作为一名军官应征入伍，随船驶向法国。

一到那里，克劳德就相信他正在参与那种他一直寻求的崇高事业。他在战场上死去，凝望着他指挥的士兵，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活着，对自己的即将牺牲毫无意识。

1923年，这部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海明威却对凯瑟在小说中对战争冲突的呈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凯瑟只是一个女人，对战争并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第一手的写作素材，只能从不切实际的好莱坞电影中获取她需要的灵感。这个尖锐的评论对接下来几十年评论界对该书的看法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读者将小说中“天真的浪漫化”看作是主人公克劳德而非作者凯瑟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克劳德的“英勇”之死象征着战争时崛起的“乐观自信”这一文明价值观落得令人费解的“自*”结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瑟认为，这种文化态度产生了像克劳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无法理解战争中那些藉着武器释放的人性的邪恶。

■ 一战中，超过400万的美国士兵被动员，参加到战争中，繁重的农活负担落在女性身上。

迷惘的一代

许多评论家认为，《士兵的报酬》是福克纳对“迷惘的一代”的看法，这代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早期成年。一般而言，这代人对战争期间生命的大量死亡感到失望，并拒绝前几代人对所谓得体行为、道德和性别角色的许多观念。

“迷惘的一代”这个概念是由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提出的，特指“域外爱国者作家”：他们离开美国，参与到20世纪20年代巴黎和伦敦的都市文学创作中。这些作家包括：斯泰因、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艾兹拉·庞德、T.S.艾略特等，他们对传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形式表示怀疑，但对新形式的文艺潜力持乐观态度。他们非常多产，其中不少人也创作出了经典。

尽管福克纳并不被看作是“迷惘的一代”的成员，但批评者经常将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与“迷惘的一代”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尤其是海明威的作品。海明威和福克纳都渴望成为战争英雄，但未能遂心所愿——海明威年纪太年轻不能参军，福克纳则是因为体格太小。福克纳与加拿大皇家空军签约，但训练还没完成，战争就结束了。海明威志愿为在意大利的美国红十字协会驾驶救护车，但却在那里受了伤。

■ 一战后，胜利归来的美国士兵。

经济腾飞的根源

历届总统对经济的积极支持，还有政府的热情，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特别强劲的时代。

卡尔·柯立芝总统的亲资本热情是成千上万的商界和政府*所持观念的反映。“建造工厂的人”，柯立芝在192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就是在建造一座圣殿。在那里工作的人就是在那里敬拜。”

的确，许多这样的“圣殿”都建成了：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从缝纫机（它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服装行业）到全新的家用器具，如真空吸尘器。“钢带”（Steel Belt）在位于五大湖（Great Lakes）的城市中心发展，那里的水路为接收原材料和运输成品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方式。

一战期间，对快速生产坦克和其他战争武器的需求导致了技术创新，并激发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的大部分活力。战争结束后，欧洲几乎没有能力和资本与美国的生产势头进行竞争。

高关税政策、减少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也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发展。随着广告的宣传，“消费文化”和信贷购买兴起，许多美国人渴望奢侈品、享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便利……一切都在证明经济繁荣时期的成熟。

■ 1926年，法国巴黎，女神游乐厅，约瑟芬·贝克跳查尔斯顿舞。约瑟芬·贝克是移居法国的非裔美国艺人与演员，被称为“黑人维纳斯”“黑珍珠”；查尔斯顿舞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一种摇摆舞。

有些问题唯独是女性自己的

1920年，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在《女性与新种族》一书中写道：

“女性必须拥有她们的自由—选择是否要成为一名母亲以及想要生几个孩子的、最基本的自由。不论男人对此是什么看法—在成为男人的问题之前，这个问题是她的、并且唯独是她的。每当一个婴儿降生时，女人都要独自经历一次死亡的幽谷。男人和国家都没有权力迫使她进入这种考验，只有她自己有权决定是否承受这一切。”

玛格丽特·桑格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生育控制支持者，她认为，鉴于女性（尤其是那些农村妇女）在经济和生理上的限制，她们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生育孩子的数量。桑格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女性提供有关安全避孕和性病方面的资讯。这份努力挑战了“保持女性的无知就是保持她们的美德”的主流文化信仰，桑格因此受到教会的诽谤并曾一度遭到国家的追捕，但她依然不可阻挡地把女性从终生养育孩子的牢笼中释放了出来。

在《Motherhood in Bondage》一书中，桑格展示了她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向她寻求帮助的信件。在信中，这些女人讲述了她们经历的健康、贫穷、孤独、恐惧、虐待和无休止的*和生育带来的绝望，其中有些妇女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结婚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有十个或更多的孩子。

■ 20世纪20年代，女性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在网球、高尔夫和游泳等运动中，引入了特定的女性服装。

女性的团结

1848年召开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通过了一项要求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情感宣言”。在苏珊·B·安东尼、露西·斯通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等人的带领下，妇女们上街游行、向国会请愿，并在公众不满的情况下发表了讲话。

1920年8月，由1848年《塞内卡瀑布公约》（Seneca Falls Convention）正式启动的选举权工作达到高潮，批准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确保了全国妇女的投票权。同年11月的总统选举，美国妇女第一次获准行使投票权。

但是，投票权并不等同于拥有“完全公民身份”、享有平等权利。对完全公民身份的渴望引领女权主义领导者艾丽丝·保尔（1885～1977）制定了《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以终止对妇女的合法歧视。1923年，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an’s Party）将ERA带到了国会——1920年，该党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关于女性投票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也是1920年，女性赢得了禁酒令的投票权——禁酒令将美国的酒精饮料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定为犯罪。妇女投票权运动与禁酒令密切相关。由于妇女不享有平等的权利，有些人遭受虐待和经济困难，这些都是她们的丈夫长期养成的、社会也接受的饮酒习惯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许多组织和利用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道德力量来抵抗酒精弊病的女性也参与到这场投票运动中。19世纪70年代以来，诸如妇女基督教节制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等团体也一直支持妇女的投票权。

但是，像葡萄酒和啤酒这些实力雄厚的酒业，并不支持女性的选举权，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女性都会投票支持禁酒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信奉国家和私营企业权力的保守派人士以及自由主义者，从女性和工人所面临的更值得考虑的其他问题出发，反对选举权和禁酒令——尽管如此，支持选举权的州的数量在迅速增加，终于在1920年批准了宪法第十八和第十九修正案。

1922年，格内维芙·塔加德致信约瑟芬·赫伯斯特说：现在男人们有什么呢——女人们有热情、力量和深度。

对女性的定义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192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妇女第一次获准行使投票权。参加第一次选举的女性在白宫前合影。

夫拉帕女孩

在喧闹的20年代这十年中，更深的进展是缓慢的，并且在许多州反对妇女权利的倡议很受欢迎。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大学并出现在以前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出现了性别榜样和组织。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自由也成为可能。这十年中，电影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改变的领域跨越了社会阶层和经济部门——再也回不去了。

与向桑格写信哭诉酗酒丈夫的乡村贫穷妇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而时尚的都市女性通过与男性自由饮酒来表达自由。这些女性被称为“夫拉帕女孩”，体现了她们对关于青春与时尚的传统定义的无视：不再受长发和长裙的压力，或紧身胸衣和礼仪规矩的束缚，而是保持短小精悍的波波头、钟形帽、性感的人造丝袜、膝盖以上的短裙，听着爵士乐、开着车、在公共场合吸烟喝酒，似乎也并不急着结婚，开始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占有自己的位置。

一方面是简单，另一方面是饕餮：夫拉帕女孩的黑色网纱面料上用蓝色、红色、金色珠串和宝石装饰，晚装和日装的裙子都会在腰部装饰蕾丝或丝绸的垂巾，裙摆摇曳，流光溢彩。剪裁上的简单，搭配装饰上的丰富，形成那个时代既梦幻又刚强的审美风潮。

■ 晚礼服。20世纪20年代的晚装多用串珠装饰，装饰图案反映了许多艺术装饰的来源，如中国、古埃及、非洲和立体派艺术等。

象征，还是现实

戈登·康威（Gordon Conway），20岁时搬到纽约，找到了杂志插画师的工作，过着夫拉帕女孩式的生活，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她对派对与时装的热爱与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及努力相匹配。她后来在戏剧和电影服装设计方面的造诣为她赢得了很高的薪水和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管理职位。

尽管菲茨杰拉德的年轻妻子塞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的受教育程度低于戈登·康威，也没有从事任何具体的职业，但她却成为另一个倍受赞赏的标准夫拉帕女孩。她穿令人眼花缭乱的连衣裙——有些裙摆在膝盖以上——经常是镇上人们聊天时的谈资。无忧无虑、大胆、举办通宵的鸡尾酒会、坐在出租车的引擎盖上、在纽约的公共喷泉里游泳、有时穿着男士短裤——塞尔达成为“火红的青春”的象征，散发着现代美感。

■ 正在抽烟的夫拉帕女孩。

学者们最近表明，女性在争取投票权运动中达到的团结，导致了20世纪早期经济独立和教育成就的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团结在1920年女性赢得选举权后走向分裂，女性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文化上的强烈反对。此外，夫拉帕女孩所代表的新自由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已经蓬勃发展，当时关于年轻女性行为的规则已经放宽。由于她们自愿参加红十字会并与士兵更自由地进行交往，打破了传统的阶级划分和性别隔离。夫拉帕女孩从笨重的衣服和过时的规则中解放出来，其实只是特殊的战争状态带来的自由行动的回声。

虽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追求职业和高等教育，但她们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价值承受着矛盾的压力。其中一些压力来自广告，这些广告用夫拉帕女孩的形象宣称婚姻是女性的最高成就。这些信息表明，是女人的购买力让她自由而现代，而不是她自己独立站立的能力。在战争期间首先出现的、真正随心所欲的夫拉帕女孩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象征，而非真正的现实。

■ 20世纪20年代，一种将完整的狐狸或水貂等小动物皮毛挂在脖子、肩膀或手臂上的流行风潮开始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

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集中展现了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方式。菲茨杰拉德说过，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菲茨杰拉德自己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这个时代的产儿，而他本人也被人们称为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核心其实是一个俗套的三角爱情故事：青年军官杰伊·盖茨比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英俊聪明，浪漫多情。在南方一个大城市驻防时，对“大家闺秀”黛西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而后出征欧洲。期间黛西一直得不到盖茨比的消息，脆弱迷惘中，她嫁给了富家子弟汤姆·布坎南。不料结婚当天收到盖茨比的来信，伤心欲绝。

盖茨比复员归国后，从事非法的私酒生意，购买豪华别墅，只为找到黛西旧梦重温，黛西虽然为盖茨比的忠贞感动，但已经无法舍弃连自己声音里都“充满了金钱”的生活了；尤其是当着布坎南的面，盖茨比要黛西证明她五年来从没有爱过布坎南时，黛西崩溃了……她最终跟布坎南远走，留下盖茨比为她承担无尽的误解和罪责：

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

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梦幻有巨大的活力。他的梦幻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

■ 夫拉帕女孩，揽镜自照。

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

菲茨杰拉德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幻灭，以及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但那个时代也有它的顽强：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 20世纪20年代的产儿、黑白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灯火阑珊，酒醒人散

与对禁酒令支持的高涨相反的是，女性的公共饮酒量在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传统的男性工作场所，她们也开始在家外闲暇时间喝酒。随着所有男性沙龙的衰落，歌厅和舞厅取而代之。对年轻的未婚女性来说，非法饮酒是一种乐趣和时尚。而对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已婚妇女来说，酒则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们的丈夫缺乏公共的饮酒空间。由于酒的稀少、昂贵和扑朔迷离的魅力，它成为热情好客和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家庭娱乐的主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鸡尾酒会兴起。

整个20世纪20年代，禁酒令占据了美国人的意识，在任何社交活动中，每个人玻璃杯中的内容都会成为他/她的政治声明。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妇女们再次在政治上使用她们的“伦理威力”，要求废除禁酒令。她们认为，禁酒令非但没有禁止饮酒，而且使人们无视法律，禁酒是不可能强制执行的，事实上，禁酒令“鼓励”年轻人酗酒，因为越是被禁止的事情，越是具有吸引力。1929年，妇女国家禁酒令改革组织（Women’s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Prohibition Reform）成立，1932年，该组织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废除禁酒令的承诺支持他当选总统。1933年，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通过，禁酒令宣告撤销，该组织解散。一如当年非法饮酒成为咆哮年代的时代符号，饮酒的合法化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辉煌已成往事，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