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和家人
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位于北平鼓楼后门帽儿胡同，是一座专门侦捕、关押、审讯共产党人、抗日热血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的集中营。宪兵司令叫邵文凯，自称是东北军的"革新”。这里麇集了一批共产党的新老叛徒和国家主义分子，利用这伙人类的渣滓，了解共产党的底细，组成审讯团，使用种种酷刑来对付被捕人士，迫使他们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出卖灵魂、出卖同志、出卖组织，以达到彻底摧垮共产党，扑灭革命罪恶目的。
杨献珍从虎坊桥被押到宪兵司令部后，宪兵把他推到一所凹形左边空置的监舍里里。大约十二点，几个宪兵用枪顶着两个犯人脊背一前一后走进监室。在百色恐怖的氛围里，他们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知道他们一个是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唐山市军委*孔祥祯，一个是河北省委工作的刘澜涛，后来成为亲密战友。
当时掌灯时分，被奔波劳累、捆绑、惊吓折腾一天的杨献珍刚想靠墙根喘口气的，被两个宪兵冲进来，不由分说将杨献珍从地上拖起来，给他砸上一副12斤重脚镣，连推带搡把他押到公堂上，进行审讯。
审问官叫李天民。大革命时曾加入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的忠实鹰犬。由于李天民和胡鄂公同是湖北江陵人，现在，杨献珍的案子首犯是胡鄂公，李天民更加疯狂使出看家本领审讯杨献珍，进而挖出胡鄂公来。
一进公堂，杨献珍被推倒一个高大供案桌子前，还未等杨献珍坐定，李天民如狼如虎般吼道：把胡鄂公交出来。杨献珍与李天民互不认识，致命的《政治情报大纲》证据被他销毁，又没人指认他，于是不惊不慌假装糊涂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李天民没想到杨献珍装弄卖傻，一跃从座位上跳起来，气急败坏拍桌子，指着杨献珍吼道：胡鄂公、胡鄂公，把胡鄂公给我赶紧交出来。杨献珍用浓重的鄂西北方言反问道：胡鄂公？什么胡鄂公？不知道。
李天民料想杨献珍不知道自己手中掌握着一张足以置于死地的“王牌”。他得意嘿嘿一笑，指着供案桌子一侧坐着一个人，说：你看他是谁？由于光线昏暗，杨献珍没有看清楚桌子上坐的那些人。此时，循着李天民手指方向看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赖德。杨献珍顿时觉察到情况不妙，赖德被捕叛变，指认出杨献珍、胡鄂公等。但是，想到赖德在天津每一次与胡鄂公见面，都是由杨献珍安排好了才接胡鄂公见面的，赖德不知道胡的住址，也抓不到胡鄂公。于是，心情也镇静下来，硬着头皮说：不认得。
李天民狠狠瞪了杨献珍一眼，又指着赖德，“你好好看看，真的不认得他吗？”
杨献珍揉揉眼睛，假装认真端详的样子，然后摇摇头“不认得、真的不认得。”
眼见杨献珍守口如瓶、矢口否认。坐在桌子上的赖德急不可耐的跑到杨献珍面前，装出亲热的样子，用福建话叫道“老杨······”
杨献珍一见到赖德，像吃苍蝇一样恶心，禁不住挥动手臂，喊道“滚开，你滚开，我不认识你。”
此时，只见李天民把手一挥，立即有几个宪兵连打带踢地将杨献珍拖进一间密室，室内摆满各种法西斯刑具，一片阴冷恐怖。敌人用一种特制的在水里浸泡过的苎麻绳子，将杨献珍两支胳臂和手腕左一道右一道紧紧捆绑起来，然后用一根棍子插到胸前单挂膀地将他吊到房梁上，同时用皮鞭猛烈抽打身上、脸上，硬逼着供出胡鄂公住处。由于敌人使用的是浸过水的麻绳，不一会功夫就像毒蛇一样深深咬进肉里，痛疼难忍，尤其是敌人实行单膀吊挂，顷刻间使杨献珍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汉水像雨点一样噗噗落下。
李天民声嘶力竭吼道“胡鄂公在哪？快说，说了放你下来。”赖德也急忙上前规劝说“杨先生，还是说了吧，身体发肤，乃父母所授，何必要受这份皮肉之苦呢？”
“滚开，你给我滚开”，杨献珍忍着撕裂的痛疼，怒斥赖德。
杨献珍咬牙坚持着，想着即使被吊死，也不能说出自己的同志，出卖自己的同志、灵魂，出卖组织。
杨献珍被吊打一个多小时，敌人看杨献珍招供已丝毫希望，待他们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手腕已经断了。得亏后来监狱来了个会接骨医术的韩得才，帮他把粉碎骨头接上，还不停按摩打伤部位，才没有落下残疾。
李天民看动用如此惨烈的手段都没有撬开杨献珍的嘴巴，接着把杨献珍拖进审讯室里，逼问与胡鄂公是怎么接头的？杨献珍就说，“他有事找我，就到我的住处；我有事找他，就约到公园里碰头，从来不问他（胡鄂公）住哪里。”李天民、赖德都是共产党叛徒，他们当然知道地下党有一条纪律，即下级不能打听上级情况和住址的。李天民看杨献珍如此回答，他也不再追问下去。把手一挥，几个宪兵把杨献珍拖回监室。
监狱里没有床铺，只有薄薄一层稻草。杨献珍顺着墙根，刚要躺下休息，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报纸，凑近一看是“判处死刑的前夜”文章。杨献珍想到这是敌人玩的心理战术，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扯掉报纸，斯得粉碎，“尻你娘的，判处死刑前夜”，这是鄂西北一句骂人脏话。
第二天，李天民再次提审杨献珍，逼问胡鄂公的住处。杨献珍要么不晓得，要么闭口不说话。李天民没办法，让打手再次拖进“密室”。他们让杨献珍坐到地上，先脱掉裤子，由四个宪兵按住四肢，使他动弹不得，然后有一个五大三粗、面目狰狞、力大无穷的宪兵，用他那盆粗般拳头，在杨献珍大腿板子内侧来回滚动，又檑又捶。不一会功夫，杨献珍只觉得两腿痛疼难忍，就好像被锯子锯掉一般，失去知觉。不知道这是什么刑法，听说是东北土匪的一种酷刑。
李天民在杨献珍口中追问不出胡鄂公的住处，就给他捏造口供。一天，李天民手里拿着一份口供单子，硬逼着杨献珍在上面签字画押。杨献珍要看单子上写的是什么，他们不让看。杨献珍不理这一套，不让看就不签不按手印。李天民无奈，让一名宪兵举着让杨献珍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口供单子上写着：“杨仲仁（此时别名）奉胡鄂公之命，潜来北平，行刺张学良，策划石友三，煽动军警暴动·····。”
杨献珍指着李天民鼻子大骂：“这不是我的口供，是你们无耻栽赃陷害”，拒绝在上面签字画押。李天民就叫几个宪兵抓起杨献着的右手，硬是在食指上抹上印油，按到口供上。李天民判他死罪，押回黑牢，等候执行。
1931年9月一天，正当杨献珍沉浸在思念家人、眷念家乡之时，突然，几个看守打开监牢，大声吆喝“起来起来，准备开路”，接着几个宪兵涌进来把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赶到院子里，逐一核对姓名，清点人数，然后推到两辆大型囚车上，径直开到北平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关押起来。
张学良入住北平任海陆空军副司令后，将北平、天津等处关押的100名政治犯、共产党人、青年团青年、进步人士集中转押到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进行处置。军法处是比宪兵司令部更高一级终审机关。处长是张学良亲信、张作霖时代老军法处长颜文海。颜文海手下皆是一伙封建官吏，属“元老派”，他们和宪兵司令部奉系“革新派”不同，看不惯“革新派”处处倚仗南京政府鼻息行事，主张不必凡事都按照南京政府条条框框行事。他们对共产党的事了解不多，把“*”当成“抄抄写写文书”，因此，判刑时判的轻。他们尤其憎恨宪兵司令部像李天民一样叛徒法官，对共产党有着特殊仇恨，审讯时严刑逼供，硬是往死里整。
军法处规定：一、凡持枪暴动者，一律枪毙；二、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组织有联系、有活动者，一律判刑；三、与共产党无关系的嫌疑犯，一律释放。对于转押的这批政治犯，军法处“元老派”认为没有从事武装暴动的行为，可以不采取严厉镇压手段。
杨献珍押解军法处后，和薄一波关进一间监室。当时，薄一波23岁，是顺直省委军委秘书，1925年入党，在山西、河北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由于他机智灵活、英勇顽强，为党的武装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快，他们俩成了亲密战友，薄一波把杨献珍视为长兄、老大哥，杨献珍把薄一波当做难友、小兄弟。
杨献珍、薄一波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分析，认为当前最主要、最急切的任务是利用军法处与宪兵司令部之间的矛盾，推翻宪兵司令部对他们死刑的判决，化险为夷，起死回生。杨献珍在草岚子监狱的主要斗争有如下几种：
一、翻案。杨献珍、薄一波利用放风机会，机智地与乔国祯、胡锡奎、张友清等几名政治犯交换意见，要充分利用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两派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有理、有节、有力巧妙的翻案斗争。具体做法：一、凡是有叛徒证明，自己承认了党员身份，但敌人没有抓住证据的，争取全部翻案；二、凡是被敌人抓住证据，判了重刑的，可以根据情况，避重就轻应付敌人，争取减轻；三、凡是被判死刑者，要死死咬住叛徒不放，把问题都推到叛徒身上，争取改判成有期徒刑。在敌人审讯时，各人根据情况，各打各的官司，不要牵扯别人。
一天，颜文海亲自升堂提审杨献珍。按照惯例，颜问过姓名、年龄、籍贯等项后，问道：“你犯了什么案子，被判了死刑？” “他们说我是刺客，要行刺张少帅。”杨献珍答道。颜文海抬起眼皮，仔细端详一下杨献珍：“我看你这模样不像个刺客。”杨献珍暗自高兴，一上来就否定了刺客罪名，看来翻案有希望。但是，他沉住气，不多说话，等待法官往下提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在互济会里干点事。”杨献珍忙不慌的回答。颜文海问：“互济会是干什么的？”杨献珍答：‘给被捕坐牢的人做点救济工作。’“这不是好事嘛？”想不到颜文海竟然还赞扬了一句。杨献珍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只好顺着跟了一句：“就是好事情嘛！”“互济会在官厅立案了没有？”颜文海又问。杨献珍模棱两可答道：“大概没有吧。”颜文海说：“没有立案，就是不合法的。
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颜文海便结束了对杨献珍的审讯。杨献珍回到监舍后，立即向刘澜涛、薄一波等同志介绍了自己应付敌人审讯的办法。
敌人在提审刘澜涛时，刘就避重就轻，只承认自己抗日反帝，把别的罪名都推掉了。
颜文海提审薄一波时，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被判了刑？”薄一波紧紧咬住叛徒廖划平不放，把事情全部推动廖身上，说：“我从山西跑到北平，是为了找点事做，挣碗饭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廖划平，在他手下当一名小文书。廖划平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当老板，经常克扣我的薪水不说，还向我赖索钱财，我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就恨我，胡乱咬我，说我是共产党，实在冤枉。”
颜文海虽是胡子出生，但是，讲江湖义气，是瞧不起出卖朋友的叛徒。他一听廖划平是这样的货色，便愤然骂道：“都是这帮小人把事情给搞坏了。”“法官先生，我的话如果有半点假话，你只管把廖划平调来跟我当堂对质，我的这场冤枉就马上搞清楚了。”
按照军法处要求，凡是宪兵司令部抓到的政治犯，都必须统统交给他们审讯定案，而宪兵司令部竟把两名要犯廖划平、郭亚先留在他们那里，当做宝贝，不予移交，这是一种犯上行为。为此，颜文海曾多次派人到宪兵司令部去提廖划平和薄一波一案对簿公堂，但是，遭到宪兵司令部的抵制，所以，颜文海便认为薄一波一案是廖划平这些小人搞的鬼，于是把薄一波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
在审讯顺直省委*殷鉴时，法官问他干什么的？他说是*。法官说，是不是抄抄写写的“*官”。殷鉴就坡下驴，“是、是，就是替人抄稿子的。”法官一听，认为他是个小人物，所以将死期改为有期徒刑。其他进步青年也都得到减轻。杨献珍改判有期徒刑5年，薄一波判有期徒刑8年，刘澜涛有期徒刑6年，殷鉴也判有期徒刑。
二、组建党组织。1931年9月，杨献珍等被关押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是一座大院子，能容纳100多人。草岚子监狱不同时期，关押着各种政治犯，不仅要伏法，还要“反省”，向敌人履行手续，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示”，然后才能获准出狱。为此，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根据此《条例》建立的。
杨献珍们住进草岚子监狱第三天，军法处处长兼监狱长颜文海就集中所有犯人训话：“反省院，就是要进行反省，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接受三民主义·····《条例》第八条规定，只要你反省、悔过，履行手续，即使刑期未满也可以放你出去。这可是一个便宜，我劝诸位不可错过这个良机。”
杨献珍第二次坐牢，凭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要想取得监狱斗争胜利，必须建立监狱党组织，形成战斗核心。杨献珍把这一想法给薄一波说了后，立即得到赞成。一天放风，经薄一波介绍，杨献珍见到顺直省委前后两任*陈原道、殷鉴，四位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相逢，百感交集。杨献珍争分夺秒，单刀直入地把自己心里早已想好的关于在狱中建立党组织，对付敌人的策略、意见说出来，得到大家一致赞成。起初党的活动仅限于殷鉴、陈原道、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少数人，后来经过一旦时间酝瓤、考察、串联、讨论，又吸收刘澜涛、周仲英、胡锡奎、孔祥帧、赵禣、张友清、刘锡武、赵林、刘子久等十几名党员，正式成立监狱党的秘密组织——支部干事会，设干事三人，杨献珍任学习干事。
党支部把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始终抓到首位，由杨献珍负责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用仅限的纸片，把历代英雄豪杰和革命先烈誓死斗争的诗词文章写在纸片上，利用放风机会传到各个监室阅读学习，增进理想信念，英勇斗争。
三、翻译大量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章节将在后继传播马列主义原著中专门叙述，因此，不在此赘述）
四、策反看守人员。当时，监狱里一个管理员姓栾，一个看守班长牛保正。政治犯为了和敌人作斗争，分别给他们起名“布鲁”（英文blue）、“欧克司”(英文OX)。
牛保正是东北军阀抓壮兵去当兵 ，后来漂学了点文化，但只能简单看，不能写。一天，他拿著笔和纸想让杨献珍给家里写一份信。杨献珍正愁无机会与牛保正接触，现在，牛保正找上门来，自然很高兴做助人为乐的事情。牛保证叙述他有一个年逾七旬母亲，由于受不了日本鬼子欺凌，从东北重返山东老家，现在贫病交加急需帮助，而他收入有限，难以供养母亲，心里十分不安愧疚。
杨献珍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支部汇报。支部当即指示杨献珍要细心做牛保证争取工作，既要在思想上热情开导，也要在经济上给与适当的资助。
杨献珍抓住这个机会，每当牛保正执勤时，便主动搭话，跟他交朋友，一方面询问其母亲近况，一面乘其他人不注意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塞到他手里，嘱咐他寄给母亲，缓解下困难。同时说：“自己是个读书人，几个月来，看不到书，也看不到报，心里实在憋的慌，若牛班长能帮着买点书籍报纸看看，兄弟一定重谢。”
牛保正为杨献珍真挚的态度、慷慨解囊行为及“重谢”二字所吸引，当场表示愿意效劳，只是要求杨献珍保密，不能走漏风声。当时，买一份《华北日报》只需要法币一块钱，但是，为了调动刺激牛保正的积极性，杨献珍慷慨付给一块白洋，一块白洋可以兑换法币三四块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牛保证又兼管为政治犯购买零星生活用品、收发信件等，从此为他们时常购买报纸书刊。当时，在北平六国饭店由法国共产党开设了一个国际书报流通社，出售各种外文版革命书籍。杨献珍在上海沪滨书店时在此买过书籍。
一天，杨献珍看见牛保正在查房，一边赶紧递上三块白洋，一边说：“”我是个教英文的先生，这抓进来也不知什么时间能出去，两天不练口生，三天不练手生，害怕在这里蹲时间长了把看家本领给丢了。因此，麻烦你去六国饭店书社给我买些英文版外国书刊看看。
这几个月在杨献珍交往中，看杨为人豪爽大方，做事谨慎得体，对人热情周到，特别是通过购买书刊已得到很大好处，经济拮据局面得到缓解，母亲也得到妥善安置，于是，便爽快答应下来。从此，一条输送革命书籍的管道就开通了。
由于杨献珍在争取、赎买牛保正工作中非常成功，支部便把争取、赎买“布鲁”的任务交给杨献珍、安子文等人。但是，“布鲁”与牛保正是不同两类型的人，仅靠小恩小惠难以触动。
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际，牛保正找到杨献珍借钱，说：“栾管理员最近神情恍惚，到处借钱，今天，把我找去向我借钱。我哪有钱，不借，他是顶头上司，又怕以后找麻烦。因此，请你帮着解解围。”杨献珍问：“布鲁出现了什么问题？遇见什么难题？到处借钱”。牛保正也说不出来原因。杨献珍一边把几块白羊递给牛保正，让他先去应付一下布鲁，同时，让他打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告诉他，看能否提供帮助。
过了两天，牛保正问清楚“布鲁家里情况。原来，布鲁有个18岁年轻漂亮女儿，暑期回东北老家看望老祖母时，被一个流氓团伙绑架到天津，不仅强暴了她，还把她一绺头发和一封信在深夜塞进布鲁家里门缝里，开价500元大洋赎人”。
杨献珍得知此种信息后，认为这是争取、策反“布鲁”为我所用的大好时机。立即向支部汇报，争取向外党组织请求支援，同时，也在监狱里积极筹措。但是，监狱里政治犯们也都很拮据，500元不是小数目，外面组织也没消息。
正在此时，一天，布鲁让看守传唤杨献珍。当杨献珍到了布鲁办公室后，他立即斥退看守，把门关上，满脸堆笑说：“杨先生向你道喜了，你的亲友又给你兑款了。”杨献珍接过汇单一看，原来是老乡、同学王开化汇的款。
王开化留学德国，他翻译了一本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士特著作《国家经济学》，经杨献珍修改、润色、加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商务印书馆付给他一笔丰厚稿费。他当时要分一半给杨献珍，但是，杨献珍执意拒绝了。王开化禁不住供拳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杨大哥，我敬佩你的人品，这笔钱你不要，我也不花，就把它存起来，等什么时候需要，我再奉还。”
自从关进草岚子监狱，需要赎买看守和购买书报，越来越感觉到经济来源困难。一个月前，他给王开化去信，希望他给于经济适当接济一下。没承想，王开化竟如此迅速把钱汇来了，且数目可观。
杨献珍明知布鲁叫他到办公室的目的，是想将此笔钱拿去作为赎女儿的经费，但是，他佯装一概不知，把汇单拿起来就往外走。布鲁见此情形急了，一把抓住杨献珍胳膊，几近哀求地说：“杨先生，你别走，我有话说。不怕你笑话，我现在遭大难了，我女儿被人绑架了，正困在天津，急需拿钱把她赎回来。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个有文化学问的人。你行个方便，把钱先借给我用一下吧。”
“这些坏人竟然如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杨献珍见布鲁如此请求，怜悯同情之心悠然而起。对布鲁说：“管理员先生，出门在外，谁能不碰到三长两短、七灾八难。现在救人要紧，先把这钱留着用，快去赎女儿吧！”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跟难友们说说，请大家帮助凑凑。
布鲁唯恐让政治犯知道此事，连忙阻止杨献珍说：我向朋友已经借了一点，加上你的这笔够了，多谢杨先生费心，其他人面前就不再提起。
杨献珍回去后将此情况向支部做了报告，支部决定由杨献珍、安子文、搏一搏等人做布鲁和看守人员争取工作，不时向他们陈明厉害，晓以大义。由于布鲁遭此打击，得到杨献珍及时经济上慷慨帮助，他不仅改变了原来敌视态度，还主动对政治犯活动进行掩护。一次，军法处突然派人搜查监狱，杨献珍翻译的书稿来不及隐藏，情急之中，他把书稿塞到布鲁手中。布鲁握着书稿，吆喝着要看守们仔细搜查，搜查一毕，布鲁又把书稿还给杨献珍。
又一次，监狱支部写给河北省委一份监狱政治犯情况报告，中间环节出了问题，落入敌人之手。军法处要拿布鲁是问。布鲁慌了，让牛保正传唤搏一波闻讯。对此，搏一波自然矢口否认。布鲁拿出信来，让搏一波辨认。搏一波一看信件果然是写给河北省委的信件。薄一波不再辩解和纠缠，于是，调转话题向布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政治犯主张抗日救国，主张坚决不当汉奸、亡国奴；主张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神圣尊严，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拯救中国人于水火之中。管理员先生，请问，我们究竟何罪之有？你们还有一点良心吗?”
搏一波越说越激动，最后是慷慨激昂。布鲁急忙说：张先生（薄一波狱中化名张永璞），你不要动怒。我知道杨仲仁（杨献珍化名）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都不是久困之人，一旦时局变化，你们都会出去的。军法处说这信从反省院出去的，要我追查。我说：我们反省院没有共产党，不可能从反省院出去的。其实，你们不知道我的好心，是要提醒你们好好坐牢，别把把柄被军法处抓住了。布鲁从衣兜里掏出火柴，当着搏一波 面把那份信付之一炬。
随着布鲁、牛保正等的思想转变，政治犯的牢狱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个别人提前被释放出狱。这一切表明狱中党支部对狱方监管人员实行政治教育感化，经济上适当收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和成功的，收到了预期效果。
五、护理战友。杨献珍在草岚子监狱悉心照过顾原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经纬副主任周仲英。周仲英说：杨献珍对同志满腔诚挚有爱，无私奉献精神，对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深深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给我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魏文伯深情地说：我的死而后生，完全是杨献珍的功劳。他自始始终像慈母一样护理、照料我，又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二次生命，我要永远铭记杨献珍同志的恩泽，永远学习献珍同志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限于篇幅，许多情节不再赘述）。
1936年9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由中央备案担保，不做个人政治问题，履行必要手续后，杨献珍等61人出狱，接着又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场。
续集：杨献珍同志革命斗争历程跌宕多舛，十大罪状，八年牢狱，三年流放
参考书目：1、《杨献珍研究文献》；
2、《一代哲人杨献珍》
3、《烽火岁月》
4、《杨献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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