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什么时候、怎么变得如此干净？”有趣的是，当我们谈论自己的环保和垃圾分类问题时，这是一个经常被谈及的话题。
日剧《轮到你了》中一个有趣的片段
关于这个话题的历史部分，可以去老照片中找线索，尽可能眼见为实。
1880年代，东京银座。远处的白色建筑就是现在的和光百货前身，当时是一家钟表店
1890年代，京东清水寺。摄影师背靠寺院拍摄的三重塔
1890年代，神奈川县箱根的一条乡间小路
1910年代，横滨港码头。红色建筑为当时的海关稽查局所在地
不难看出，19世纪末的日本街头配得上整洁之名。如果有人说，日本的干净是源于民族性格的传统，这种说法并非毫无理据。
1870年代，东京上野公园。一台10米高的美式风车成了风景中的风景
1910年代，一艘船从大阪县政府办公楼前驶过
但是，在这些图像中也能嗅出一丝工业时代即将到来的气息。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环境、卫生、健康问题上都会面临的转折点。新时代将要制造的垃圾，远比农耕时代要多，污染更大，后患更严重。
“自古以来”就很干净的日本同样没能避开这个吊诡的发展路径。更何况，工业进步让它产生了一种更可怕的幻觉。战后，失败的战争发动者同样要在废墟上重建国家，以日本人复杂又强烈的自尊心，步伐注定急切。
1945年10月的日本街头
那个步子迈得很大的社会，也遇到了我们此刻正急于解决的污染问题。当我们准备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处理垃圾时，这是一段值得参考的历史。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对于我们来说既非他人成功的唯一原因，也不能当成自己失败的托词，毕竟没有哪个民族不向往美好世界。
铺张不再是敌人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经济白皮书》总结了战后10年的经济生活：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发展要靠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1960年代的名古屋集体住房
房屋内部视图：卧室（左），厨房（右）
10年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只是日本经济奇迹的开始。随后的日子里，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炼油、钢铁、汽车制造业大发展，在光学，机械，电子产品领域超越欧洲。1968年，日本的GNP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条仰天长啸般的经济增长曲线，直到1980年代泡沫经济显现颓势之后才慢慢低下了头。
日本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象征，是民用电子消费产品的大批量生产
人均收入大幅跃升，社会普遍富裕正在成为现实。到了1970年代，汽车、空调、彩电开始在家庭中普及。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954年4月10日，首届日本车展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
日本有个战时口号“铺张就是敌人”，这种心态在战后的物质匮乏时期依旧能引起社会共鸣。那是一个短暂的饥饿年代，人们不放过眼前任何可以吞咽的东西，哪怕它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随着财富爆炸式增长，心态和胃一起发生了变化。
世界第二的眼前只剩下世界第一，于是美国人那种以浪费为特征的富裕程度开始被日本人钦佩。白天也开灯、在乡间小路懒散的开车兜风，成了一种新时尚。中产们慢慢体会到了一次性商品和塑料制品的便利性，能源消耗带来的舒适性，以及购买的快感。
1960-1970年代，垃圾激增在日本已经成了严重问题
同样很享受这些乐趣的，还有垃圾堆里的苍蝇、蚊子、老鼠。不可燃烧垃圾的大量激增，远远超出了现有填埋场的应付能力。原本令人骄傲的工业发展也出了状况，虽然熊本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疼疼病诉讼”、三重县“哮喘病诉讼”、新泻县“水俣病诉讼”均以受害人胜诉告终，但由工业废料引发的公害危机并没有结束。
Sakamoto Shinobu ，在6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水俣病，这张照片摄于1972年，当时她16岁
Sakamoto Shinobu ，2009年。（以上两张照片的作者W. Eugene Smith，常年聚焦于水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痛苦）
江东VS杉并在1960-1970年代，人造垃圾成了日本继水和空气之后的第三大污染问题。GNP除了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了垃圾（Garbage）生产总值的意思。富裕的生活方式，企业的巨额利润，反噬了人们的幸福，这不是大家的初衷。
美浓部亮吉，经济学者，政治家。1967-1979任日本东京都知事
1967年，美浓部亮吉上任东京都知事，他在胜选演说中，给自己定下了“东京清洁工”的人设，明确表示，卫生设施现代化和治理污染是他任内的重中之重，经济增长中的扭曲、不公、脏乱现象必须被纠正。这次演讲无异于战前动员，一场由东京都政府发起的“垃圾战争”即将开打。只不过，战争的敌人原本是垃圾，却几乎演变成了人与人的斗争。
当时，东京都区部23区将近2/3的垃圾，都被送往位于东京湾地区的江东区进行处理，每天有5000辆来自东京各区的垃圾车在江东区出入。在接近垃圾厂的地方，蝇灾肆虐，废弃物经常被大风刮到空中。江东区在垃圾困扰中苦不堪言，然而在都政府“于1970年结束此地垃圾填埋工作”的承诺中，市民们沮丧地忍受了现状的恶化——第二座垃圾厂出现在自己区内。
1970年代，垃圾让江东区不堪重负
都政府并非要欺骗江东人，它的设想是在各区建立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焚烧或填埋处理设施，以便让大家对自己制造的垃圾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江东区，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杉并区。早在1939年，政府就计划在那里建立垃圾处理厂，但碍于战争被搁置。到了1966年，这个提案被再次讨论时，因为垃圾厂选址紧邻一所小学和火车站，并且涉及到私有土地的出售问题，遭到了杉并市民的强烈反对。
这种态度引起了江东人的不满和反感。作为一个有50万人口的富人区，杉并区不在自己的地方修建垃圾厂，完全把麻烦抛给别人，这不仅表现出它对不公现状的漠不关心，而且给其他21个区树立了可以模仿的坏榜样。
江东区政府与市民共同决定不再退让
1971年，当都政府再次要求江东区延长垃圾处理工作年限，江东人终于爆发了。区议会就本区所承担的不平等负担，向都政府和其它22区提出了抗议。当然，最直接的矛头指向了杉并区：江东区不再允许来自杉并区的垃圾车进入自己的垃圾厂。
江东区检查每一辆进入本区垃圾厂的外区车辆，右边标语为“带回杉并的垃圾”
江东人也是东京人完全撕破脸的江东和杉并，让报纸和电视前的日本人开始反思一个问题：谁应该对垃圾的处理负责。杉并区的立场在当时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内心独白，即垃圾应该和我保持距离。而这种观点和美浓部亮吉的城市规划蓝图正好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战争画面”刺痛了人们的神经，成了当时的主要社会话题
1973年10月，NHK播出了一部名为《Gomi to tokonoma》的纪录片，gomi意为垃圾，tokonoma是一种壁龛式的榻榻米间，原本是睡觉的凹间，但随着凹间的高度不断升高，最终演变成了家庭或茶室中的贵宾席。这个标题的隐喻再清晰不过，即呼吁人们像改造tokonoma一样对待垃圾。而纪录片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则是要在新宿区腹地建立一座有48层楼高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
tokonoma
这也是美浓部亮吉蓝图上的一部分。尽管都政府一再表示，这将是整个东京最先进的卫生设施，绝不会有损新宿区的形象，但反对者们依然戴着印有“打倒垃圾”或“禁止垃圾”的红色头巾走上街头，冲着官员们大喊：不要把新宿变成“大便社区”。
新宿在1970年代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商业、娱乐区
镜头转到了江东区的街头，一位普通受访者再次强调了数年来这个城区所遭遇的不公：江东人也是东京人。
这部看似不预设立场的纪录片，实际上对杉并区和新宿区的态度是鲜明的，而且这种态度随着垃圾战争的进程，越来越能代表社会主流民意。1971年11月，一份基于1080位东京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73.6%的人表示他们熟悉“垃圾战争”一词；95％的人观察到东京的垃圾量较过去有所增长；69.1％的人坦诚家庭产生的垃圾量在增加；对于“东京的街道将在数年后出现垃圾山”，62.3％的人认为这是可能的。到了1973年11月，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在自家附近修建垃圾厂时，973位受访者中有75.6％的人表示自己会无条件接受。
垃圾封锁的影响是巨大的，杉并区街头真的出现了“垃圾山”
然而，江东和杉并的冲突还没到结束的时候。在都政府的斡旋下，江东区暂停了垃圾封锁。但都政府与杉并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于是江东区再次出手。战争进入了拉锯战阶段，同样的戏码在重复上演。
直到1974年，杉并区终于同意在自己的区内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厂。虽然它要等到1979年才动工，1982年才正式启用，中间还要经历数百次会议和谈判，但对于美浓部亮吉来说，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拔掉杉并区这颗钉子，都政府的规划将开展地更顺利。在随后的20年里，10多个垃圾处理厂在各区上马，当然，其中不包括新宿区。
建成后的杉并垃圾处理厂
23个区，24个垃圾厂虽然正面冲突只有短短三年，但从1967年美浓部亮吉上任，到1982年杉并区焚烧厂启用，这场战争的实际过程要漫长得多。政府最早发现危机并提出方案，但整个社会在面临一个陌生的、复杂的公共议题时，需要消化时间。
Eiko Maruko Siniawer是美国威廉姆斯学院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是近代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史。正像她在《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这本书中所谈论的，垃圾战争最大的意义在于修正了人们对于垃圾的看法，从最初的疑虑和恐惧，慢慢转变成：在一个正确的机制下，人和垃圾可以安全的相处。
Siniawer教授和她的书
事实上，杉并区的做法虽然在情理上显得很自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江东区显然正在承受垃圾厂的困扰，所以人们才会如此强硬的想要保护自己的社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了都政府开展更合理可行的卫生规划，并为规划配备健全的设施和完善的配套保障机制。杉并区最终建成的是一座“虽然它就在那里，但仿佛不存在一样”的垃圾厂，人们的生活完全不被干扰。
在江东区，原来的填埋场被改造成了梦之岛，著名的梦之岛公园就是在“垃圾堆”上建成的
新的垃圾焚烧工厂（图右高耸建筑物），也在梦之岛上，不远处可以看到葛西临海公园的摩天轮
在这场风波之后，人们开始正视经济高速增长、大规模消费与社会公共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发起“无包装运动”，提倡自带购物袋，向超市施压简化商品包装、回购鸡蛋盒，并慢慢养成了那些庞杂到连家庭主妇都要不时翻翻指导手册的垃圾分类习惯。
在 Siniawer教授看来，这种种思维的转变和行动的响应，是后工业化的日本社会，在消费主义浪潮褪去之后，终于开始寻找真正的意义、价值、幸福的表现。
有些垃圾厂已经成了观光客们去日本必须打卡的景区（图为大阪舞洲垃圾处理工厂）
东京都区部23区卫生设施现状
总面积：62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9473416人（截止2018年10月1日）
卫生设施：
21座垃圾焚烧处理厂（焚烧）
2座不可燃烧垃圾处理中心（破碎、拣选）
1处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破碎、拣选）
东京都区部23区垃圾工厂分布图
诸如废纸、瓶、罐、PET塑料瓶等资源类垃圾的回收，可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大件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由各区自行处理。
垃圾进入这24座垃圾厂之后的事务，就交给23区联合专项事务组负责：回收铁、铝资源，提炼制作水泥和土木材料的原料，将多余热能供应于地区冷暖气、温泉等。
在这些垃圾厂里也不能物尽其用的“纯粹垃圾”，才会被最终委托给都政府，用于填埋防洪堤和扩充新海面。
这些垃圾厂并不在偏远郊区，而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没有滚滚浓烟，没有隆隆噪音，没有刺鼻气体，也没有废品废屑的一地狼藉，你见到的是满眼绿植，和不断进出的运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