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陈峰韬
在王安石散文《伤仲永》中，记叙了一位曾经“指物作诗立就”的神童方仲永，最终因没有持续学习而“泯然众人矣”的故事。神童的故事，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人们往往惊讶于神童的过人天赋，又隐隐对神童的未来感到好奇——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神童？那些早慧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到底是“乘长风破万里浪”，还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魏晋南北朝，神童故事就非常盛行。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专门一章《夙惠》，记录了魏晋时代神童的故事。刘义庆生活于南朝初年，所记大多是东晋人的事情。其实上迄三国下至南陈，三百七十多年间，儿童早慧现象代代不绝，密集程度远远过于其他历史时期，其中原因颇可玩味。
宋代《冬日婴戏图》轴
一 皇族与士族盛产神童
皇族中有许多神童，像曹操之子曹植、曹冲，东晋元帝之子明帝司马绍，齐武帝之子萧子隆，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皇孙萧大心、萧大临、萧大连，以及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子高澄、高洋，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子宇文宪等等，都曾展现出过于常人的聪颖智慧。这些神童也不全是史家过誉，确有一些皇族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聪明人。
例如晋明帝司马绍，他年幼时，有一次被父亲抱着，接见一个从长安逃到东晋首都建康的臣子。元帝打听洛阳的情况，问着问着君臣潸然泪下。司马绍问为什么哭，元帝对他说了八王之乱、晋室南渡的事。又问司马绍，你可知道长安与太阳哪个远哪个近？司马绍说太阳远，因为从来没听说谁从太阳那边过来。次日朝会，元帝当着大臣们的面又问司马绍哪个远，意在炫耀儿子懂事，司马绍突然说：“太阳近，长安远。”元帝惊讶地问怎么和昨天说法不一样，司马绍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套说辞，表面上看充满了辩证色彩，颇合晋人玄谈的风范，其实内中蕴藉的是东晋人对故都沦丧的伤感，展现出司马绍远远超越年龄的智慧与审练。
历来能够开基建国者，既要有万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更要有远远超乎常人的智力和意志力，他们的子孙多多少少遗传一些优秀特质，这也是历代皇族神童多出于二代而不是末世的原因。皇族神童们耳濡目染，也大多能继承父辈明于世事的优点。比如北齐神武帝高欢次子高洋，幼年时受大哥高澄欺负，表面经常被吓得涕泪交加，实际上是个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的人。他师从范阳名士、著名的经学大师卢景裕学习五经，经常默而习之，学识超出寻常孩童，卢景裕都探不出他的底。高欢测试诸子的才能，扔出一团杂乱的丝让他们解开，诸子茫无头绪，唯独高欢给出了“乱者须斩”的答案。快刀斩乱麻典故原型，就是这位扮猪吃虎的王子。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掌握了文化资源，在世代家常传承中，也出现过很多早慧之人。魏晋时有孔氏、钟氏、诸葛氏、陆氏，东晋以后袁、禇、王、谢等士族在江东崛起，各个大姓都有不少神童，尤其是最负盛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几乎达到了“量产”的程度。琅琊王氏子弟有神童之誉的，自东晋至梁，先后有王彧、王僧绰、王微、王淮之、王瞻、王锡等。其一大原因在于族长们有心培养。东晋末重臣琅琊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他把历代为官的见闻记录下来，藏到一口青箱子里，留给后世子孙学习。世人艳羡不已，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王彪之所记应当不是庸俗的官场哲学，而是近于史书的系统知识，对教育培养后人非常有益。谢氏也不遑多让，谢尚、谢安这两位光大谢氏门户的头面人物，幼年早早显露出过人之才，谢尚被誉为“八岁神悟夙成”，谢安四岁时就“风神秀彻、神识沈敏、风宇条畅”，谢安侄子谢玄，谢玄之孙大诗人谢灵运，以及谢弘微、谢瞻、谢惠连等，早慧者代代不绝，堪称奇观。
王谢家族神童多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谢氏家族的神童大多精于文义和文学，方向非常聚焦，效率出奇的高，隔几代就出一个神童，仿佛是“私家定制”一般，这一方面是文化积累熏陶的自然之理，另一方面也是王谢家族刻意培养、塑造和宣传结出的硕果。可见后天教育对于启发天性、培养成材的极端重要性。
二 文人笔下神童爱抖机灵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文人笔记，对神童的口才、机敏、文学等方面特质关注比较多。《世说新语》诸篇中的神童，基本都是靠语言折服别人。比如孔融，十岁时随父到洛阳拜访名士李膺，李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不是一时俊才或至亲者拒不接见。孔融说与李膺有亲戚，李膺并不认识孔融，问有何亲戚？孔融答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指老子），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巧妙引用孔子和老子的关系，既捧自己更奉承李膺，可谓一时妙答。太中大夫陈韪难为孔融，故意讽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毫不客气地反呛：“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年画《孔融让梨》
对钟会的描写与孔融近似，也是反映其机敏的。魏大臣钟繇带着两个儿子钟毓、钟会拜见魏文帝曹丕，钟毓紧张得满脸是汗，曹丕问为何出汗？钟毓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饶有兴趣地问弟弟钟会：“卿何以不汗？”时年十三岁的钟会说：“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曹丕大笑，认为钟会机敏过于其兄。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之侄、东吴权臣诸葛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他在朝会上为父亲诸葛瑾解围的故事。诸葛瑾是个大长脸，有一次朝会，孙权命人牵来一头驴，驴脸上贴一纸，上书“诸葛子瑜”，引得朝臣们哄堂大笑。诸葛恪面不改色，在纸上添了两字：之驴。孙权大笑，当即把驴赐给诸葛瑾。
孙权又故意夹枪带棒地问诸葛恪：“你父亲和叔父诸葛亮谁贤？”诸葛亮与诸葛瑾之高下，时人不辨自明，自然是诸葛亮更胜一筹。为人子者，必须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但若强行吹捧父亲，不仅于事实不符，传扬出去，还会伤了瑾、亮兄弟之情。诸葛恪回答说父亲更优，理由是父亲知道该侍奉明主，而叔父不知。这番话不仅回避了以子评父，还巧妙地把话头转到孙权、刘备头上，结结实实拍了孙权一个大马屁，孙权非常满意。
曹魏名臣陈群的父亲陈纪、叔父陈谌，都是早慧之人。某日父亲陈寔与来客谈话，让纪、谌二子蒸饭，二子听父亲与客谈话非常入神，忘了放箅子，米全都掉下来，煮成一锅糜子（米糊糊）。陈寔问是否有所得？二子争相解说，把陈寔宾客所谈的大意都复述出来，陈寔高兴地说：“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二子颖悟如此，可比一锅饭意义大多了。
通观文人和史籍记录下神童表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文人笔下的神童们更擅长舌辩，但大多如陈韪讽刺孔融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诸葛恪虽然名头很大，但都没有十分过人的经邦济世的本事，在纷纷乱世中既不能扶危定倾，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屡屡出现的神童，大概是当时士族为了强化家族地位而采取的政治宣传的产物，所以神童们的行事作风，往往也天然带有士族喜欢玄谈辩论的色彩。
甚至有些神童段子，为了附会名士风骨，不惜编造和虚构。以钟会不流汗的故事为例，钟会生于公元225年，十三岁时是237年（古人皆用虚岁），而曹丕226年就去世了，曹丕怎么能与十三岁的钟会对话呢？
三 南北朝神童更重实务
南北朝以降，神童仍然相继出现，但其面貌、风格逐渐发生急剧变化，与魏晋时大异其趣。见诸宋齐梁陈和北朝诸史的神童们，虽然也偶有令人称奇的言谈，但显然史官记录时并不以此为重，相反对神童们的实务能力更加推崇。
《宋书》卷76《宗悫传》载，宗悫年少时就志向不凡，聪明外露，异于常人。其兄宗泌娶妻，刚刚迎到家中就引来一群强盗抢劫，时年十四岁的宗悫挺身而出，打得十几名强盗四散而逃。叔父宗炳是当时名士，曾问宗悫的志向，宗悫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宗炳十分惊讶。这种语言风格，显然比魏晋时抖机灵的名士言论硬核得多。宗悫后来当了将军，率军南征林邑大破蛮人，为刘宋王朝拓展版图做出巨大贡献。
宋初重臣沈演之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神童，他出身的吴兴沈氏在晋末宋初一直以武夫形象活跃于政坛，诸如南朝初年的武将沈林子、沈田子、沈庆之等。沈演之家中五世为将，他幼年时却在文化方面表现出过人天分，十一岁“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尚书仆射刘柳称赞他：“此童终为令器。”沈演之并未因此骄矜自满，也没有走上虚诞放达的传统名士之路，补上文化短板之后，他秉承家族的务实之风，脚踏实地在主簿、县令、从事、曹掾、中正等锻炼多年，后因能力出众调入京师统领禁卫军，最后又做到吏部尚书，入参朝政，成为不挂名的宰相，靠数十年实干终于成为别人口中的“令器”。
北朝也有一些神童，如北魏名臣李冲，自幼沉雅有大量，人品“清简皎然”，长兄李承称赞他“此儿器良非恒，方为门户所寄。”李承久历官场，有一定识人之能，此言有一定道理。后来李冲果然成为魏孝文帝心腹重臣，为北魏改行“三长制”做出重要贡献。东魏时赵郡李绘，六岁时无师自通，略看几遍《急就章》就能背诵，长大后熟习儒经，成为一时名流。这位天资甚高的神童通儒而不泥古，致力于做实务，很受高欢器重，称赞他“知山东守唯卿一人用意。”
西魏北周的卢辩也是少年成名，《周书》说他“少好学，博通经籍。”他是上文提到的北齐名士卢景裕的弟弟，长大后深通儒经，与兄长齐名于当世。卢辩做官后没有继续死读书，而是投身于西魏北周的汉化改革，与陇右名儒苏绰一道，在西魏创造性地推行了复周礼、置六官（西周礼法中的天子六官）的改革。尤其是复周礼意义非同寻常，彼时西魏与东魏、梁朝三足鼎立，西魏在人力、物力、疆域和文化上都非常弱小，苏绰、卢辩巧妙地树起追复西周礼法的大旗，与东魏、南梁争夺礼义正朔，在政治和文化上异军突起，其法统旗帜历经周隋两代，直到唐朝还遵而奉之。古今儒士，学习致用如此者很少见。
总体来看，南北朝的神童虽然名气、风范和故事的趣味性不如魏晋时，但神童转化为人才的概率却远高于前者，做出的事业也远大于前者。可见人之奋斗，起点高、天姿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持续努力、长线发力、脚踏实地，否则，神童的另一面便是方仲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