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行舟--摘抄05

站在她身旁的同事刷刷地记满了整张白纸，仿佛技艺卓绝的画师，只要稍稍一瞥，就能轻松地画出整个轮廓。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对狂飙在马路上的重机摩托投过去欣羡的眼神。

在一个废弃的小广场上，四五个人借着路灯在打扑克，他们并没有对浩浩荡荡的车队感到吃惊，仿佛对眼前的一幕早有预料。一个穿着整洁白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急匆匆地往山下走，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个装扮有些“不合时宜”的人可能是刚做完临终祷告的牧师。

原来，贩毒集团内部都用套自创的黑话交流，好在里约的警察不少和毒贩打交道，早已深谙其意。“毒贩说从我们进入贫民窟时就盯上我们了。”警探一句接一句地翻译着监听内容。“他们说现场还有一组记者。”他说完看了我一眼。

黑夜中的贫民窟美丽极了，从山顶往下看，万家灯火在我们脚底摇曳着，犹如一艘夜航在亚马孙河上的客轮。然而在毒贩的视角中，我们仿佛皮影戏的人物出现在悬空的舞台上，一举一动都逃脱不了他们的监视。我不禁思索这是否正是贩毒集团的用意，用一宗设计好的命案将我们吸引到此。

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车轮碾过杂草，碎石和松散的沙土时发出的声响，仿佛有人在翻阅一份过期的报纸。巷子越变越窄，而在几乎要被两侧的墙壁夹碎时，所有人终于回到马路上。在双挑路灯的照射下，我们仿佛荡漾在力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中，城市的杂音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悦耳。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警探们建议今晚的拍摄告一段落，他们重新拉响警笛，提速向前，很快就在视野中消失。我们在空旷的马路上耐心地等待每一个红灯，回到里约南区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我们的车沿着公园一侧的马路缓缓行驶着，远远地可以看到柔道馆巨大的弧形页棚。没过多久，车就开上了贫民窟的主干道，四周的气氛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仿佛一个被冻僵的人渐渐恢复了血色，空气中隐约能闻到一丝鞭炮的味道。

拉菲艾拉的妈妈泽尼尔达在家门口等我们，她看上去非常年轻，身穿一件印有女儿头像的绿色T恤衫，搭配一条带有黑色花朵图案的白底拖地长裙。“一楼是我开的小卖铺，我们住在楼上。”

这个看上去20岁不到的小伙一瞧见摄像机，就立刻把帽檐压低，严实地遮住了他的眼睛，只剩下一对银色的耳钉闪闪发亮。

听他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站在洞穴的入口，虽然已经感受到折射出的金光，但如果要得到宝藏还要继续往前走。

我和线人表达了探访更多“烟口”的意愿。“改天吧。”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的托词，如果现在不去，今后就更没有机会。我继续争取着，有一种没拍到就不走了的决心。事实上，一个出人意料的优秀影像报道很多时候取决于离拍摄对象是不是足够地近。“你总是觉得拍不够。”线人眯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即使今天，那把在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突击步枪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缉毒部队将它刻进徽章，毒贩视它为权力的象征，数以万计的里约人则生活在它所投射出的纵横交错的黑影中。然而当我暂时从因果难分的恶性循环中抽身，一段一段地拼凑出里约贩毒集团的发家史后，才发现这个彻底撼动巴西社会的现象并非完全源自治安上的疏忽，而更应该归咎于巴西军政府的一个政治误判。

格兰德岛风景迷人，拥有超过100处雪白的沙滩，然而监狱的存在如同波斯地毯上的块污渍，甚至给它挂上了一个“魔鬼锅”的污名。这是因为监狱的条件极其恶劣，原本只能容纳540人的空间硬生生地塞进了将近1300人，而且沿海常有鲨鱼出没，据说只有位于法属圭亚那臭名昭著的“恶魔岛”才能与之相“媲美”，军政府于是把里约最凶残危险的歹徒都关在这里，以表示对他们额外的惩罚。

一开始，政治犯拒绝和刑事犯产生联系，表面看以为是“精英思维”作祟，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持身份的特殊性，以争取赦免的机会。

我觉得他十分面熟，后来才意识到他长着副影视作品中典型的毒贩形象：平头，小眼睛，嘴唇又黑又厚，胡须像是一把刷子。除了手腕上一块硕大的银表外，每根手指上都套着花哨的戒指，含义晦涩的文身从手肘一路爬到了肩膀。我一时分不清他和警匪片演员之间，到底是谁在模仿谁。

我多么想把眼前的场景像制作琥珀一样保存下来，然而“值班经理”已经开始催促我们离开。我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终于从眼花缭乱的细节中抽身，“烟口”还原成一个整体。小棚搭建在一扇印有花体祷告词的白墙边，棚顶是一块波浪形的白色铁皮，用六根粗细相同的木杆撑着，一盏灯泡发出微亮的灯光，也许是从昨天夜里一直亮到现在。即使再存心大意的缉毒警察也能看出这个场所的真正用途，然而它以及数以千计的“烟口”能够如此前仆后继地存留下来，应该是有更复杂的理由。

盛夏的里约拥有漫长的黄昏，但只要过了某一刻，天就刷地暗了下来，一点余地也没有。我想起这一路见到的人和事，于是问他：“你害怕死亡吗？”他笑了，“如果我害怕就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只看到今天，不去想明天。”然而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不怕死的人，只不过我们都坚信自己是唯一的那个幸运儿。

他捋了捋枪带，很快就消失在贫民窟的深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