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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斯蒂芬·维特历经五年的调查得出结论：音乐为什么变成免费午餐，主要是三个人在“作怪”。
斯蒂芬·维特
2006年4月2日，不一定乐队在上海的某艺术馆演了一个专场。因为窦唯，当晚来了不少观众。部分媒体起初是来凑热闹的，后来倒凑成了一篇篇刀光剑影的报道。事情闹大了，时任馆长找了筹办演出的部下X，明晓厉害。X原本有一系列的计划，定期邀请海内外的前卫乐手来艺术馆献演，这事情等于黄了，但他还是顶着压力，希望早已上马的第二个项目能有善终。这便是英国电子乐队ISAN后来的售票演出变成免费午餐的秘辛。X还帮我约到了ISAN的专访。他们接着要发新专辑Plans Drawn In Pencil，官方的上市时间是6月13日，而我在5月初就通过SLSK免费下载了整张专辑的高品质MP3。当我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那场面实在尴尬。专辑是在哪个环节外泄的？我记得他们窃窃私语时的神色。直到最近，因为阅读《音乐是怎么变成免费午餐的》（斯蒂芬·维特，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答案才真正站了出来。
《音乐是怎么变成免费午餐的》中文版封面
斯蒂芬·维特（Stephen Witt）在撰写本书之前是素人，他的职业生涯仅限为一些报刊供稿。此君没有乐评人的履历，也没有爱乐者的背景，他不淘碟，这在书的前言部分全有解释，自称“盗版一代”，主要听MP3。可这并不影响书的品质。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深入调查，我在读的过程中时常想起国内有一阶段写音乐产业最好的文章主要出自财经记者，而非所谓的乐评人；还有就是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它的成功也许恰恰得益于导演并不那么懂音乐，能轻易地跳脱音乐史、传播史的诱惑，用精妙的悬疑专心熬煮最普世的鸡汤。
故事要从MP3技术的研发说起，这是本书的三条叙事线之一，主角是德国人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
德国人勃兰登堡是MP3技术团队的带头人
勃兰登堡是MP3技术团队的带头人，把他拖下水的是他的导师塞策（Dieter Seitzer）。塞策的导师齐威克（Eberhard Zwicker）被称为心理声学之父。心理声学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声音。齐威克发现人类的耳朵继承了解剖结构上的缺陷，比如，两个同时发出的声音，如果音调拉近，就能让人耳误以为只有一个音。塞策觉得，利用齐威克的研究可以实现用很小的数据量来记录高保真的音乐，所以当激光CD作为新载体于1982年问世时，他是唱衰的，觉得CD储存着大量会被人耳忽略的无用信息。
塞策的判断在我看来纯属偏见，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去试听两套音响设备，一套价值三十万，另一套七十万，两套设备的差异确实容易被人耳忽略，但这并不代表那多花的四十万打了水漂。
塞策还是很伟大的。在音乐从模拟录音转向数位录音的初期，他已经预见到了数字时代的野蛮。还是1982年，他申请了一项数字点唱机的专利，把所有歌曲储存进一个电子数据库，消费者打电话到中央电脑服务器点播收听。然而这项申请被拒了，因为即便是德国当时刚铺设的数字电话线还是很狭窄的，CD里大量的音频数据塞不进去，除非被压缩到原来大小的十二分之一。塞策无法解决这个顽疾，把它交给了学生勃兰登堡。勃兰登堡在走了几年弯路之后大胆创新，写出了一套比特合理分配的算法。比如齐威克证明了音调相近的声音往往会相互抵消，所以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同时演奏，你可以给小提琴少分配一点比特。近十年的实验，算法日趋完善，最关键的是，勃兰登堡证明了这个过程可以反复运行，每次运算都会减少使用到的比特数，直到把这个声音文件压缩到理想的大小。当然，这会造成音质的下降。
搞科研需要大量经费，和创业一样，最后都要抢夺市场、想办法盈利。MP3技术的相对成熟是在1995年，虽然音质完胜其它压缩格式，却在多场试听竞赛上输给MP2，陷入两难的处境：没有足够量的MP3播放器上市，唱片业就不会给MP3授权，而没有足够量的MP3用户，电子产业就不会投产MP3播放器。
绝境中的MP3研发小组开发了两款民用软件。名为L3Enc的软件可以将CD上的音乐转成MP3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在名为WinPlay3的软件上播放。这两款软件后来成了共享软件，打包传播。潘多拉魔盒就此开启。1996年8月10日，网络小组CDA在IRC聊天室发布了世界上第一首“正式”的盗版MP3歌曲——Until It Sleeps，来自Metallica的专辑Load。之后几周，网上出现了大量和CDA竞争的小组以及成千上万的盗版歌曲。有意或无意，MP3在格式战的霸主地位是用商业层面的自残来换取的。故事讲到这里，第一条线推进了不到三分之一，这条线如果拍成电影，有点像《社交网络》。
世界上第一首“正式”的盗版MP3歌曲Until It Sleeps来自Metallica的专辑Load
斯蒂芬·维特在叙事上还挺花心思，只是他过分痴迷于音乐史料的罗列以及人物背景的铺陈，像是刚从图书馆里奋战了几十个通宵，自以为挖到了许多干货，迫切地想与读者对话。普通读者也许会被冗长的第一章、尤其是那些枯燥的专业知识搞得像是文科生在上高等数学课。关键是要挺过这一关。好故事经得起一定的折腾。算上后记，本书总共21章，平摊给三条叙事线，原因是作者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音乐为什么变成免费午餐，背后主要是三个人在“作怪”。这三条线起初是平行的，如同三个没有交集的独立舞台，后来，在MP3摧毁唱片业的大趋势下，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最通俗的第二条线好比是警匪片。据说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已经和作者谈妥了，要将这部分的故事搬上银幕。
主角格罗夫（Bennie Lydell Glover）是一个黑人，1994年，他被“国王山光盘制造厂”聘用，那是宝丽金（PolyGram）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CD唱片的制造由一盘数字母带开始。母带在严密的安保下从录音室运抵光盘工厂，在一间无尘的房间里用玻璃模具复制出一个母盘，然后母带就被锁进另一个安保严格的房间。格罗夫头天上班就拿到了一系列的员工手册，明文禁止未经许可将尚未发行的激光唱片带出厂区，违者解雇。讲到这里，读者必然猜着了。离奇的不是监守自盗，而是这个难度极高的挑战要如何完成，接着该如何自保，继而持续作案，打造出全球最嚣张、最令唱片业抓狂的音乐泄密小组“RNS”，还有他们的动机——让人想起音乐版图的无政府主义。
格罗夫
我最近在看1987-2001年的《音像世界》。这本杂志在上世纪的中国内地曾经雄踞“流行音乐第一刊”，权威性与前沿性兼备。1998年12月号的杂志就网络音乐这个业界新现象出了一个专题（P32-37），总共四篇文章，发头条的《“狼”来了——网络销售，传统唱片业的“冷面*手”》署名戴方，其实出自乐评人王晓峰之手。全文超过六千字，据作者回忆，先是在《北京青年报》发了一个七八百字的浓缩版，只够罗列观点，所以刊登之后，业内人士都不理解MP3的可怕。当时有四五家唱片公司的老板给王晓峰打电话，按肇事者的说法，那些人当时连电子邮箱是什么还不知道，就跟他嚷嚷：“你凭什么说唱片业要完蛋啊？我们最近打盗版刚刚初见成效，你又开始说丧气话。”
“我们等着瞧。”王晓峰说。
王晓峰1998年发表在《音像世界》上的文章预言了MP3的可怕
然后“三表老师”的那些观点，或者说预言就都成真了：MP3成为人类听音乐的主流选择；实体唱片乏人问津；传统唱片业的业绩大滑坡；越来越多的艺人选择在网络平台发表作品。
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一下王晓峰的那篇文章，它在斯蒂芬·维特的专著里就像是一个中国脚注，对应书中的第三条叙事线。神奇的是，王在文章的第一段这样写道：“随着今年加拿大‘西格拉姆’公司兼并了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集团……”西格拉姆（Seagram）在本书中被译为“施格兰”，这桩惊天并购的计划书公布于1998年5月，半年后，施格兰旗下的环球音乐吞并了宝丽金，新成立的环球集团于次年取代华纳成为音乐行业的老大，时任老总莫里斯（Doug Morris）正是第三条线的主人公。
莫里斯
新环球诞生之际，唱片工业到了历史上获利最丰的时期，产能和销量的提高让唱片的单件成本降到一美金以内，而零售市场的单价是16.98美元。这利润要让中国内地的同行惊掉下巴。参考《音像世界》，港台流行音乐在大陆最畅销的1993-1994年，一盘引进版磁带的零售价是9.8元，引进方的利润在两元左右。即便如此，经济效益已经好到梦里偷笑。像是“上海声像”最初引进的周华健，某专辑的磁带销量突破了一百万盘。难怪乎，国内外的唱片公司在面对盗版的时候，首选策略就是“打”。只不过，在MP3的盗版浪潮背后，还站着技术革命以及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说，莫里斯对MP3的敌视、对新时代的误解其实是让整个唱片业错失了自救的机会，换句话说，后来的困境多少有一点咎由自取。
可叹纳普斯特（Napster）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搅局，并不是所有的唱片业大佬都举着手枪。书中以贝塔斯曼集团的老总米德尔霍夫（Thomas Middelhoff）为例，2000年年末，他宣布贝塔斯曼将和纳普斯特一起开发基于点对点技术的付费下载频道。
纳普斯特最高峰的时候拥有六千万注册用户。因为输了官司，这家海盗公司的服务器于2001年7月下线。讽刺的是，纳普斯特在世的那两年恰好也是唱片业销量最高的时期。200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在CD上的开销就达到了70美金。斯蒂芬·维特给出了解释：“如果市场上的便携式数字音乐播放器没有达到一定数量，那MP3的价值还是不会很高。你不能随身携带MP3，不能在车上听MP3，不能在慢跑时听MP3……”所以，MP3的非法下载在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实体唱片的销量。乔布斯更得感谢MP3。iPod于2001年面世，销量好到苹果公司的高管都觉得意外。苹果公司就像是一台动力十足的收割机，驶入了纳普斯特耕种过的罂粟园，与此同时，为MP3的合法化栽下一棵树苗——iTunes。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还在上演。音乐产业如今和流媒体的关系好比是在度蜜月，未来如何还需谨慎。斯蒂芬·维特的这本书，首版是在2015年，五年后才在内地亮相虽说有点拖沓，好在它经得起重读，尤其是第三条线。
关于译本，通常我对音乐类书籍的译者意见比较大，因为他们的音乐素养经常远逊于他们的英语水平，有些人甚至能把Album（专辑）这样的常识翻成“画册”，把Echo And The Bunnyman翻成两支乐队。国内的乐迷想必对蔡哲轩这位译者还比较陌生，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墨墨”。墨墨有一句名言：如果谁还把music publishing（版权管理）翻译成“音乐出版”，那么此人的文章应该无视，出的书应该丢垃圾桶。以上的观点肯定跟墨墨的原话有一些误差，翻译嘛，这是很难避免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在社交网络上撕过的译者、出版公司不在少数。各位有仇的赶紧报仇，我在这里只吐槽一点：你们觉不觉得，“How Music Got Free”这个书名被他译出了一点本帮菜浓油赤酱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