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顺亮丨漫漫人生路（中）（漫漫人生路）

漫漫人生路（中）

刁顺亮

故事还是要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晚上，我和爸爸在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乘上十三路电车开始讲起。

上车后，爸爸买了两张四分的车票，异常拥挤的车厢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让拎着行李的我无所适从。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让我一个踉跄，随之倒下的行李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女乘客，引起了她的不满。

“乡下人。”从一位漂亮脸蛋的女士嘴里吐了出来，算是给我来到大上海的“见面礼”。

有三个客车门的电车如同巨龙一般，开得摇摇晃晃。窗外的高楼一闪而过，街边是手挽手的情侣，悠然自得地沐浴在灯火璀璨中，你侬我侬地享受着幸福甜蜜的时刻。变换闪烁的霓虹灯照进车厢，让我置身在光影的海洋里。城市的夜晚如同一个不夜城，而乡下一到晚上便一片漆黑。

到底是大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年少读书时，同学曾开玩笑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今天是爸爸改变了我，赋予了接班的机会，让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工人。

售票员手拿一面插在竹杆上的小红旗，头伸出窗外，看着后面骑车的人边敲打着车身，边用上海话报着站名：“高阳路马上到了，高阳路马上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爸爸闻声招呼着我向中门走去，随着车停了下来，我们两人到达了高阳路。

马路上人来车往，我们走到周家嘴路、高阳路四叉路口处，绿灯的时候，沿斑马线朝西走。街边的一切都令我感到陌生又新鲜，我看城市多妩媚，然而城市对我无所谓。

沿着通州路继续往西走，路边的高楼大厦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平房。相比前一刻的繁华，更多了一种破旧感。透过沿街的窗户，能看到朝南的屋子里亮着一个大灯泡，门口放着几张八仙桌和凳子，还不时从锅炉里冒出一阵又一阵热气。

“这是老虎灶。”爸爸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用手指了指。

“这是供应热水的店。”爸爸又补充道，而我似懂非懂。

“马上要到了。”爸爸说的马上要到的地方是我未来的家，也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模样。

不一会功夫，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拐了一个弯，站在一座漆黑的门前。爸爸从裤带上解下了钥匙，对了半天总算将钥匙插进了锁眼，将门打开时顺手在门边上拉了一下电灯的拉线，刹的一下屋内亮堂起来。

看清屋内陈设的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这是一间最多只有十五个平方的双人宿舍，放着两张床。爸爸的床紧靠着门这边，床头处用一块三角板从底封到顶，床的上面搭了一个能放东西约二米左右的小搁层。跟随爸爸多年一个破皮箱，此刻正静静躺在上面，将来我就是它的主人了。

爸爸用一根废弃的日光灯管，做了一个晾毛巾的衣架。一张八仙大桌上放着一只外套是竹子做的热水瓶，略有点家的味道。

墙是雪白的，地上的水门汀有点潮，里面还有一间门锁着。这么一个简陋的宿舍，我无法想象爸爸是怎样度过的，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

“去老虎灶泡瓶热水去。”爸爸说着递给我二分钱和一只热水瓶。“好的。”捏着二分硬币提着热水瓶的我走出门。忽然觉得生活在妈妈、姐姐她们温暖的怀抱时的自己，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

说来你也许不信，这个“家”居然连自来水都没有，刷牙、洗漱的水都必须去门外一口井里汲取。这里是不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呢？

以后我就要自己打水了，爸爸将我领到井边，熟练地示范起来。先提起一只系着绳子的铁皮铅桶，将桶的屁股微微翘起头朝下，抓紧绳子将铁桶扔了下去。不一会儿，爸爸便不费吹灰之力将水从井里提了上来。当我接过爸爸递过来的铁皮铅桶时，心想这种小儿科的玩艺难道还会难倒我？

还真是验证了那一句，“看人挑担不吃力。”我边回忆着爸爸的动作，边试着自己打水，然而很多时候意外就是瞬间发生。我还没回过神来，手却一松，绳子和铅桶一起吊进了井里。爸爸没有埋怨我，默默走到墙角处拿了一根带钩的长竹杆。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照进井底，钩住铁皮铅桶上的绳子，将它拽了上来。

记住上次教训的我怎么也不敢松懈了，绷紧神经再次尝试打水。好在这次没有意外。

简单收拾下，就该休息了。印象中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和爸爸零距离同床共眠。垫被已没弹性且有点僵硬，狭小的床上挤着两个大人，害得我连身都不敢翻，生怕影响到爸爸。乡下的冬天，我们用稻草铺在床上取暖，用一块毛巾一扎变成了枕头，睡在上面如同睡在弹簧上一样。而且我有属于自己的大床，翻来覆去不成问题。

路途的奔波让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回忆的力量没能让我清醒太久。再睁开眼，天已大亮。

我极不情愿地走在大街上，满脸通红连头都不好意思抬，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捧着沉甸甸的痰盂一路小跑。化粪池前男男女女都在排队等着，我也加入了队列，心中埋怨爸爸一大早就让我干这个。

总算结束回家。多年养成的习惯，我总会在清早喝一杯水，今天也不例外。然而，当我喝上第一口，一股漂白粉味直冲脑门，我不禁将水吐了出来。

“没事，慢慢就会习惯了。”爸爸见状轻声说道。

是的，很多事情都会慢慢习惯的。我想着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努力克制由漂白粉带来的恐惧与恶心，再次举起了杯子。

“走，吃早饭去。”爸爸让我拎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包，沿着岳州路朝北走去。

沿街几乎没有什么商店，也不通公交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倒不少，大都行色匆匆。

岳州路与高阳路的转角处，有一间饮食店，里面飘来一阵又一阵诱人的香味。早点的品种琳琅满目，油条、大饼、麻团、小馄饨、阳春面等，大饼有甜有咸，有豆腐浆，还有一块块长方形煎的黄黄的饼。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芳名，后来品尝了，才知道叫“粢饭糕”。

服务员戴着白色手套从一个圆木桶里抓起一团米饭，使劲捏了捏并在米饭的当中揿出了一个瘪塘，将一根油条折断后塞了进去，再弄点米饭将刚才的瘪塘填上。服务员的表演令我眼花缭乱，这么多早饭更是让我挑花了眼，有些不要说吃，根本是看也没看过。

“吃什么？”爸爸问我。

“油条、大饼、阳春面，”我脱口而出。

油条让我想起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去读书的时候，我赖在床上死活不肯起来，妈妈对我说，“快点爬起来，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回来吃半根油条。”长得一副馋相，天生对吃敏感的我禁不住诱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呼拉拉喝了两碗粥，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朝学校走去。即使在课堂上，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妈妈有没有从集市买回油条？下课铃声一响，我便嗖地一下窜出教室，一路小跑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奔回来，从篮子里拿出油条，撕了半根给我。油条已蔫了，失去光泽且不脆，嚼在嘴里有点咬不动，但我依旧吃得津津有味。眨眼功夫半根油条被我消灭掉了，舔了舔油腻腻的手指，心满意足回到学校去了。我对油条的钟情可谓由来已久，不知道上海的油条和我记忆里的心心念念的味道是否一样。

爸爸从中山装内侧的口袋里掏出手帕，小小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翻开一层又一层，取出了最里面的钱和粮票，可见爸爸对任何事都是那么细心和小心。

阳春面很快端了上来，我用筷子搅了一下堆放整齐的面条，除了浮着的几粒葱花，什么都没有，有一种上当的感觉。爸爸提醒我：“小心，烫！”

我轻轻吹开上面一层油，确实烫得不得了，冒失的我如果猛地喝上一口，说不定会将嘴里的皮烫掉。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上海阳春面的精髓就在其汤汁。汤上面飘着的油花，是用板油熬制的，这个汤经过七至八个小时，用猪骨头小火慢慢煨出来的。虽然看着平淡无奇，却香味扑鼻，连带着周围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香气。有人说：“没吃过阳春面，枉到上海来。“

曾有一老字号，每天从早上五点至七点售卖阳春面，引得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尝一尝怀旧的味道。

不一会儿，油条和豆浆也上桌了。刚出锅的油条让我无比兴奋。轻轻地咬下去，香脆的油条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细嚼慢咽，生怕太快将它吃完。

若干年后，我再路过当年走进大上海，第一次品尝早点的岳州路高阳路转角处，留在记忆中充满人间烟火味的饮食店，早已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海派气息的新建筑。

早饭店边上有一处人气很旺的地点，嘈嘈杂杂走动的人群，拎着菜篮子东一个摊位西一个摊位，看看瞧瞧有什么需要买的。原来这是一个马路菜场，它的名字叫东安菜场。

对于菜场，我也有自己难忘的童年记忆。小时候妈妈经常会给我二元纸币，让我去镇上的集市打肉。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菜场可是个精彩的地方，保不准就会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

那次我一如往常，捏着两元巨款来到菜场。在集市一拐角处，看到很多人在围观一个走江湖的人表演魔术，表演者自称来自“大城市”——邵伯。表演的项目是将一枚五分的硬币，从眼睛里面穿越，然后从肩膀的后面取出来。表演者振振有词，嘴里不停地说，“变、变、变”，在众目睽睽之下，硬是将五分硬币塞进眼睛里。再举起空空如也的双手，让围观的人查看，围观者无人看出破绽，而表演者弯着手到肩膀后面取出五分硬币，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可谁知，此人变魔术是副业，推销老鼠药才是正业。表演结束竟卖起了东西，原本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

这回我来到了真正的大城市，不知道菜场是不是也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爸爸带着我向菜场深处走去，路过老虎灶里喝茶的茶客不约而同地和爸爸打着招呼，爸爸回敬了他们的早安，将我介绍给这些上了年纪的茶客。门口一个大炉子上正烘着一个比脸盆还要大、厚厚的，上面布满了一层白色的芝麻，发出滋滋的声音的东西。后来我知道它的名字叫羌饼，走南闯北在很多地方吃过这种形状做法差不多的饼，唯独当年这种羌饼，才有资格算得上是正宗。

最后，我们停留在了东余杭路一一二九号余杭理发店。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以前爸爸写信回来，信封上写的就是这个地址。

店里师傅都热情地和爸爸打着招呼，爸爸将他的“得意之作”——我，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用上海话说，“侬尼子卖相介嗲”、“宁老长得”等等，我似懂非懂地笑着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但从爸爸的笑脸上看得出他很开心。

一阵寒暄过后，爸爸说要带我去办大事，便又将我带去下一个地点，这次来到了派出所户口办理的柜台。爸爸从包里拿出户口簿和调令单，交给了办理户口的户籍民警。民警看着材料不吱声，他不问我也不说，我一直对警察有点发怵，也算是事出有因。

还在乡下的时候，曾经有人写大字报举报公社*和某某有染，不知哪个好事者偏说此事与我有关。后来生产队队长带来了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说他是警察，这位警察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将我关在一个房子里，审问了半天一无所获，最后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回去吧！”这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并且留下了阴影，自此看到警察我总是习惯性退避三舍。

户籍民警站了起来，转身从一个竖柜里取出一大本厚厚的户籍簿，翻找了半天又仔细核对。看了看之后，又合上户口簿。全程中没有人说话，然而户籍警的一举一动我都不敢错过，生怕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导致我不符合户口落沪政策的要求。

翻找半天，总算集齐了材料，户籍警再次坐到我们面前。拆开装订着的封面，翻到中间取出有爸爸名字的一页，在空白表格上写上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宗教信仰及婚姻状况等，重新装上之后，又将我这些信息写到户口本上，一切完事后，抬起头没有一点笑容，将户口簿放在柜台上。心急的我打开户口本一看，里面还有另外两个陌生人的名字，原来这是一个集体户口。但此刻的我并不在乎，个人户口、集体户口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天是我人生的大日子，崭新的不只是户口本，还有我的人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从那天开始，我是名正言顺的上海人了。

后来，爸爸还带我去了粮食所办理了购粮证，并领取了每月二十斤粮食、油票、布票、香烟票。当时的政策是可以凭购粮证每月到指定的粮店，一个人一个月可以购买五斤大米，大米黄糙糙的，吃在嘴里有点隔年米的味道。购买煤球的卡也办好了。

沉浸在户口喜悦里的我分不清东南西北，跟在爸爸屁股后面，像个小尾巴一样接下爸爸递来的一切。

时间过得飞快，爸爸看了看手表说：“吃饭去。”这么一说，刚还被喜悦占据的大脑总算回过神来，觉得肚子有点唱空城计了。我跟着爸爸走进东安菜场的食堂里，食堂里排队的人蛮多的。买了两块红烧肉、两只肉圆、一盆油煎小黄鱼、宫爆鸡丁，还有一盆炒蔬菜，外加两碗米饭。爸爸用玻璃杯零拷了一杯绿豆烧老酒，我们在食堂里大快朵颐。

饭后，爸爸带我去见了几位他的老客户，阿姨们和爸爸看起来很熟悉。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饭量大，她们毫不吝啬地递给爸爸一张又一张粮票，临别时还细声细气地说：“不够再来。”

一路上跟在爸爸身后的我不由感叹，爸爸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亲密，除了手艺之外，待人处事估计也有他的“独门秘诀”。

忙了一天总算回到宿舍，昨晚还让我觉得略显简陋的这个“家”，现在竟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温暖，毕竟这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爸爸取出客户给的粮票，小心翼翼地用一张旧纸包好，打开放在搁板上的一只皮箱，放在衣服下面，又用手掖了掖。

三月十五日，安顿完一切的我终于要开始在这座城市里上班了。一大早，爸爸就带我来到岳州路三百四十一号，门口挂着一块醒目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写着上海市虹口区服务公司理发四中心店。

我们蹭蹭蹭来到二楼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只拨号电话机，一位叼着香烟喝着茶正在看报的人，用一口苏北话和我们打着招呼，讲话的时候露出了三颗银色的牙齿。

领导模样的人先是打量了我一番，随后用苏北话说道：“小家伙，人高马大，是块剃头的料。”这句话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几天听了太多的上海话，让我有点云里雾里。

“好好学，你能学到你爸爸一半的手艺，不愁没饭吃。”看得出来这位领导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开门见山。领导随即拿出了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入职报告。

“小家伙，两个字写得不丑嘛！好好干，将来超过你爸爸。”说完让我和爸爸自己去新的工作单位报到。

一路上爸爸把刚才那位*的话当作名言和我说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不知道爸爸的理发水平是否真的“鹤立鸡群”，还是领导随口一说。但不管怎么样，既然上苍恩赐了这么一个机会，我将不遗余力，为之奋斗。

跟在爸爸后面七拐八拐，让我有点晕头转向，一会儿是水泥路，一会儿是弹硌路。马路两边的房子低矮杂乱，有的是用油毛毡铺的顶，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还有人在生煤球炉子，袅袅升起的烟雾有点呛人。

虽然没有幻想过自己的工作地点会多么的高大上，但眼前的落差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可这番景象恰恰真实反映了虹镇老街棚户区当年的模样。

我们的目的地：天镇路110号爱国理发店，它将陪伴我度过学徒时最美好的时光。我站在门口看了看，门面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一块白布从左到右遮挡着，却没有到顶，墙上悬挂着一只红蓝白三色花棍，它不知疲倦从早上八点转到下午十八点下班。

推门而入，爸爸非常客气地和每一位师傅打着招呼。可惜爸爸和我都不抽烟，否则一定会奉上香烟作为见面礼。来的路上怎么就没想到买一包烟做做样子，敬敬未来的师傅们呢？这爿理发店是长方形的，层高也有点矮。我往当中一站，1米8个头的我，头都要碰到天花板了。怎么会将我分配到这么小的一个理发店来学徒。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有点不高兴。

“老周，你好！”爸爸来到正在给顾客剃头的周师傅面前。

“老刁，老刁！”周师傅说话时嗓门大的很，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人虽不高，但突出的大眼睛令我还有些怕他。店里从头到尾一共六张理发椅，是专剃男子发型的理发店，偶尔也有一两个上了年纪的女顾客光临，都剃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发式。只有一位姓汪的女理发师，汪师傅是这些师傅中年龄比较轻的，是返城知青。

唯一让我觉得没有距离的是，师傅和前来剃头的顾客讲的都是苏北话，附近居住以盐城、兴化和赣榆的人多。

爸爸站了一会，和师傅们说了几句闲话，打着招呼走出了理发店。我跟着走了出来，有点孤独的感觉，爸爸只道，“安心学习。”便转身离去。我什么都没有说，看着爸爸远去的背影，体会到了分别时的惆怅。

周师傅看到我呆呆地站着，趁我不注意，也没有问一下，踮着脚尖一把伸出他壮硕的手，非常粗鲁地将我的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嘴里还嘀咕地说了一些什么，弄得我满脸通红。之所以戴帽子也是巧合，没来上海接班之前，我头上不知怎么生出了一块块红斑，痒且不时渗出水来。为了上药方便，剃了个光头。好巧不巧，头剃了三天爸爸回来了。注意形象的我在头发没长出来的时候都戴着一顶黄军帽。

周师傅取出一件洗得有点发黄的白色工作服递给我。从这一刻起，我成为理发大军中的一员了。

理发店不提供午餐，大多数师傅都是从家里带来隔夜饭菜，更谈不上伙食补贴。中午用餐的时候，店里另一位龚师傅会带我去后面弄堂里的食堂吃午饭。直到今天我都没能忘记，从当天领的三十六元工资里，取了十元钱买的菜票和饭票。好在食堂提供三餐，午餐和晚餐正常情况下都在食堂里，肚子吃饱，痛苦减少。

师傅也不含糊，布置了学徒生涯的任务是扫地、搓洗毛巾、倒痰盂、上门板、生炉子等。正常情况下站在师傅的后面，看师傅手握轧刀，怎么样配合小木梳，从客人右边开始剃头的。

地上的头发已堆了厚厚的，如黑色地毯一般，师傅们忙的不得了，像是参加剃头比赛一样你追我赶。平时这些事都是谁有空谁来做，有时还会为了这些琐碎的事争上几句。我的到来，解决了扫地、搓毛巾，让师傅引起争端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