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美日关系经历了哪些阶段？在波云诡谲的国际政治之下，美日关系为何特别值得研究？7月14日，在彼岸书店牡丹园店的《创造新日本》的新书发布会上，汉唐阳光邀请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和《创造新日本》的译者史方正，与大家讨论了美日关系史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历史经验。
《创造新日本》，[美]W.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二战”后，
西方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王新生认为，在“二战”后的七十年时间里，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可以称为“否定日本”的阶段。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与美国进行了一场十分艰难的战争。在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领导下，美国人在日本搞改革。那时诞生了两本特别有代表性的书，一本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不是日本问题专家，是文化人类学者。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战死到最后一个士兵，被称为“玉碎”。美国军部不理解，就让本尼迪克特研究一下日本人为什么不投降。她用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方法，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而西方是罪恶文化——日本人崇拜权威，天皇说你不能投降就不投降；另外一本书是加拿大外交官、也是日本问题专家的诺曼·赫伯特的《日本维新史》。这两本书对占领时期美国人政策影响非常大——本尼迪克特的书对保留天皇的政策出台影响很大，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对农地改革、解放财阀的政策影响很大，但这两本书都带有否定日本的含义。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 1990年6月版
到了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这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战前，日本就有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当时的驻日大使赖肖尔提出了“现代化学说”，即提倡以后发型现代化国际、新兴独立国家日本为榜样，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从此，美国人开始肯定日本。1960年代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出了两期专刊号“太阳怎么升起来的”，探讨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1960年代的“肯定论”。
在1970年代，日本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时欧美开始出现学习日本的声音——日本有些还值得欧美学习，最典型的书籍是傅高义写的《日本名列第一》，该书在1979年出版。日本人对此也很高兴，因为美国人表扬日本了。但到了1980年代，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和美国、欧洲的贸易战打得凶狠。这时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最初以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为代表，他在1982年出版《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1990年，荷兰驻日记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出版了《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这两个人代表着“敲打日本”的阶段，他们被称为修正主义学派。他们说，日本和欧美在制度上是不同性质的。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在书里写了两大命题：第一，日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体制；第二，日本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出来后，大家不知道谁来负责。他特别形象地讲，日本存在着四大利益集团——政党、利益集团、官僚，再加上黑社会。这四者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谁的力量大，政策就倾斜到那一方。
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中国崛起，美国人开始忽略日本，觉得日本没有什么值得探讨。所以，现在许多欧美学者不再去探讨日本的政治、经济，而去探讨日本的文化、音乐。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学者叫安德鲁·戈登，他曾写过《现代日本史》——讲德川幕府以来的日本历史。戈登原来是搞劳工史的，现在他却在研究平安时代的阴阳道——也就是古代的跳大神。所以，如今西方已经进入忽略日本的阶段。《创造新日本》是在1997年写的，所以仍然还在“敲打日本”这个阶段的延长线上，这本书强调了日本和西方的不同，认为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读《创造新日本》时应该要考虑这个背景。
牛可认为，《创造新日本》的作者拉夫伯尔是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或者说战后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一个标杆人物，也是美国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里的“威斯康星学派”——他们致力于批判美国在世界上的政策，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牛可认为这个学派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背景，他们觉得，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力是美国公司的利益，也是美国经济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发出了一整套的解释体系。
“威斯康星学派”的第一代创建者叫威廉·威廉斯——威廉斯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他手下第一代学生有三位都是后世公认的大家，其中，拉夫伯尔可能排第一。拉夫伯尔在1960年代末已经成名，从此长盛不衰。他在美国老一代的“威斯康星学派”中属于相当复杂的一位。老一代“威斯康星学派”有些经济简化论、经济归约论，他们的批判意识非常强，但容易简化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因和动力，在历史证据方面也不见长。不过，拉夫伯尔的思想比较复杂，有历史学的折中主义，还有综合平衡的能力。
美日关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于铁军认为，美日关系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实际上，大国之间所能够发生的事情，在美日关系当中基本上都发生过。在今天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跌宕起伏的美日关系史有着极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简单的历史类比会使人误入歧途，但以此为由而否定历史类比无异于因噎废食。无论承认与否，大家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历史类比，来思考当下和未来我们关注的问题。
美日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展开的海空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空战；美国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也是世界范围内大国关系当中迄今为止唯一的案例。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美日在1920年代、30年代围绕中国市场而展开的激烈争夺，在中国东北、在美国和日本对于东亚门户开放政策的不同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将东亚视为自己的禁脔，追求自给自足、自我支撑的帝国秩序，跟美国“命运天定”、跨越太平洋不断西进之间的碰撞，形成了美日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为于铁军、王新生、牛可，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时候，在美国，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当时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美日之间所关注的领域、双方的思考逻辑、所使用的语言和贸易战中所使用的策略甚至谈判技巧，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现在中国金融界人士常谈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类比，他们通过考察当年的美日金融关系来思考当下的中美金融关系。在经济领域里，美日关系给中国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数据库。在处理这些棘手的经济问题时，美国和日本到底是怎么做的？其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影响决策的因素有哪些？今天回过头再去评估当时的政策和决策，利弊得失究竟该如何计算？美日关系史对中国今天处理类似的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文化领域，美日也进行了冲突。入江昭的书《权力与文化》里认为，美日太平洋战争既是权力之争，更是文化之争。美日文化的不同包括思维方式、行事方式的不同。这些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权力争夺纠缠在一起，以至于许多人搞不清楚美日双方究竟是为了权力而战还是为了自身的种族和文化而战——日本的石原莞尔信奉，“世界最终战”将是“文明之战”，是代表黄种人的日本和代表白种人的美国之间的“黄白大战”。
《权力与文化》，[美]入江昭著，吴焉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版
美日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对峙，会辐射到一系列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比如，1924年美国“排日法案”所涉日裔移民问题，再如1990年代初日本政治家指责美国人“懒惰”所引发的美国方面的愤怒等。文化上的、种族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很容易扩散和渗透到本来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当中，从而加剧双方的冲突。从日美关系中几次剧烈冲突的历史当中，中国能够吸取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美日关系史仍然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宝地。
嘉宾 | 王新生、于铁军、牛可、史方正
记者 | 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