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者王安石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句诗出自一代贤相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这句诗体现诗人超然的气魄和不惧艰险的勇气。
夫有大誉者必有大毁者也！在中国如果要做一些事情，必然要面临无穷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面临无穷的诽谤和非议。而身为大宋帝国改革者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处境。
自古名将必起于行伍，宰相必起于州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在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前，先后任舒州通判，江宁知府等多处地方官。王安石在地方亲近于民，施法得当，官声极好。王安石淡泊名利，多次拒绝入朝，因为在他心目中能为老百姓做实事是很重要的。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锐意改革，自比汉武的宋神宗上台。这一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王安石开始受到重用。
面对雄心勃勃的帝王，老成的王安石自知改革之难。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修补。改革势必会损坏既得利益者，尤其是皇亲贵胄，达官显贵的“蛋糕”。所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蛋糕”，如果成功，改革就能为“中年”的王朝续命。如果失败，改革者先要面临消亡。
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保守派的反对，甚至连皇帝的母亲都加入了反对的阵营。但是神宗皇帝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王安石更是决然，喊出了著名的改革“三不足畏”，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上位后，呕心沥血，很快颁布了很多法令。这些法令很多都是他在基层工作时，研究总结出的问题和经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始了！
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心以诚然，然事以密成。王安石的内心滚烫，他恨不得五年能够干几十年的事情。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醉心改革，却忽略了危险。
一心为百姓做事的王安石深陷“党争”的风波。雄心壮志有时是一团烈火，他让人充满喷张的血脉，但是却失去清醒的眼光。王安石的周围聚集了一帮“小人”。诸如吕惠卿等人都是政治投机派，他们并不真正拥护变法，而是贪图泼天的富贵。
朝廷开始陷入党争，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吵的不可开交。
另一个危险在于基层。基层官员为了取得政绩，肆意修改新法措施。比如青苗法。青苗法的内容大致是由政府每年初以极低的利息贷给农民钱或谷物让他们耕种生产，这个利息极大低于富户给予农民的利息。改革之前的常平制度缺陷，希望抑制兼并之家盘剥农民，同时也期望通过该制度施行为政府“开源”，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终达到“强兵”与“富民”。
但是基层在执行时，为了政绩曲解上意，为了执行而执行。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农户被强制贷款，原本二分的利息也增加了到了五六分，多处的部分为地方胥吏贪墨。这样表面上改革的数据极为良好，但实际上民间苦不堪言。折腾老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改革的法令到了基层的老爷手里成为了他们折腾老百姓的“令箭”，老百姓办理一件简单的事情经常要来回晚返好几次。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加之混乱的行政法令，百姓苦不堪言。这时有一个叫郑侠的小吏向皇帝进献了一幅《流民图》。外表刚强，实则软弱的神宗皇帝开始犹豫，他与王安石之间终究是有了嫌隙。在高太后，曹太后等等重量级人物的联名施压下，年轻的皇帝选择了妥协。王安石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王安石被罢黜宰相。
既然选择了远方，留给后来人的就只能是背影。王安石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他不惧罢相，甚至不惧死亡。唯一惧怕的是新法不能顺利实施。事实证明，成功的变法必须要有强力坚定的支持，像商鞅背后的秦孝公，张居正背后的李太后。
而后安石虽然两度复相，但终究缺乏了当年锐意！神宗皇帝改革受挫，国事操劳，身体不假数年，也没有了当年少年英主的气象。大宋王朝的灭亡在此刻已经埋下了伏笔。冗兵，冗费，冗官的三冗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特权阶层的利益却时有扩大。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夏国虎视眈眈，而大宋背后真正的危险金国正在东北的丛林里酝酿*意。谁能料到，不过五十年后，北宋就遭遇了靖康之耻。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南京钟山，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死后，他的谥号成了一个难题。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苏轼提出应该保留一些有益百姓的法度。而司马光出于私怨，竟全然不顾。对于王安石的谥号，更是百般阻挠。古代文人的谥号象征着盖棺定论。而文臣最高级的谥号莫过于文正，次一级别的是文贞文忠。司马光为核心的宵小之辈，最终没有给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文正的称号，最终只给了一个“文”字。这个“文”字的单谥在北宋十分少年，也颇具意味。当局只肯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但并未对其政治上做出丝毫评价。
王安石死后，新法几度盛行，又多次被废。历朝历代中也不乏像安石公这样的猛士。让我不仅想起来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正如大江东去，历史总在向前。太多的遗憾，留在滚滚的历史红尘中，留给后人的唯有一声声哀叹。但改革者的精神长存，改革者的锐意长存。
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写：“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尽人事，听天命，坦荡荡的心胸早已袒露在青史之中，早已留在了民心之中。而改革的成败，也并不能影响历史对他的盛誉。王安石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璀璨的文化名人，更像是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他是一个破壁者，代表改变的力量。改革的成败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天下苍生破壁的勇气！无所为则无所毁，有所为则必有所毁，然死水微潭能投石击水者，上之上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