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 滋 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达人”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左传》，载：“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唐代诗人全德舆在《广陵诗》中云：“……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历史上首次将艺人称为“达人”，似预示千年后扬州由“八怪”发动绘画变革缘于人的性情。回望历史，“扬州八怪”就是应时而生的画坛达人。
五代出现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巨匠，后人按活动地域将荆、关视为北方画派，董、巨为南方画派，双峰并峙，烛古耀今。评论家对明初戴进为首的画家以作品、履历认证品级，分类注疏，品鉴定性，达成按地域分类有美学意涵的画派共识。“浙派”称谓正式出现著录中，中国的“画派”由此滥觞。清代无“扬州画派”一说，时人都称其“怪”，赞誉者寥寥而蜚语者众……
“扬州八怪”幸逢贸易通衢之利，商业活力的刺激使得画家们生活得益，书画风雅得到商贾附会，他们沉醉主流画坛不屑的表现题材和创作手法。然而，就是这些人怪画奇的旁门左道，却与世俗艺术消费者和谐“共在”。“八怪”的审美理念并非主动接续历史，而是以即兴式的变法、任性般的创新而异军突起，掀起清中期画坛变革的巨浪，其图式新颖、花样频出、风格鲜明而影响深远，被后人贴上“八怪”标签定格在中国绘画史中。《美术教育研究》杂志社社长滋芜，对语言修辞敏感，涉猎考据学，熟悉小学训诂，了解通假字，具有较高的文字把控能力，加上几十年浸染瀚墨，谙熟题画诗讲究意理共生、图文相参之道，这从其出版《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一书就能得到验证。
滋芜确定“八怪”成员时有意回避“扬州画派”提法，认定“十四人说”，而不采用包括闵贞在内较通行的“十五人说”，笔者对此并不认同。想必是他遵从历史记载（因闵贞无行迹扬州的文本载录），坚持以史为基的学术态度和明确考释的严谨性、阐述的学理性、解读的情境性思路。题画诗这种由汉民族文化孕育的文人画符号形态，自元代初成诗、书、画、印体例，经明人深入打磨，图像发散的诗情，蓄涵意象气场，弥漫由看到读、由读到观、由观生意、由意至觉的递进过程，达到精神感知与视觉观瞻交互融合。康乾之际，“扬州八怪”绘画经环境催化，形成变异的文人画体。独特、巧妙的画风经300余年沉淀，今天观之，依然可感画家与时俱化的创作冲动、随机应变的笔墨理念。“八怪”从选择内容、章法布局、笔墨路径的“出格”行为，快心遂意的笔墨驱弛，形成清代画坛一道诙奇怪异的景观。编撰“扬州八怪”题画诗，要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释读连通儒、道、释、禅，注文须涉及画作的物态呈现，感悟款题由表意引出内隐性与外显性、自足性和多义性复合意念。因为古代题画诗不仅是当时书面文献语言，也是和历时久远的绘画文本合体。岁月轮回，许多语意已然发生变化。如文与言、史与今的诸多表述，须借助训诂加以诠释。滋芜力证部分模糊词义清晰化，助力读者对照画面感知画家寄寓的思想。题画诗的学术依据，溯源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滋生的诗文传统，考释需以训诂眼光审慎辨别史料，避免以讹传讹。要明白各代不同的民俗风情，对“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更要通晓明清汉满不同民族文字的变异，而非一张画上题款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长短句诗风问题，考释如断句错，字义就错，字义错意思就含混不清。在后明前清满人没有被汉化之前，许多通假、避讳等相互纠缠。如果理义不通，就会谬之千里。以本人对西安美院古代藏画考释、研究的体会，认为题画诗考释有三难：一是赋之志读，二是诗之意读，三是图之观读。三者相互参证，方能准确理解“扬州八怪”题画诗的图义。
滋芜系统性考释“扬州八怪”题画诗，校勘规矩绳墨、研究锲而不舍，耗费十年心血，竭尽心力克服上述三难。这部思维开放、逻辑严密，对“八怪”诗作梳理清晰，释文断句准确，语义阐述含情入理，符合彼时文化氛围，充分展示滋芜与古人对话、与大师交流过程中显示的著文功力，可感他不凡的审美眼光，体现了作者整理传统国粹的担当。这部包含“工具书”信息容量的考释集，为今人研究“扬州画派”风云开阖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应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