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西德外交部长谢尔率团访华签署建交公报时，我在中国记者协会工作，被临时借调，为陪同访华的西德记者当翻译。建交后我被调到外交部，第一批被派驻中国驻联邦德国（又称西德）大使馆，一直到1980年调回外交部，历时八年，是当时在西德使馆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
至今我依然记得，初到西德，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下降，时近黄昏，蓝天白云，阳光和煦，俯瞰周边小村小镇，座座小楼，星罗棋布，一片优美的乡村景色，让我深感中德两国差距之大。
1972两国建交时，西徳GDP近3000亿美元，人均3809美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GDP为1136亿美元，人均131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也比较靠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迥异，战后历经二十余年隔绝，这些无疑都给初来乍到的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如今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1973年，德国外交部组织各国外交使节参观游览，图为杨成绪（右一）陪同王雨田大使夫妇参观霍亨索伦城堡。图/受访者提供
政治家们
我在西德期间，先后在王雨田、王殊和张彤三位大使领导下工作。我时不时为三位大使担任德文翻译，有时还为王雨田和张彤担任对外活动的英文翻译。这三位大使都是老革命，王雨田历任中国驻苏丹、肯尼亚和刚果大使，王殊原为新华社驻西德记者，为中囯和西德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彤历任驻巴基斯坦和埃及大使。我作为初入外交部的新兵，除了天天为大家读报和写些调研报告外，因有机会为他们当翻译，像学徒跟着师父一样学到不少外交知识，特别是如何站在中囯立场上阐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
当时我们接触的外交使节和德国民众都十分关心中囯的国内形势。如何解释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增进两囯的相互了解，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王雨田大使和王殊大使总是严格掌握政策，阐述中囯的内外政策。对方问及“四人帮”一些言行时，作为外交官，他们虽然内心有看法，但碍难明说。王雨田大使擅长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王殊大使往往一笑置之。西德在人权、涉藏、涉疆、涉台等问题上一向与我国存在分歧，大使有时也要奉命去西德外交部提出抗议。
张彤是在“文革”结束后出使西德的。由于他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又直接参与处理此事，德国人士和驻西德的亚非国家使节不时就中印关系等问题与他交流。张彤大使总是详细介绍前因后果，争取对方的理解。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和西德当年先后与中国建交，是为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关键时刻。作为外交官，站在新的外交前沿，观察这一变化对中美苏“大三角”、对欧洲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西德总理勃兰特正在推行对苏联缓和的“新东方政策”，对新到的中国大使比较疏远，双方交往并不十分通畅。不过执政党内也有不少人主张要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及早发展对华关系。
1973年，王雨田大使初会时为财政部长的施密特，施密特十分友好热情，刚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早日访华”。他在谈话中一再表示，中国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大囯。
次年3月，在汉堡市选举中社民党受挫。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称，这是勃兰特政府走下坡路的开始。我在早上为部分馆员读报时，王雨田大使问我为什么，我一时回答不出。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汉堡是工人集中的港口城市，是社民党的票仓，在汉堡都难保住自己的地位，可见执政的勃兰特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果然为时不久，勃兰特因秘书纪尧姆间谍案宣布辞职，总理一职由施密特继任。施密特总理1975年初次访华，*主席会见了他。在机场上献给他的花束是纸做的，这件事使他体会到中国当时的贫困。我在德国报刊上读到这段消息，始终难以忘却。
施密特总理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一生访华15次，多次著书撰文谈到中国。他是一位长期观察中国又具有真知灼见的西方政治家，他那些预言后来一一成为现实。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的成就使他深受鼓舞，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勤劳、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都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
“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德国联盟党在野期间就与中囯大使馆来往十分密切，似乎共同语言也多一些。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是德国政界右翼势力的代表，亲美反苏，他是最早与中国大使保持密切接触的西德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是“二战”后新兴工业发源地，在施特劳斯的推动下，中国与西德新兴科技企业的交往始于巴伐利亚州。中囯大使多次到施特劳斯在慕尼黑的家中做客，双方交谈总是十分融洽，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尔于1973年当选为基民盟主席后就成为中国使馆常客。他多次邀请王雨田和王殊大使访问他担任州长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这是最早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一个州。早在1974年，科尔就应邀初次访华。
科尔来使馆晚餐，与我们交往总是十分随和，席间笑声不断。1976年德国大选中，科尔常常在电视上与施密特总理辩论。施密特讲话头头是道，有根有据，常常驳得科尔哑口无言。在中国使馆做客时，一起来的德国议员笑问科尔为什么不反驳施密特，科尔说，这还值得我驳吗？当时德囯报刊上经常有短文嘲笑科尓毫无口才，令人捧腹。
有一次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德雷格尔偕夫人来使馆做客，他对王殊大使说，这次大选联盟党将获胜。夫人没等他话声落地就插话说：“你今天上午不是说联盟党不会获胜吗？”德雷格尓有些尴尬，只得耐心地说，上午是对内的，现在是对中国朋友讲，总得有些信心吧！这虽然是个逗乐的小插曲，不过也反映出双方关系的和谐。
科尔后来竞选获胜，从1982年到1998年担任西德（两德统一后为德国）总理16年，始终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而且成为首位访问西藏的西方大国*。科尔访问西藏遭到西方国家四面八方的攻击，但他坚持说，他始终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交流与贸易
中国使馆最初建在波恩郊区一个叫尼德巴亨的村子里。初来时，我们在村中散步，一群德国孩子大叫“中国人来了！”有居民与我们打招呼，见我们会说德语，便与我们交流起来，双方都很愉快。时间长了，他们邀请我们到家中小坐，喝杯咖啡聊聊天。
这些居民多为普通职工。我认识一对小学教员夫妇，新婚不久，在村里置地建房，最初只是一层楼的小屋，后来有了孩子，又加盖了第二层和第三层。搭建房顶上木梁时，还请了亲友来帮忙。不过五六年间，就眼见他们的小家建成了，房屋不大，小小的庭院，布置得井井有条。
德国人的家庭也不是朝夕之间富裕起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坐火车去慕尼黑，车厢里坐着三四位德国老太太，双方高兴地聊了起来。我看她们多只带一只小行李箱，就以此为话题询问。她们告诉我，现在德国经济发达了，不论什么商品都可以买到，出门探亲访友往往想不出该买什么礼品。回想战后初期，人们普遍贫困，几乎都是一文不名，那时探亲访友能带的唯一礼品是自家做的酸菜。酸菜是德餐中不可缺少的配菜，每家做出的酸菜口味不同，品尝家制酸菜成为很大的乐趣。有位老太太看着我，无限感慨地说，那种日子过去了。
德国人守法，按规则办事，一丝不苟，虽然有时会稍欠灵活。使馆对面的小街上住有几家人，正对使馆的一户人家，老太太天天都出来将自己门前的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下雪天，更是及时将积雪扫掉。
后来我们了解到，德国法律规定，门前积雪不及时扫除的话，如果造成行人摔伤，房主人要赔偿医疗费。因此一下雪，我们使馆工作人员清早即起，将使馆门前的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谈笑风生，我至今怀念这段美好的时光。
1978年，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期间，张彤大使要我陪同使馆商务参赞去向谷牧副总理介绍西德情况。西德当时属工业高度发达国家，机器制造、钢铁、化工、矿山设备和汽车制造业在世界上均名列前茅。谷牧副总理希望在西德多看一些地方，并与西徳政府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进行商谈。
十年动乱，中国与世隔绝。这次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体上落后2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水平差距就更大。他曾回忆，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最大的一台挖掘机日产40万吨矿岩量。而据《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所撰《40年前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当时国内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
从1978年到1980年，我在西德的最后两年是中国和西德贸易大幅度发展阶段。武钢和宝钢先后来访，都是购置成套轧纲设备，用于生产灌装可口可乐的薄钢片等。
我陪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内代表团是来洽谈设备引进的露天煤矿代表团。商务谈判结束后，主人专门安排代表团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鲁尔工业区公园。只见山峦起伏，大大小小湖泊遍布其间，一片绿意葱茏。主人告诉我们，这是开采过的露天煤矿旧址。他们特别提醒我们，要及时建立绿化基金，不能听任矿山开采后留下一片秃山枯岭。
初到波恩，只见到处都是大众汽车厂的甲壳虫汽车广告。当时广告在中国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在处于短缺经济中的中国人看来，商品需要打广告是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没想到我回国后不久，中国也开始打广告了。
教育和就业
在德国期间，我很关心德国的教育制度。人们告诉我，德国人小学毕业后可以升入三种不同的中学：一是文理中学，高中毕业后可直升大学；二是中专性质的技工学校，专门培养技术工人；三是培养厨师、理发员、服务员等普通员工的学校。这是由班主任根据学生的成绩和表现来决定的。我一直怀疑，班主任能否做到公正？家长会不会走后门？我经常问德国朋友，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会的”。后来了解到，家长可以提出异议，后两类学生如果成绩不错也可以去文理中学试读一两年，视学习情况决定继续学习或退学。但对此我仍然半信半疑。
在此期间社民党也一直提出，小学毕业就决定学生的前途并不公正，因为富有家庭的孩子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远比贫困人家的孩子要好。后来德国社会几次讨论教育制度改革，改革重点是让学生在初中毕业后还能有升入文理高中的选择机会。
1978年冬，我有机会参观克虏伯钢铁公司。交流中，在谈到招工标准时，我想当然以为一定是“择优录取”，但主人的回答却是，进厂前要经过体检和笔试，体检合格的，从笔试优秀者中录取20％左右，从成绩平平者中录取50％到60％，再从成绩较差者中录取约20％。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几位德国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几乎是热烈地讨论起来。
他们说，从成绩优秀者中只录取20％，是因为笔试成绩优秀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一定是佼佼者，而且有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容易骄傲、不合群，团队精神不强；成绩平平却具有一定水平的学生中，后来往往会出不少人才，因此录取这类学生比较多；笔试差的青年中也不乏人才，他们在学校中分数不佳，在工厂的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干出成绩，再说如果每家工厂都不收他们，也会造成社会问题的。
我听了觉得合情合理，而且相信德国人的确会这么做，至于能否完全做到自然另当别论。
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大，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很不一样。在工厂中，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的现象并不少见。一般来说，有稳定工作的工人丰衣足食并不是大问题。
使馆有时早餐提供小面包，那时多由我一清早出去购买，时间长了与店中小伙计混熟了，不时聊聊天。他告诉我，社区中相隔一定距离一般会有一家面包房，面包房多为世代相传，顾客多为附近邻居，相互熟悉。他说，能为大家烘焙可口的面包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看着他的笑容，我相信他所说的是出自真心。
在德国八年，我去参观过马克思故居不下20次。国内来德国访问的人都想去马克思故居看看，往往就由我陪同。
从波恩到马克思故乡特里尔，走高速公路或乘火车不到两小时。人们也可以从波恩途经科布伦兹沿摩泽尔河边的乡间公路而行，别有一番意趣。
摩泽尓河似一条晶莹的蓝色缎带，蜿蜒于连绵起伏的峰峦之间，两岸陡峭的山坡上开出层层梯田，形成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葡萄酒庄园。马克思青年时代就身历其境，了解到摩泽尔河酒农一贫如洗的生活。
特里尔位于德国西部，毗邻卢森堡，四面环山，摩泽尔河流经市区。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依然保存着古罗马斗兽场和传统浴场的断壁残垣。特里尔没有宽阔的大街，只有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边上多是两三层的宜居小楼，给人们留下富裕小城的印象。
马克思故居坐落在布吕肯大街10号。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全家1818年初搬进这幢房子，楼上是全家住所，楼下是马克思父亲的律师事务所。1818年5月5日，亨利希·马克思夫人在这里生下第三个孩子，取名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845年，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后任主编。在这期间，摩泽尓地区正针对葡萄酒农的贫困生活展开激烈辩论，马克思撰写了五篇文章参与论战。他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写道：“这正是我研究经济问题的原因。”普鲁士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此后他遭到多个欧洲政府多次驱逐，最后在伦敦度过了晚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马克思家中遗物遭到销毁，荡然无存。现在的马克思故居，实际上是马克思生平展览馆。
半世纪的中德建交历史，似乎转眼而逝。“读史早知今日事”，了解这些点点滴滴旧事，或许可以增进我们对当前两国关系变化新趋势的理解。
（作者为中国驻奥地利原大使、原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作者：杨成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