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于英国纪录片《电子游戏如何改变世界（2013）》，该片探讨了游戏的演变过程，分析游戏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议题编辑：刘新童
作者：刘梦霏博士，Homo Ludens Archive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游戏研究者
2020年10月14日，人民网在游戏责任论坛上发布了《中国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腾讯、网易、三七互娱、完美世界、多益网络、字节跳动等公司纷纷到场，并且不再强调自己所制造的游戏的经济价值，而是更多地讨论游戏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游戏企业如何尽行业责任？游戏行业如何推进行业自律与标准化建设？游戏如何表达传统？
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符号，标志着游戏作为一种媒介正在成熟之中。它不再强调自身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是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社会影响。
这看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从2020年游戏产业2308亿元的产值、6.4亿玩家的覆盖率来说，游戏似乎早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了。然而，实际上，从它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来看，游戏似乎还更像是一种亚文化——游戏中的许多术语，大众仍不理解；而从媒体报道中来看，对游戏的展现仍充满了不熟悉其内部机理而造成的偏见之论：认为游戏是电子海洛因、是成瘾媒介、坑害青少年成长的言论仍为主流。
整体而言，我国一般大众的游戏素养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人们仍不清楚游戏的本质，不清楚游戏应当如何分类、如何利用，也不清楚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它对于人的吸引力，以及它造成的社会影响。
我们似乎很难接受一个观念，即游戏是一种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研究的媒介，是一种需要磨炼开发技艺（craft）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之声，并持续地塑造着我们对于时代的认同与理解的数字文化遗产。
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无论有没有玩过游戏，似乎都有资格对游戏说三道四；每个人都有“我/同事/邻居家的孩子”被游戏毁掉的故事要讲；每个人都可以呼吁“禁掉游戏，救救孩子”；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似乎都可以给游戏领域以批判和建议。
当我们明白文学批评是一个专业，影评是需要有观片量和影视理论做基础才能进行的时候，我们社会对于游戏的这种态度似乎就额外奇怪：为什么对游戏的认识，就对专业性没有要求？一个没有玩过游戏，也没有研究过游戏的人，凭什么成为评判游戏的“专家”，给家长与青少年以种种高屋建瓴的指导，甚至以电击或其他极端手段来“治疗”玩家？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其他媒介的时候，都能科学、理性、平和，却唯独在面对游戏时，永远都愤怒、恐惧、偏执？
这首先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本来就对游戏充满偏见。我们的二十四史中，充斥着“君子不戏”的判断：游戏的人，是昏君、佞臣、仆、妾、奴，没有一个是好人；对他们的社会评价，也是消极评价远大于积极评价。甚至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游戏的字，无论是“嬉”、“戏”、“玩”或“耍”，也以打入家庭领域的女字旁为主，竟没有出现一个人字旁的字。如果我们细读每一个字，就会发现，两个和游戏相关的女子旁的字，“嬉”和“耍”，本身都具有贬义色彩。究竟是女字旁带来了贬义，还是因为贬义才用女字旁，我们不得而知；所能确证的，是表达游戏概念的汉字里，四个字有两个字本身有贬义，另两个则逐渐发展出了贬义的含义。
词语是观念的载体，但词语本身也在传达观念。若我们使用的描述游戏的概念都带有偏向性，如何还能中性地认识游戏？而破除我们对于游戏的偏见，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让游戏的社会影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游戏是什么呢？它首先是一种媒介。和其他媒介一样，游戏能够记录这个时代的痕迹，也可以承载这一时代的表达。也和其他媒介一样，游戏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它既以规则的形态凝聚了一个时代最根本的特点，是一种强力的时空胶囊，也是本世代年轻人的社交场。
我们从最流行的游戏之中，往往能看到时代之声。在九十年代与千禧年初，我们有《大唐诗录》、《幽城幻剑录》、《阿猫阿狗》、《武林群侠传》和《中关村启示录》，他们都是单机游戏，创作者的喜好与心声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从题材到机制都有探索与创新，也往往不吝于对玩家提出挑战。这也是开放的时代精神的折射，开发者将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与游戏有机结合，探索着“中国身份”；玩家愿意接受挑战，愿意在游戏杂志上刊登的攻略的帮助下攻克开发者留下的难题，像享受好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一样，享受游戏能带来的审美体验。那时的游戏是无关输赢的，大家享受的是过程。
《中关村启示录》是早期的一款国产模拟经营游戏，在游戏中讲述了“中国硅谷”中关村的企业发展史。
十年过去，随着移动游戏时代到来，流行的游戏变成了另一种：无论是《王者荣耀》或者是“吃鸡”，都是快节奏的社交游戏，而且遵循着越来越严酷的逻辑：王者荣耀中还可以有一队玩家取得胜利，到了“吃鸡”，一百人中，只有一人能赢了。这无疑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中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展现。
除此之外，我们从流行游戏之中，也能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一种“没有时间的万神殿”的结构正在游戏之中逐渐形成。比如，在最具代表性的《王者荣耀》之中，来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神话人物齐聚一堂，以5v5的方式同场竞技。这种历史感的消解，既受到MOBA游戏机制的影响，也是时代追求“更短、更新、更生动”的表达的直接结果。注：MOBA（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是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的简称。MOBA游戏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Dota2》《英雄联盟》等。
诚然，不同的游戏机制适合于承载不同的内容，但从游戏的社会影响而论，我们也更希望能有更多适合承载深度文化内容的游戏出现，像将《长恨歌》嵌入在游戏中、带来了高级文化体验的《大唐诗录》、或是生动展现出我国九十年代电子产业发展状况和时代精神的《中关村启示录》，或是表达出中国普通人成长体验的《中国式家长》一样。
《中国式家长》模拟了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到高考的这一段成长历程。
上个月我在上海的独立游戏活动上说，游戏创作者们也许也需要一次“现实主义运动”。因为只有让游戏去传达社会中的普通人的爱、痛与关怀，游戏才能成为普通人表达的媒介，也才能从现在处于亚文化地位的状况中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
我们在学界呼吁游戏改变世界，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从《游戏改变世界》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起，游戏化领域在中国也存在了将近七、八年了。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游戏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吗？小规模的可能有，大规模的真不多。可能最积极地与社会产生了关联的游戏化产品就是蚂蚁森林，它确实地让普通人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公益的环保行为相结合。
图为《游戏改变世界》书籍封面，该书作者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是著名未来学家、知名游戏设计师
游戏产业的产值非常可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有许多人是真的通过游戏在维持自己的社交关系，加深对于自己朋友的理解，也通过游戏缓解了一些心理压力，特别是在《动物森友会》这样的游戏中。
任天堂公司开发的模拟经营类游戏《动物森友会》在年初爆火
但动森这样的游戏，也不是现在最赚钱的主流游戏；现在最赚钱的游戏，还是氪金抽卡的游戏，它的赌博性远强过游戏性，它的核心甚至就是消费系统，游戏中的画面、音乐、主题等等表达性其实是很弱的。这种游戏能改善世界吗？我觉得真的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游戏改善世界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与游戏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这样的主题，需要更多地与游戏相关的公益行动，需要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对游戏做科学、严谨的游戏批评。
我们这一期在组稿时，除了理论方面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其实是从实践的角度在选择合适的案例，希望这些只在小圈子中为人所知的，尝试用游戏改善世界的案例，能为更多人带来更多关于游戏的思考。
例如我本身也参与其中的《游戏星球》的纪录片，尝试结合治沙与游戏，以社会实验的方式来探索“游戏能否改变世界？”的主题。目前游戏x社会的gamejam也还在开放地向社会征集提案，这也是一个试图吸引更多公众来参与的过程。注：gamejam指一场48小时的、基于某一主题的游戏开发黑客马拉松（Hackathon）
游戏星球拍摄期间的游戏开发活动
此外，专题中也有向在国内做游戏艺术展的艺术家邀约，希望能产出一些游戏作品与公众联结的内容。游戏与社会公益、游戏与教育、游戏与社会组织、游戏与未来等主题，也在我们的译稿中有所体现。
实际上，在参与和游戏相关的社会实验的过程中，我本身有一个非常痛切的感受，就是游戏如何发挥社会影响的这个问题，有太多环节缺失了。
游戏要如何定位，它怎么影响社会，它适合做哪些事、又不适合做哪些事，可以看到人们现在也仍在探索。比如说，是不是只有功能游戏才能有社会功能呢？商业游戏能否有足够多的积极社会影响，又要如何发挥出来呢？是否只有玩家才能被游戏影响，还是实际上所有人都能被游戏改变？从影响社会的行动来说，是否只有做游戏和设计游戏，才能算是游戏影响社会？政府、院校、公司、公众，每一个环节在游戏影响社会这件事里，都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和游戏相关的公益项目，要怎样才算是可持续？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和游戏的社会影响相关的项目，只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足够？我们又应当如何、以何种尺度去评价那些在造成社会影响的游戏？
这个专栏提出的问题可能远多于它回答的问题；但它最大的价值与贡献，也许就在于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开始能够看见游戏与社会结合时，那些巨大的潜力、可能性与巨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