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伊·威廉姆斯:微光渐暗

(美)乔伊·威廉姆斯:微光渐暗

首页休闲益智噼啪滚球更新时间:2024-06-03

马尔·韦斯特的爸爸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他把那辆路虎散热器里的水都喝干了。他的妈妈死得就像验尸官说的那样确有其事,不过他也把刊登验尸官说法的剪报弄丢了。也不算是弄丢了。他把它剪下折好,在牛仔裤兜里放了整整一年半——因为他只有这一条裤子。那纸片慢慢地压成了纸絮,压成了裤袋里的布头,渐渐与裤子融为一体。而那条牛仔裤也已经变得又灰又薄,像小时候妈妈敷在他疖子上的鸡蛋膜一样。

那条裤子他还留着,平摊在他的箱子底部,不过说实话,它只能算一块破布。其实连破布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几团线头,甚至盖不住马路上的一只死猫。

验尸官为了撇清所有人与马尔母亲之死的关系,由一位身材瘦弱、穿黑色西装、鼻子像杜宾犬一般大而发蓝的年轻人作代表,向媒体宣布:

海水浑浊且事发地点离岸较远,故而无人目击。假设受害者遭遇大型鱼类攻击,被扯去上肢,则无法以挥手或呼救等方式求助……其死亡不可避免且为意外事故……

马尔觉得这样的措辞很冷酷,却很漂亮。

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在哪儿闲逛。那是黄昏时分,海滩上有好几百人……做着烤肉,孩子们吃着冰淇淋派,老人们看着夕阳。有个人在潮水坑里给他的格雷伊猎犬们洗澡。海水冰凉苍白,到处是一团团脏兮兮的发绿的泡沫,像是漂在鸡汤上的浮渣。马尔在草屋里做晚饭,往果冻粉上倒热水,把一条刺鱼摊在煎锅里过油。隔壁的弗莱迪·戈姆金为了能翻过山去悉尼看赛马,正在折磨他的破车,猛踩离合。

这当然不像是出人命的时候。太不合时宜了。这是度假时节。

也没有人真的留意。她一个人在距离岸边公共设施三十来米的浅海里,水深不超过她的肋骨。她就这么消失了。事后有些人说他们看到了她消失的瞬间。但是他们没看到鱼鳍。一小摊血漂到岸边来,鲜艳、边缘整齐,像一个纸盘。当然,那时候马尔·韦斯特唯一需要接受的只是她再没回来过。几天后,有人捕到一头虎鲨,发现一件泳衣缠住了它的内脏,不过泳衣上的洗衣标签显示,其主人是住在图文巴的安妮·怀特夫人,她仍然在世,在一家玩偶修理厂上班。

事情发生之后,他还是不确定事情发生了没有。他躺在屋里,不知所措。他母亲一直讨厌海水,因为她不会游泳,而且她坚信人们总在里面撒尿。这几乎是她的一种偏执。她见不得女人们坐在沙滩上,把双腿伸进水里,任凭浪花在她们的大腿之间拍打,那情景会令她气得脸色发白身子发抖。马尔那时十一岁,她把他紧紧搂在身边。她总说,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实在不应该在海滩上长大。潜水管和吐痰的男人。在毛巾后曳足而行的女人们,她们落在地上的衣服。流的血,咳嗽的声音。无处不在的头发,正在腐烂的三明治。潮水卷上来的内衣。

他躺在一张简易床上,一只手轻捶着屁股。烧焦了的刺鱼扔在水槽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饿着肚子在小屋里晃来晃去,想着他的母亲,她的气味。她以前总给他唱歌,都是美国流行金曲:

世界上一无所有

只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和他们的爱情,爱情,爱情……

她一边唱,一边敲着勺子。就在不久前,他还蜷在她怀里,吮着她干瘪的乳房,嗅着食物,夜晚消磨于枝头,不知何事,不知何处。那滋味像是舔着镍币。

从没有事情径直找上他来。从没有事情发生得直接而彻底。从前改变他的那些事情一向模模糊糊,无声无息,赋予他尚存的人生以奇特的沉重和不可能性。死亡从不会一击致命。它永远没有清楚的刀锋。所有的爱与未尽的责任——发出嘤嘤细鸣,已永远失去。

脾脏重15克。脾被膜萎缩,变薄,呈紫红色。伤面有充血。淋巴结和骨髓不明显。肝脏重1500克,呈棕红色,光滑,有光泽。

他们在沙漠地区务农已有一年。男的个子很高,骨瘦如柴,蓝牛仔裤屁股上的扣子闪闪发亮,靴子后跟在沙地上踩出棺材洞一般又宽又深的印子;女的闷闷不乐,从皮包骨头的裤腿上摘下滨刺草,搓着脏兮兮的脚踝。她总让他把耳朵贴在她肚皮上听孩子的心跳,这逼得他快疯了。他告诉她说,有时候有动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响得像野狗在狂吠。她一直在吃生了虫子的面粉,总胡思乱想。她的体重才长了不到一公斤半。

但是她很确定。狼害怕空腹,会先用泥土填满肚子,等找到食物再呕出来。女人则害怕空虚。女人是一只等待填满的杯子,她的肚子满怀受孕的希望。有一段时间,小马尔只是血液、空气和酸面团的混合体,但接着她的乳房就充满了黄色的乳汁,荡来荡去。她梦到他从没讲给她听的事情。她梦到自己从没见过的雪。她梦见吃书,猜到有人很快就要死了。

一天中午,马尔从子宫里提前掉了出来,带着满头的毛发和融化的蜡烛一般又白又软的脸。老鼠在炉子里叮当作响,人们还以为是他的笑声。几天之后,他的五官还不甚分明。几星期过去了,他看上去还像是没出生的胎儿,整个小眼睛里都是瞳孔,绿得古怪,像是什么东西嵌进了不起眼的窄缝里。骨头像杂草一样在脸上的皮肤下生长。

他的眼睛一直那么怪,不仅视力不好,长得还像摊开的双掌那般无奈得不合时宜。他妈妈说,炎热的坏天气毁了她的牛骨梳子,也毁了她宝贝的眼睛。她说她宝贝的眼睛不好是因为他爸爸没完没了地做她。

他妈妈告诉他,事情从来不像看起来那样,所以眼睛能看见多少也无所谓了。

那男人白天从不在家,孩子对他唯一的记忆就是他挂在钩子上的牛仔裤和皮靴,靴子几乎从不着地,像是绞刑犯人垂着的双腿,靴筒空洞地竖着,牛仔裤被汗液、还有黏稠的河泥紧紧地粘在靴子里,到处露着破线头。晚上,那双裤腿在墙上投下黑影,孩子看着那苍白的躯体在他母亲的身上颤抖,随后无声地落下来,像是一只飞离风暴的白鸟。

早晨他不在了,插在锅中肥羊肉里的叉子上留着他嘴巴的气味。

一天晚上,他的尸体被一匹马驮了回来。月光之下,马腿像是长柄花的茎秆一样,孩子看到他的喉部已经变成蓝色,他的头部耸起,脑浆从颅骨的裂缝里流出来,垂在外面,已经又白又硬,像悉尼商店里卖的珊瑚。小马尔用脏兮兮的指甲揉揉眼睛,这幅画面晃到了左边,然后消失了。他把窗帘掖进大张着的嘴里,跪在床垫上。这个虚弱、贫贱、有着倔强的暖色头发的男孩,就这样看着人们把他父亲卷到一块帆布里,就地埋了下去。

白天,他在房子的另一侧挖了挖。也许他什么都找不到呢?也许坟是空的呢?

心脏重350克。两个心腔都有扩张。上腔静脉、下腔静脉、门静脉和肝静脉开放。心瓣尺寸在正常范围内。心肌呈均匀的棕红色。

他成了一个孤儿,没有远亲,港口上的房子开始像狗窝一样发臭。他从十一岁半开始喝杜松子酒,常常直接醉倒在车前,把司机们吓得不轻。被人爱着会占去他很多时间,比他预想的多得多。他的头发和腿都变长了。他的牙齿变得毛茸茸的,像是小溪中的石头。他在海边吃面包,把面包屑扔进水里。世界是马尔灰色的墓地,雨从苍白得像裹尸布一样的天空落下,汇入大海。雨点在捕虾人的油布雨衣上、沙滩上和他瘦瘦的下巴上砰然唱响。

马尔在他寡欢的短暂人生中已经认识到,一切都不可靠,人们也不必拥有身体才能哀悼,因为死亡无处不在。桃核里有氰化物。折着的纸巾里有脑膜炎细菌。湿的淋浴板上有小儿麻痹症病毒。永恒只在夜晚的空气里。

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亨利国王死于过量食用七腮鳗,克丽丝提拉公主因为绿色蔬菜吃得太少而病倒。没法解释人们的口味。他在《太阳报》上读到,有个农民在猪圈里中风,什么诱因都没找到。只有他的帽子和一包没开封的玉米。没法解释人们的口味。

晚上他会做一些声色味俱全的噩梦,真实得把他从床上吓得跳起来直接朝墙撞去。他在黑暗中蹒跚进退,像是在跳伦巴,他的脚趾冻得蜷了起来,黄色的长指甲在砂砾上蹭得咯咯响。最终他会清醒过来,一点也记不起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

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他很好。他们对他微笑,也不会砸他的玻璃。他们偶尔会在他窗台上放一盘盖起来的菜肴,或是一罐封好口的东西。不过他们都有点怕他。他存在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怕的过去,迷茫的未来。他跑起来,路上滚起灰尘,像烈日下的雨一样升腾起来。

接着春天来了,马尔进入了青春期。他需要用刮胡刀了。他身材修长,爱的匮乏像是一道伤痕,鲜明地写在他的脸上。尽管他身上闻着像是甜瓜,又像蝙蝠一样害羞,女孩们还是觉得他浓密的头发和嚼口香糖的架势很迷人。人们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跑过瓶干树林。他们在他的头发里看见花粉。

那是春天,一条安静的大黑狗一连几天坐在他门前。它用爪子刨着脏兮兮的草坪,尾巴指着大海的方向,毛茸茸的屁股像蕨类植物那样垂着。它很有礼貌,也不出声,可是人人都排斥它,觉得它不吉利。之前谁都没见过这条狗。它来路不明,又像遗忘一样漆黑。马尔·韦斯特却似乎从没注意过它,所以人们认定,它正是他的命运,他的黯淡未来因其不可避免而昭然若揭。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在等待一条发情的母狗,没等来便走了。它很温驯,来自另一个小镇。不过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坚信它绝非寻常的狗。

马尔·韦斯特十四岁了,不再喝杜松子酒,改喝黑麦威士忌。他浓密的黄头发深处永远藏着婚礼上的米粒和节日里的五彩纸屑。他到处作不速之客,总穿着一件过小的毛衣,裤裆也快开了。他用红线缝了几针,因为他没有别的颜色的线。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扣子直扣到喉咙,绳子做的领带用一个锡环扣起来。眼睛下面挂着瘀青。年轻女孩的父亲们在家中坐立难安。正值情欲像饿狗一样四处乱撞的年岁,怎么才能保护她们不溺毙于爱河?

弗莱迪·戈姆金的老婆长着一张母羊似的脸,一月份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人人都知道可怜的弗莱迪在战争中失去了生育能力……他中过毒气,脑袋里有弹片,一只眼睛是假的,衣服里面挂着橡皮口袋。人人都知道他几乎算不上是生还者。他只对两件事还有*——死亡和赌马,不过有了孩子他还是很高兴的。他办了个酒会,用白兰地和啤酒款待众人。尽管他一言未发,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日子一天天过去,正午每天都如约到来,他的人生被摆弄得恰到好处,像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一样,也像别人的生活一样,按部就班。

马尔没被邀请,但他也来了。他蜷着身子,胳膊肘支在炉子上,水从头发上滴滴答答地流到耳朵里。他用一双懒洋洋的眼睛打量着屋里的人们。白兰地在纸杯里晃荡如泥。女主人微笑着,舌尖在一口坏牙前羞涩地卷起来。马尔想看看那对双胞胎,但被告知他们正在储藏室里睡觉。门装得不大好,但还是关上了,缝隙用报纸团塞紧。除此之外,这座房子还算整洁明亮,太阳照着每个角落。阳光下的地板白得像浴缸一样。没有虫子,没有老鼠。女人们下巴上没有沾着头发,男人们脸上也没有干鼻涕痂。人人都穿着朴素的棕色和白色——白色的衬衫、裙子、脸蛋和手,棕色的裤子、珠子、靴子和头发——于是棕色和白色便满屋子移动,像面包布丁一样。

可是没有小宝宝们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粪便,粗糙的松木墙面没有抠下来的树皮,也没有在坏椅子上钩破的衣物。

人们都带了礼物来,可是没有一样用对地方。马尔带了一只彩绘鸡蛋,一根细绳从两端的针孔穿过。他想象宝宝们可以用小手打着它玩。但是弗莱迪的老婆却把它挂在了圣诞树上。他们的圣诞树确实还放在那儿,破败不堪,几乎要倒了,苍白得像小麦,极不协调,像个局促不安的人一样歪着身子,挂在上面的梅子快腐烂了。马尔的鸡蛋在空中晃来晃去。针叶不断碰着地板发出声响。

双胞胎的一件玩具躺在水槽边的案板上,女孩们弯腰看着它。毛茸茸的,似乎是一只兔子脚。她们在那里喝热糖水,同时瞧着喝白兰地的马尔,咯咯直笑。

“门没关上就不算门。”马尔和气地想道,瞟了一眼挡在自己裤裆上的报纸。纸张已经旧得发皱,上面的消息早已成为历史。寻人启事用小号字列成一堆,措辞像是在报板球比分:那些人全都找到了。

“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迷人……”年轻的女孩们想着,小腿扭来扭去。

人人都盯着他看,好像他们都在觊觎他的座位似的。马尔咽着他的白兰地,把脸藏在杯子深处。他舔净杯底,放下了杯子。他很同情那对婴儿,他们一定被关在黑乎乎的储藏室内,在他们的摇篮里像玉米一样晃个不停。或者他们已经把他造的宝宝弄死了?是不是她把他们打个包扎起来扔出去了,就像人们丢掉母鸡的砂囊一样?

他走了。没人跟他告别。

肾脏尺寸形状均一。被膜很容易剥下。食管黏膜呈灰白色。除了少许完整的熟豆以外没有发现其他食物。

天色本来很蓝,大海发黑,不过现在海变蓝了,像猎枪的枪膛一样可怕,天则变成了黑色,满是疾速飘飞的云。港口的水激荡起来,拍出泡沫,好像马上就要吐出死人来。马尔被大风驱赶到镇上,站在一个门廊下看着风暴。门廊通向一间门厅,再里面是一个挤满了牛仔和假花的廉价餐厅。牛仔们一走起路,皮裤就蹭得噼啪响。他们一说起话,食物渣子就溅得四处飞。这里很暖和,热气腾腾,弥漫着羊膻味。他在角落里一个小双人桌旁坐下,窗边的马桶流水不止。没人关心马尔·韦斯特。没人问他要点什么。

除他以外的顾客全是牛仔。他从没想过要成为牛仔。牛仔们大嚼食物,大笑纵声,用随身的刀子切断假花茎。他们把假花扔来扔去,又插在滴水的长发里。刀子翻转之际显得像鱼一般又白又亮;花枝落入他们笨拙的手中,又落在湿洼洼的地上。羊毛和他们手指上的伤口长在了一起,又黑又糙,像动物爪子边缘的绒毛一样外翻。羊血在他们指甲下面凝成厚块。

他们深色的胳膊上文着玫瑰与老虎的传奇,伴有褐色的针脚和斑斑血块……女人们喜欢抚摸这些刻在肌肉上的花瓣。

可是谁能说我们之中最下贱的人就做不出好事来呢?最漂亮的普鲁士蓝颜料就是用老马的骨头调出来的。

雨下个不停。马尔拧干袖口,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看着外面阴晦的天。有人在玻璃上写了个“好”字。街道扭曲了。雨点落在玻璃上,声音就像牙齿在打颤。公园里无人的秋千在杆子间荡来荡去。海浪打在桩子上,拍碎了螃蟹的性命。世间万物看着都像滑溜溜的腺体,微微颤动,又像是被掏空内脏的生物挂在绳头,垂下树来。

马尔的眼睛又模糊了,它们一直都是这样。他仔细揉了揉,弄出一粒沙子。他把睫毛弯上去,用口水让它们立起来。一只眼睛里掉出什么东西,顺着脸颊黏糊糊地滚下来。他早已过了流泪的年纪。他捻起桌上的小纸筒,把里面的芥末和奶油涂满双手。他那张桌子位置最好,因为可以看到街景,可惜厕所的水流个不停,吧台的木头门也总被摔来摔去,响个没完。菜单粘在桌面的玻璃板底下,已经给水汽染成棕色。墨鱼这栏字迹不清,炸面包片和饮料单也一样。实际上,马尔完全看不明白这上面的任何字。人生就是一张肮脏的账单。死于阅读障碍。总之凡事都差不多。

他试着回想一些事情,好像他能记得似的。他不记得自己的出生。他只好依靠别人乱糟糟的古怪记忆。妈妈曾经告诉他,说他下面那小东西就像盐水太妃糖,又亮又好看。爸爸什么都没说就去世了。小马尔在地上爬着,他爸爸会撇开双腿,从他身上跨过去,好像这婴儿是一道他害怕掉进去的沟。

牛仔们大口吃着,鼻孔喷着粗气,玫瑰在他们毛茸茸的胸脯上蹒跚前行。教练从牛奶湾的预赛回来了。他穿着一件紫色丝绸连帽外套,看上去像个牧师,但脖子上挂的是哨子而非十字架。虽然学校还留着他,但他三年前就不怎么吃香了。他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个肉饼。

“我跟他们发火了,因为他们没有游泳,而是沿着河岸跑回来的,”他说,“我怎么会知道有个孩子在那儿淹死了。”

他坚持教蝶泳。他吸饱了水的泳裤从裤子底下印出来,留下了地图一样的斑痕。他坚持着。蝶泳不能仅仅因为他死了一个学生就不复存在。他那白色半透明的小胳膊在水流中扑打,幼小的肋骨像桶箍一样在阳光下的水里鼓起来……那个男孩淹死之前游得一直不错。他游得挺快。他的尸体被找了回来,除了手指尖别处看起来都没什么奇怪的。

教练吃得很快。肉饼汤汁顺着他的脸流下来。马尔替他害臊,转开视线,重新透过那个湿漉漉的“好”字看向马路。一位女服务员像鸟一样扭着屁股走来。她嘴唇上有颗痣,上面长着两根长毛,一笑就垂下来,恰好交叉在牙齿前。不过面对马尔·韦斯特,她并没有笑。她甩着一块浸满厌恨的抹布投入工作,把抹布划过他插在一起的双手,又在他的指节里蹭来蹭去,好像在擦拭一把叉子。他可怜的手冒着臭气摇摇晃晃,在桌上直跳,差点像一副手套那样掉下桌边。

他假装没这么回事。

牛仔们用蛋糕擦着盘子。教练不太确定地敲着大腿根,在椅子里扭动。装着食物的盘子从墙上的一个窗洞里推出来,几根手指在三明治上徘徊一圈,优雅地扯掉一片耷拉着的生菜叶。

外面的雨中,一只手在排水沟里虚弱地挥着。马尔不敢确定。他擦去那个“好”字。街道空空如也。一切都正在融入黄昏,雨滴疲惫地落在那只无力下沉的残废小手上。他吃惊地跑出门去,在前厅里摔了一跤,耳朵贴地蹭了一截。他小心地爬起来,好像自己是另一个人似的,又跑向排水沟。他颧骨刺痛,眉毛上挂着细线和灰絮。空气昏黄。树冠。药剂师橱窗里包糖的塑料纸。小镇顺着山坡下行的边缘。他刚才是肝痛吗?他是从洗脸台上滑下来的吗?他大喊一声,一瘸一拐,继续走。

那只手像一只空袋子般沉了下去。一个整齐而不漏水的鸟窝轻轻碰上它的手指,顺流漂走。这座城市的下水孔没有栅栏,掉下去的东西会在地下世界里继续生活,黑马的粪啊,斑纹猫的屎啊,白骨透过鳃片发光的鱼啊。最终一切都被月亮和潮汐清走,粗硬的蹄子、爪子和大块大块的肉都将属于那群像鸟一样斜冲出海草与暗礁的鲨鱼。

马尔跪进奔流的水里,抓住那只像猪肉般柔软的手。手指上没有戴戒指,像老处女的手那样嶙峋而憔悴。那些手指并没有握住他的手。他感到恶心,刚才在饭馆里舔食的那点盐都涌上了他的嗓子眼,眼睛湿了,脑袋里阵阵作响。仿佛浴室下水道里吸溜吸溜的声音。接着出现的是筋骨分明的胳膊,随后是灰色的小脑袋,带着一脸恼怒和凶恶的神情,并且没有耳垂。有那么一下他以为是他亲爱的妈妈,因为她也没有耳垂。她用她那没有耳垂的耳朵和张开的嘴,听着,说着,吻着他。他高兴得差点把她扔回水里了——人总不该老计较那点差异吧。会认错人,正是忠诚的表现。

不过那当然不是他的妈妈。他把那个滑溜溜阴沉沉的可怜人拖到街上。已经有一大群人围了过来,咕咕哝哝,迟疑地流露着喜悦之意,老太太躺在他们中间晾干。她的小脚轻轻敲着铺路石,骨瘦如柴、没有血色的指节敲击着空气。

第二天她被安葬了。她被发现死于当夜,嘴边满是过氧化氢烧伤的痕迹。

头部没有外伤迹象。中央神经系统尚未检查。

一切都不可靠,无事能够保全。我们出生时水汪汪的胎膜没法保护我们。人也可以在没有海的地方淹死。

马路上的黑色沥青曾在树的体内暖洋洋地流淌。总有一个归宿等着我们……

马尔十六岁了,镇上派他到美国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尽管他是个好人,但不可否认,他的青少年时期充斥着死亡、洪水、意外*等等事件,而现在,牧场上所有的羊都快饿死了。男人们往汤里吐血,因为女儿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她们去自助洗衣店,听着收音机跳舞,当着男孩们的面从蕾丝内衣上挑线头,而他们的老婆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咬枕套,听任兔子们把花吃掉。

市长的嗓音又尖又虚弱。他在见不得人的部位生了癌症肿瘤。市政大厅冷冰冰的,无精打采,里面布满耗子药。这房子是赶着一系列市政仪式的日程仓促建成的。马尔流着汗,怯怯地听着对他夸大其词的赞美,掂量着人们按在他胸前的那块奖牌的重量,双眼在低垂的眼皮底下泛起乳白色。那天他的眼睛看上去是灰色的。

市长在他的圆形橡皮坐垫上移动着。因为长期用勺子吃药,他粉色的嘴唇两端向下坠着。内脏都挤在了一起。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市政府*了,他自己也一样,钱都花在了防鲨网、烟斗滤网和医院公共病房的维护上。而他也死期将至。快死了,而且他老婆并不老实,尽管她还给人洗衣服赚钱,每天晚上也还给他洗衣服。他越来越瘦,在那张闷热的铜床上占的地方越来越小,整天对着水杯咕咕哝哝。天空化作明艳的火焰,像苦难正在降临。眼前竟轮到这个整日惹是生非的放荡男孩去拯救自*的人。

只有市长、马尔和整齐地坐成一排的地方议员们在场,他们正为了早餐吃的大块华夫饼而反胃。他们把一张机票塞进马尔脏兮兮的衣兜里,还有人在折着钞票……他们不希望他受到伤害。他们从唇间爆出气泡。健康专员的袖子上还沾着黄油。

市长仔细地舔了舔牙齿,它们又白又完美,没有牙洞,像狗牙一样强健……

他救了人,本应受到适当的表彰。虽然那人没能活下来是很不幸,可这不是问题所在。那个老太太的财产很多,多到让人难免怀疑马尔的动机……

……不过现在别人也懒得管这些了。他推了推舌头,他的那点想法从毫无味道的口香糖里冒出来,沿着嗓子滑了下去。他变得更苍白了,接着飞奔出去,瘦弱的臀部撞上了桌子,一个抽屉弹出来,里面有一根发带胡乱缠着一只湿漉漉的胶水瓶和绘成硬币模样的石膏盘子。

……你用你的方式在守护着些什么东西?你最宝贵的、最亲爱的、夜里最担心的那部分是什么?脊柱睾丸脑袋胸膛肺还是眼球?每个人都有点什么。囊肿或是疝气,肿瘤或是细菌孢子,骨折或是发烧。

……你最后想起的会是什么地方?危桥?火车上的厕所?被电死的马?

死亡无处不在,动物园的管理员在灵魂深处等待着遭遇袭击,猎狗等着主人的肉,女佣等着染血的床单……

马尔怀着绝对恐惧后那无力的平静,缓缓爬上斜坡,朝天空走去。他的护照放在胸口那枚奖章的上方,照片上盖了绿章,他闭着可怜的湿漉漉的眼睛,只在眼皮背后闪着光,像死后蒙着脸的基督。飞机起飞了,把他死去的部分留在了身后,他的妈妈在冒泡的海水里,那条黑狗在斜坡的草地上露出坏笑,兔子们在埋葬他爸爸的坑上跑来跑去……

袭击发生在一个小海湾,一端有一条河道。遇害者被送上了救护车,但是由于岸边坡度太大,路面又太滑,救护车的离合器烧着了。上周有几条狗被带到了这个区域。

他穿着一件黄褐色西装,胳肢窝处太紧了一点。衬衫领口的扣子裂成了两半,老是从扣眼钻出来,露出他白白的喉咙。他没要晚餐,也没要杂志。他觉得自己要死了。耳朵沉闷地鼓胀。舌根一股垃圾味。云层张开一个大口,他看到大海无情地翻滚着黑浪,礁石和岛屿的浅滩变成黄色和绿色。一位空姐走来,他知道她一定在微笑,像个精神病人。他缩在自己臭烘烘的位子里,把脚抬离地面。他们会把他像鸟一样捆起来吗?会像对待北极熊那样在他嘴唇边纹上数字吗?他们不是出于感情或是保护的需要,而是想要知道他在死前走过了多远的路。她停下来,手伸到他的屁股上。他央求般地看着她,想把自己缩进脊椎骨。他的大腿好像孩子冬天的手套一般软弱无力……又脏又乱的哔叽呢……她的手指向前挺进,它们有着长长的蓝指甲,四根像叉子一样的手指,还有像勺子一样的大拇指,满嘴森森牌口气清新剂的香气在他的耳边吹拂,随时预备咀嚼他,永远地征服他。她皱着眉,四下探索着,却不慎把手指突然插进了他的肚脐,足有两三厘米深,像是比赛中进了球。他到处是洞,好像一台弹球机。他们可以在他身上的任何地方开个槽口,刻条印子,贴个标签。他们有的是办法。他们可以挖出他的脑子,他想,没人会知道,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伤口处绝不留疤。

她为他系好安全带,走开了。系得太紧了,他装在口袋里的芝士三明治都挤成了两半。他的盘子像赌博的筹码一样摞成一沓。但他知道他是安全的,他的命运尚未降临,血液开始重新从双眼流向他僵硬的全身。

飞机震颤了一下。过道对面的婴儿吐到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上。马尔的胃里翻滚着,胃壁上的脂肪把肋骨都涂油了。海上风雨交加。他可以想象下面风暴的景象。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闭上眼睛。他好像看到油船在今夜沉没,捕鱼船的网遮上了死者的眼睛,游艇上的女人们穿着半透明的长裙在船舱里哭泣,她们大喊着,耳环被狂风吹飞,尖尖的鞋跟插进甲板里……

一个女人抱着那个婴儿。“你觉得会坠机吗?”她对马尔说。“你觉得这是末日吗?我们的?我在夏威夷的男人的?”她提高嗓音哼着,发出像一对翅膀扇动似的声响。孩子吐得她满手都是。“他太小了,味道还不难闻。至少这还值得高兴吧。”

马尔没有回答。他发现严肃的自己很有魅力。他根本没法关注那个孩子,他流着鼻涕,小脸跟飞机椅子一个颜色,小手有些肿,眼睛充血。那个女人意识到他不打算回答,向左侧转开眼睛,假装自己根本不是在跟他说话,接着在婴儿的衣服上蹭了蹭手。

“而我,”她接着说,“只有二十岁,我的爱人在远方当兵。”

飞机摇来晃去,好像在被一只巨爪玩弄着。一团肉冻卷滑下托盘,滚过走道,粘上一只发卡。跑鞋上落下的一团灰絮。雪茄烟灰。空姐已经不见了,乘客们缓慢地祷告和哀号。灯灭了又亮,反反复复,婴儿屏住呼吸,鼻梁发蓝。

那个年轻女人捏捏婴儿的脸蛋。“我希望你更大一点,会嚼口香糖。那样你会好受点。”她是个慈爱的母亲,穿着一件可爱的圆领裙子,上面沾着斑斑口水;脸很瘦,小想法一个接一个从脑袋里温柔地蹦出来。尽管她的嘴很干,一颗门牙还咬在嘴唇上,但她其实不那么害怕风暴。马尔知道,那个婴儿迟早会被遗弃在什么地方,电影院里或是卖火柴和肥皂的小杂货摊后面。就像人们在盘子里吃剩的土豆一样,并非出于恶意或是预谋。但是他会活下去,他会长大,因为他看上去是个聪明的婴儿,又瘦弱又绝望。太阳穴忧愁地鼓动着。长长的耳朵像触须一样颤动着。他的男人在夏威夷穿着印花的比基尼泳裤,床单上都是沙子,而她显得发灰,因为吃了太多米饭和花生酱而营养不良,马尔却连这些都没好好吃过。她的灰皮肤像鳟鱼一样又滑又凉。孩子会爬到什么地方,爬到橘色的月光里,被当地人捡走,长大了去捕鱼。对付鲨鱼,他要先跟它套近乎,把它引过来,接着把手榴弹扔到它嘴里去。他会像马尔那样学起来,逐步精进,接着肉食就会像牛奶一样源源不断地到手。对付女人也没问题。他会在自来水龙头底下洗净双手。

马尔用疼痛的拇指戳了戳眼睛,又用指节清理睫毛。松弛的睫毛让他的小眼睛看上去像是白色土壤里长出的蓬乱灌木。透过飞机的小窗,越过之前乘客留下的油乎乎的头印——他各种疲惫的神情也留在上面——他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一片在向他回应的苍白。白得起泡。马尔就像是别人的一杯苏打水,自己也溺毙其中。他出生的时候是否包裹着一张必须叫人割开的胎膜?他不记得。但是怎么保护他不受空气伤害呢?他的妈妈此刻正在下面与海浪搏斗,那是海面以下很远的地方,没有风,没有破坏力。他知道她正努力跟上他,可是机长口齿不清。他的奖章有点松脱,正戳着他的心。

行李舱里,宠物狗们已经不再冲着引擎嚎叫了。它们总是活得很不现实。因为被托管而生气。它们紧紧蜷起,把鼻子严严实实地埋在尾巴底下。

但是风暴总有个范围,预先定好的路线,既定的经度纬度。飞机平安通过了。白昼突然冒了出来,像一个病人的黎明,高烧和寒颤之后见到的光线格外耀眼,令人惊奇,白得像块裹尸布。人们都振作了一下,随即又缩回各自的坏习惯里。灵魂陷落到胳肢窝和肋骨之间。该做的都做了,也就不需要死了。一个女人像做着梦似的把胳膊上的汗毛吃到嘴里去了。死亡的气味,动物生病时散发的像坚果混合硫黄的甜味,忽然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蜷缩在橡胶和羊毛中间舒适的胃胀气。一切都很好。滋润得像一杯茶。

马尔吃了他的芝士三明治。他吓得汗潮的屁股沾湿了面包,面包被弄成一团,变成了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混合物,表面泛起了泡,口感暖烘烘的。一咬牙也就咽下去了。他们已经过了斐济,音乐还在响,抱孩子的女人已经看上了另一个人,在她愚蠢的脑袋里幻想着跟人家舌吻。

他心疼了一下,好像她用她小小的白牙齿咬过他一口似的。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没有父亲的人,马尔抚了抚胸脯,斜视着那个她感兴趣的男人——一个绅士,下巴像是被拿掉了一块,打着石膏,沉着脸,还没注意到她的注视,胳膊肘的皮绒补丁不知弄过什么,都给磨得光秃秃的。她一直想找个恋物癖或是某种专业人才,而不是像马尔一样的年轻男子,因为这类人爱起来没有策略,对不同女人的爱也没什么区别。在一个人人都需要想方设法自我定义的国度,他既不是牛仔、冲浪者、猎人,也不是什么人的学徒。他是被澳大利亚驱逐了的,是澳大利亚不要了的,而澳大利亚几乎什么都不拒绝,哪怕是毒倒的兔子躺在地里都没人捡。

他看起来的确像个专业人才。他有爱好,或者有解决问题的手段。他的眼睛发亮。晒得干裂的嘴唇。一枚巨大的蓝红两色的领带夹,上面刻着:

蒙扎·奥托德罗莫

马尔开始紧张地打嗝,橘子芝士的味道沿着嗓子眼冒上来。他狠狠地咽了一口,想要屏住呼吸,但气体还是从他两侧虎牙那对称的牙缝里泄出来,这条牙缝恰巧也是他露出笑容——当他罕见地笑起来——时嘴角咧开的终点。他抓住椅子边,轻轻地打了个饱嗝,芝士味懒懒地从鼻子泛上来,像是沼泽里的气泡。那个专业人才站起来,笨拙地走向后面的隔间,快步经过马尔的时候突然跌了过来,右膝一沉,撞上他的肩膀,两人的身躯像麻绳一样互相拧在一起。马尔安全带以下的部分安然无恙。那个奇怪的领带夹轻轻撞着他的眼睛,像上帝的眼睛一样闪闪发亮。马尔一抬手,一根手指绞进了那个男人呢子西装的大扣眼,把指甲从根部撕裂了。那人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年轻女人趁机补上口红,小婴儿又吐了一次,吐到另外一本杂志上,好像这就是他此生的唯一追求。马尔吮着手指,像动物一样,让眼泪充满眼眶却又不落下来。

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令他害怕,好像他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块路中央的石头似的。但比那还要糟,至少他们会使用或者躲开那些东西。他们待他的样子就好像根本看不见他,好像他从来不在那里,而人们都是在他空出来的地方活动似的。他要去美洲了,在那里,可口可乐生产厂的机器把老鼠装进罐头,各种堆芹菜、打谷子、摘樱桃、给核桃去壳等等的机器齿轮和引擎会剥去年轻女工的头皮。那里有马戏团、竞技表演和比赛,人们懂得一些他永远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他能逃走吗?那些跑到海边去死的男孩搞错了一切,他们只是想要回去。他能找到一个爱他、能看到他本心的可爱姑娘吗?他能走出阴影,让他妈妈的心彻底安息吗?

他点了一杯威士忌。酒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送上来,旁边有一只小杯和一块小餐巾,一切都像是孩子的玩具。还有一只纸盘,里面放着六颗花生。他又点了三杯威士忌,一边喝一边吮着他的手指,试着用舌头让指甲回到原位。

……他亲爱的妈妈曾经跟他跳舞,一路引着他穿过房间,撞进沉闷潮湿的衣柜,蛾子扑进他的耳朵,跳啊跳,摇啊摇,他摇摇晃晃的脑袋不时撞上她突出的盆骨。累了的时候,他就踏在她宽大的、布满瘢痕的脚上跳。伴着走了音的录音带跳啊跳啊。大鸟单腿站在草坪上休息。退潮的气息。一个孩子朝墙上拍着皮球。

他可怜的妈妈在把沙子倒出泳衣的时候给活吞了。就在前一天,她还为他剪指甲,给他擦眼睛呢。他的眼睛总是轻微地出血,因为他总是抠。它们又疼又痒。牙齿,还有他够不到的耳朵深处也是一样。

他亲爱的妈妈。每次靠近,她的嶙峋瘦骨都会弄疼他。她每天给他治伤,用手指梳理他浓密的头发,梳完了还要抚弄好半天,轻轻拍平。马尔简直受不了了。那感觉好美。

他又点了两杯威士忌。那个西装肘部有补丁的男人沿着过道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他赶忙把双手紧紧收到胸前。那人毫不犹豫地一屁股坐进了女孩旁边的空座位。他朝她笑笑,牙齿全部是金的。他坐下的时候领带夹弹了起来,他的这一部分与其说是装饰品,不如说有某种实际意义。就好像潜水者都会在腰带上别上塑料球,这让他们在黑暗的水下也能知道水面的方向。

那个人把他穿着呢子上装的宽阔背部转向另一侧,挡住了女孩和婴儿。马尔看到这里睡着了。

这些伤可能是骆驼造成的。可能是他坐下来的时候被骆驼从侧面踢倒,也有可能是骆驼撞倒了一个人,后者又带着胸垫摔到了他身上。

他醒来的时候已在洛杉矶,飞机停在巨大的轮子上。他是机上唯一一名乘客了。过道对面的座位上有一个粉扑和一个玩具。马尔用袖口擦去嘴角的口水,希望自己不是张着嘴睡的。他解不开安全带。叫空姐拿钥匙来也没用。她不在视野范围内,安全带上也没什么地方能插进钥匙。他扭来扭去,衬衫上的纽扣掉了,领子也歪了。他在衬衫上看到铁丝衣架的锈迹。他还发现了嵌在衣服纹理中的玉米粉,那是教会基金会的人清除袖子上的烫痕时留下的。

他终于从安全带底下钻了出来。他把两瓶没有打开的酒放进衣兜,又把西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好把变了形的衬衣藏进里面。他走出门,走进一个黑色的帆布管道。管道没有向下倾斜,而是水平的,马尔失去了平衡,撞上了软软的墙壁。炎热而雾气沉沉的夜晚沾湿了墙面。他就像是撞上了一位满身大汗的摔跤手,他在悉尼的免费健身房里经常看到这样的人。软趴趴湿淋淋的肉底下是骨头架子。没有毛的肚皮晃得人睁不开眼。像脑震荡一样一片黑暗。像鸡蛋一样光滑。

马尔在机场待了好几天,因为他完全不知道除此以外该做什么。那里又大又白又丰盛,好像不存在时间。他走二十分钟才能到达一面真正通向室外的玻璃窗前,看到白昼和黑夜,看到油乎乎的天空,以及伴着烟雾和巨响接连不断疲惫升起的飞机。

厕所和电影都是免费的。他把《战地情人》看了十四遍。过道上满是垃圾,马尔踩扁了一个奎宁水的瓶子。没人看他。人们全在睡觉,在屏幕的映衬下显得灰蒙蒙的。马尔希望自己也有一件主人公那样的飞行皮夹克。要是他也有那么一件夹克,衬着羊绒,又合身又休闲,他就哪里都可以去了。

他在电影院里待了一天半。重新回到大厅的时候,他感觉就像踏进了冰箱。一切都是白的,都在旋转,都在盛放的大灯下发光,而且比他在澳大利亚的任何时候都要冷。他把罩着破衬衫的西装裹紧了一点。

一个和马尔同龄的男孩站在一个餐厅外面,端着一盘样品。一段段维也纳香肠浸在黄色的酱汁里,上面插着带玻璃纸的牙签。马尔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拿了一个,吃得太急,牙签扎到了嘴唇。他伸出脏兮兮的胳膊,想要再拿一个,那个男孩端着盘子转开了。

“少跟我来这套,”男孩嘶嘶地说,“我会喊警察的。”

马尔赶紧走开了,朝墙边一张橘黄色的吊椅走过去,但那男孩还追着他不放,喊着“呆子,呆子,呆子”,听起来像噎到了似的,又像在用肺说话。马尔滑进椅子,男孩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一口唾沫没有吐准,落到香肠上。

“呆子,呆子,呆子,呆子,呆子,”他说,“笨蛋。”接着生气地跺着脚回到岗位上,黄色的汤汁弄得满手都是。他的发际线很高,歪歪扭扭的。

马尔只待在航站楼的一个区域,范围不超过六七十米见方,北边是一家花店,南边是一个游乐场,入口处有一匹钢铸的马,一只眼睛上的漆已经剥落,一枚硬币卡在马鬃上的箱子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坐着,双膝并拢,像个姑娘,吃着硬邦邦油腻腻的包子,里面的肉馅已经紧紧压在一起。墙边有一排笼子,关着打过针的猫。它们的标签乒乒乓乓地撞在笼子网眼上,像是吊杆撞在桅杆上。到处弥漫着尿味和木屑味。女人去饮水器那里吃药。嚼过的口香糖粘得到处都是,变得硬邦邦的。

他的脸上开始长痣,他想在盥洗室打理一下自己,但是墙上玻璃管里的肥皂水对他来说太刺激了,他手上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在纸箱里封存了十年。他听说过很多关于痣的事情,他可不想摊上那些麻烦。他在盥洗室里换了衣服,穿上一条旧卡其裤和一件绿色T恤衫。他把西装叠起来,仔细地装进箱子,放在验尸官那篇已经无法阅读的鉴定报告上面,放在他妈妈的梳子和刀子之间。那把刀子是他这辈子唯一一件捡到的东西,是在海滩上烧焦的砖头中间发现的,周围到处是细细的鱼骨头,带着尖牙的下巴朝向大海。

他坐进那张塑料吊椅,揉揉眼睛,又摸了摸滑溜溜的痣,试着思考。

第六天,那个端托盘的男孩过来找马尔。这次,他端着一些还没有拇指大的布朗尼蛋糕。“我会喊人来对付你的,”男孩呵斥道,“我受够你了。你看起来太奇怪了。我受够你了。”

他走开了,布朗尼在托盘里蹦得到处都是。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人回来了。来人的脑门上可以看到帽子内衬的吸汗带压出的一排印子,好像一辆微型卡车刚刚在他头上开了一圈。他看着马尔的左侧方向,比马尔站起来的个子还要高得多得多。

“好哇,”他咆哮着,“好哇,你在这地方过的什么日子?你想干吗?嗯?你究竟在干吗?”

马尔慌乱地四下看着,喘起粗气。薄薄的衣服下面,他的肩胛骨就像是巧妙地缝在皮肤底下的木头衣架。他感觉所有的骨头都在把他往下压,往椅子里面压,而他向前躬着身子,喘气更粗了。

“既然你看来什么都没干,”那人说道,“那就跟我走哇,你可以打理监狱的草坪。”

马尔摇摇头。他的胸骨在T恤衫下大起大落。他想象着它从衣服里跳出来,把他们全都吓死。

“噢,那你一定是在等人咯。”那人说。

“他根本没在等人,相信我。他就是很可疑。在这里坐了一个星期了。到处占便宜。快把我逼疯了。”那男孩气得脸色发白,一边说一边抓布朗尼,盘子里只剩下些蛋糕屑。风把它们吹得到处都是。

“你在等人吗,孩子?”那人问马尔。

一个女孩从游乐场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褪色的短裙,黄头发编成辫子,一直垂到腰下,辫梢用纱线系起来,头发末梢在裙子的边缘晃悠。她戴着深色墨镜,穿着黄色网球鞋,拿着一张卡片。她径直走来,站在那人和马尔中间说:“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正要走。这个人要陪我去得克萨斯。”

她拍拍马尔的肩膀。她闻起来很干净,有一股叶子的清香,好像她刚刚在湖里游完泳似的。马尔站了起来,跟着她走了,仿佛他的无所事事只是为了等来这一刻

沃尔特·福克纳是林肯工厂小组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正像疯子一样开着车。墨西哥城的农民们在公路两旁站成两排,伸着手触摸飞驰而过的车辆。福克纳完全没减速,从那个由人组成的隧道中间全速穿过。事后有人问他,如果他撞到人了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启动雨刷。”

那是一辆很大的白车,非常漂亮。耀眼得超凡脱俗的白。空调吹得他膝盖发凉。一只橘色的蝴蝶优雅地撞碎在左前灯上。马尔感到了爱。他厚厚的头发没过眼睛,落在脸颊上的凹坑里。一个人形的气球歪了歪身子,倒向副驾驶座的有色玻璃窗,它子弹形的脑袋上有一张橡皮泥做的面孔,还穿着真正的布衣服,打着简易领结,头戴米色牛仔帽。女孩拧了一下它膝盖位置的活栓,给它放了气,把它折起来放在手包里。

在德士古加油站,他们擦掉那只蝴蝶,加了二十六升油,其间女孩不停地说话,又从一个纸箱里拿出冰淇淋、炸鸡和蜂蜜给马尔吃。冰淇淋冷得马尔的牙齿敲得咯咯响。蜂蜜滴下来,流过他的手指,掉在她给他看的那些卡片上。其中一张用厚纸板做成,一面写着:

寻找陌生人

另一面画着一只马蹄铁,写着:

携我家中留

真爱不远游

“这些都是游乐场里的算命机吐出来的,”女孩说,“这张镍卡掉出来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你坐在那儿。算命机就是曲棍球游戏和拍熊游戏中间的那个吉卜赛娃娃,你知道的吧?”

她把另外一张卡递给他,上面写着:

招聘司机

地点不限

油费全包

502-3061118

“我就是这么过活的,开各种各样的车,不过大多都是好车,凯迪拉克啊,别克啊,林肯啊。因为需要这种服务的都是又老又弱的有钱人,他们自己坐飞机走。我一路上扒下车身上不影响前进后退停止的所有零件,空调啊磁带啊什么的。电池、轮胎、千斤顶都在距离目的地十公里或者二十公里的地方换成破烂货。从来没人发现。我到达之前总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人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车。能开到药店去买白宫牌痔疮膏就行了,能开去正式场合就行了。他们的脑子都裹在避孕套里。任何事都别想钻进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我的谋生方式。赚不了什么大钱,可是我跑遍了美国,而且我喜欢开车。能免费开这么好的车,别的什么我都不乐意干。开着又快又酷的车去我没去过的地方……亲爱的你长了好多痣啊。一定是有什么说法的,我读到过,不过想不起来了。怎么说的来着。”

马尔点点头,腮帮子里都是鸡翅。

“你会开车吗?不会?好吧,我来教你。”

但是她没有教。一直都是她在开,又快又熟练,气势逼人,重重地按喇叭踩油门。她的胳膊肘被南方的太阳晒得很黑,双腿在地板上叉得很开,吊圈耳环摇摇晃晃,闪闪发亮,长长的黄色发辫纯粹得像是从教堂钟楼上垂下来的绳子。

她一直在说话。这可真美。除了妈妈没完没了饱含爱意的唠叨以外,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多话。几年之后,妈妈的声音对他而言不再是话语,而是呼吸,像一架钢铁造的肺,为他的头脑提供氧气,让他继续活下去,让他舒舒服服。眼皮关上,鼻孔闭合。她伸出手,他吻着,嘴唇在她的手指上游走。

“这真的是你的眼睛吗,亲爱的?你不是从银行弄来的?好像没有在你脑袋里嵌好嘛。”

噢,她真是又坚强又可靠,真是一位苗条可爱的金发美女。他摸了摸她的头发,那么柔软,那么金黄,他觉得那颜色会掉下来沾在他的手指上,就像是刚摩挲过一片花瓣。她喂了他上千公里。他一直在吃,感觉越来越虚弱。虾和糖果条。桃子、葡萄、核桃馅饼。桶装宽面。黑麦面包。一边开车,一边就着伏特加和橘子汁吃下去。那辆豪车时而穿梭于城市交通,时而驰骋于旷野平川,唯有鸟儿们单纯的音符跳动在他耳畔。车开得那么快,鸟儿唱完一个音,已经甩在身后三公里了。

噢,她真是又努力又实在。即便是没有月光的晚上,她也戴着墨镜,驾轻就熟,车就好像是她身体延伸出来的一部分,似乎她失去了一只手,却从手腕里伸出钢爪。在收费站,她会为后面车上的陌生人缴费,对他们的困惑满脸不屑,只留下一阵幽蓝的烟圈。

“这把他们搞糊涂了,”她说,“这让他们成了债务人。”

马尔试探性地捏捏她的胳膊。那里有一小块结实的肌肉。每次遇到堵车,她就从棕红色的瓶子里喝两大口伏特加。她甚至没问过他的名字。他想好了,如果她问起,他就说自己叫蒙扎。他的头钻进她的腋窝。

“我很少那么干。”她说着,吻起他的脖子,吮着他的肌肤,仿佛在咀嚼洋蓟,在他锁骨周围留下一串圆圆的紫印子。她闻着很干净,带着远方的气息,像是不知什么东西在小溪里洗过、又在夏日阳光里晒*味道。他的气味则好比一棵刚刚被狼浇过尿的树,他很清楚。他的肚脐又痒又臭,漂亮的头发在头顶粘成一团,但是那姑娘一直给他吃东西,拧他体侧。玉米卷和炸面团。辣热狗跟小煎饼。颤抖在他刺痛的牙龈间的薯片。染蓝了他的嘴的梅子馅饼。在拉伯克,她买了一箱波本威士忌和一盒幸运饼干。马尔又焦急又疲惫地咬开他的饼干。空调的水滴下来,落在滚烫的沥青上。食品厂的工人粗心大意,饼干上的字拼错了,笔画又重叠在一起,未来怎样,一片模糊。她摇摇头,看起来很沮丧,穿着短裙和帆布鞋的样子有些天真有些挑逗。她驾车驶离商店的停车位和那个晒黑的营业员,上了公路,驶向大海。

她把他安顿在海边的一座小屋里,自己去还车。窗框用牛骨支着。墙角里堆着冰冷的沙子。虫子在包裹着破布的管道边爬来爬去。所有的东西都在暗中生锈。她打车回来的时候,马尔已经用枕套当毛巾,蹲在截短的浴缸里面洗过澡了。水泛着硫黄味,他用过肥皂之后,水就慢慢变成了深绿色。那绿色也很迷人,很有味道,他眼睛没毛病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绿色的东西紧紧粘在浴缸的侧壁上。他的手无处可放。

海风轻轻拍打着他的头。他感觉像在度假。家乡这天正是节礼日。他是来自卧龙岗的蒙扎·董。海鸟疾速飞过,她说:“那种鸟叫作三趾滨鹬,它们先飞到智利,然后再去格陵兰。而它们只不过数十厘米高,数十厘米长。”

她从小屋拉了跟麻绳出来,拴到一棵马尾藻上,洗了他们俩的衣服,挂上去晾干。她蜷在发霉的床单上,苍白,虚弱,除了墨镜以外处处显得亲切,头发像黄油饼干一样暖洋洋黄澄澄的。夜里,发辫划过马尔的脸颊,他被北美夜鹰的啼鸣晕乎乎地弄醒,看到她打开冰箱门,灯光从塞得乱七八糟的架子后面钻出来,照着她,她脖子后仰,喝着纸盒里的牛奶,正好照出她小小的乳房,弯弯的肋骨,伴着冰箱的嗡鸣微微发光,像是冰天雪地里的一片麦田……她回来的时候胸膛凉凉的,嘴唇又冰又酸。她抚摸他的样子像是要从潮湿的床垫里、从海绵里捞出什么东西,像是要用手穿过他的身体去捞,像是她把手掬起来穿过他的胸膛就可以捞出她想要的东西。马尔闭上眼睛。他睡得很舒服。万物在闪光的沙子上疾驰而过。姑娘的裙子飞了起来,被悄无声息的风抓住。

据说许多年前,维多利亚有个小伙子爬进了一只袋熊洞穴的入口。受惊的熊跑出洞,从那小伙子下方经过,突然感到背上的压力,以为洞顶塌了,猛地拱起后背支撑洞顶,就这样把那人挤死了。

她割掉了辫子,和从前的模样却没什么不同,这令他很吃惊。她用一把钝了的面包刀切断辫子,绑在他消瘦脱皮的腰上,转身端起她的印花咖啡杯,继续喝着里面的波本威士忌。

“如果我切的长度恰到好处,”她说,“六个月左右就又会长那么长了,就像螃蟹重新长出自己的螯一样。”她告诉他,她的头发和指甲都长得很快。就像坟墓里的东西一样。

马尔很害羞。他轻易就从那发辫中认出一张衰老的脸,发皱的鼻孔,小小的玻璃眼睛。他把它挂在暗处,把沙子倒进最后几瓶威士忌,转身看向海边。他曾经在那里看着鱼群在一个大浪里白花花地浮起来。女孩到沙滩上去睡觉了,有点不大高兴,剪短的头发在耳垂边打着卷,肚子像心脏一样跳动着,宽大的脚趾甲伸向水上的雾气。

稍后,她会把那条辫子围在他身上,他们会并肩走在炎热的路上,在一片黑暗中拉着手,沁着汗。虽然她每天都洗头发,又把它重新编好,那条辫子还是把他弄得痒痒的。金黄色的。浴缸现在越来越绿,看起来很时髦。他自己的头发是核桃的颜色,掩盖着脊椎上令他生疼的骨节。他担心自己的头发会在太阳底下自燃。夜里的它们看起来也像是在冒着热气。

偷工减料的马路用大量的沙子铺成,坑坑洼洼,非常危险。好些车抛锚了,下雨天有些会浮起来,有些则不会。这块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沙子做的,房子,桥,板凳,城里的奶牛雕塑,连玩具都是用沙子填充的。女孩说,这里的人们到处耍赖,还用沙子打人。人们回收处理你用过的东西。海滩上的沙子都快没了,只剩下些碎石,还有人们写在退潮后光滑的沙地上的“欧拉米特”,那些字母大得像是写给飞机、直升机或是那种智利飞鸟看的。她说她就等人们拿沙子造一辆车出来,可以在咸水里开,那她就开心死了,别无他求。人们已经造了木头车和玻璃车,要是出了事,它们的碎片会钻进你的皮肤,插进你的心脏,仿佛你是个恶魔。剧烈碰撞时,它们会像个近一吨的啤酒瓶一样把你切碎。碎玻璃接连落下。一切都像雪片撞上了灼热的内燃机活塞那样发出噼啪爆响。

她说,他们会开着沙子做的车去佛罗里达,吃椰子冰淇淋。他们可以看爬行动物表演。他们还得带上吸管,以防万一,一旦车子塌了,他们可以把吸管伸出沙堆呼吸,等救援队把他们挖出去,此外,他们还可以用吸管喝她装在保温壶里的冰台克利酒。马尔缓缓地笑笑,整理了一下那条发辫,停下来吻她。她用舌头把他的口香糖卷了出来。

中午,她常常把冰块放到他手腕上。她注意到他的手心里没有掌纹。

一天早上,他们正在海滩上滚着球玩,忽然看到几辆卡车和起重机从路上开过去,停在不远处的沟边。那些人走出驾驶室,回到城里。马尔和女孩试着忽略这回事,可是那些车又大,漆得又花哨。没人守着,也没人移动。它们就那样斜在沙地里晒着太阳,镀铬亮得刺眼,惹得北美红雀整天跳上去照镜子,欣赏鲜红诱人的自己。

马尔回去继续玩。球在空中划过重重弧线,彼此相撞发出声响,这些都让他很快乐。太阳是游弋在雾中的红鲑。云是冒泡的杜松子酒。有时候马尔站着就能睡着。

女孩一早出去买酸橙。潮水退了,一根棒子露了出来。月亮还挂在天上。他看见一个轮胎,等他碰到了一只吻才发现那其实是一条鲨鱼。它被人砍去了下巴,整个松松垮垮,胃挂在一边,黑黑黄黄的一大团,像个腐烂的西葫芦。他坐下来细看,接着发现自己不能再多想它。他沿着海滩继续走,看看还能发现什么。回来的时候,他模模糊糊地望见他们的房子已经被铲平。那些机器开远了,原地只剩下一堆板子、到处逃窜的虫和装在破袋子里的滚球。

马尔四处跑了几下,像是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狗。他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看到那条辫子挂在天线上晃悠,像松鼠尾巴一样甩来甩去,旁边是救生衣,是她湿湿的窄窄的嘟起的双唇吹起来的。他望着马路上走过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还能算作是他的。

没人能够幸免。那片荒凉像恶棍一样在他心里横冲直撞。黄昏时,他听到它在耳边呼啸,凄鸣声声。海边的荒漠。丛林中的沼泽。她莫不是早就知道?那里有的是狂躁的狐狸和散架的转向拉杆。在浴盆里呼噜作响的水。迎风鼓动的帆。变了形又被火烧过的脑壳。

马尔跑了起来。汽车天线上的旗帜、花朵和内裤迎风招展。车里的人们笑着,东张西望,喝着纸杯里的饮料。耀眼的阳光下,四处飘荡着橡胶、油、盐的气味。海滩没有尽头,马尔跑啊,跑啊。

(原载《巴黎评论》第四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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