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治洲（聊城大学校园阅读文化研究会会长）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所谓“十七年文学”的说法，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这一时期作品虽有一些不足，但“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产生了一批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便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充分体现了其持久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青春之歌》大获成功，并不意外。这部小说，是作家杨沫酝酿了很长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和不少曲折，厚积薄发，才得以问世，确实是一部精心之作、成熟之作。小说艺术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引人，洋溢着炽热的革命激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受到人们的真诚欢迎和热烈追捧。小说于1958年1月出版，出版当年就发行了121万册，引起了强烈反响。
作家何其芳先生评价道：“《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作家、文学评论家、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评价道：“《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
小说影响很大，陆续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发行到世界各国。*总理、彭真、周扬、茅盾等都在不同场合称赞这部作品，共青团中央曾号召全国青年学习这部作品。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出品为同名电影。1999年，22集同名电视剧问世。舞台演出《青春之歌》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2013年，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陈小朵，凭借现代歌剧《青春之歌》里饰演的林道静，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青春之歌》的主要思想内容《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成长命运的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构筑了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也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青春之歌》成功地展现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或坚定，或彷徨，或积极，或消沉，或奋起的精神风貌。全书中渗透着一个深刻的主题思想：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同民族的命运和伟大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努力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能拥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青春。
《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简介林道静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以教育为名，罗致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她为庶出，自己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含怨死去。道静自幼失怙，历尽冷暖，从小像个小狗似的成长。中学毕业正梦想着上大学，父亲和后妈却想把她变成摇钱树，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教育局局长胡梦安。不甘屈服的林道静连夜离家出走，偷偷逃至北戴河杨庄，想投靠表哥，没想到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当地学校。投亲未果的林道静差一点被小学校长余敬唐卖给县长做九姨太。本来一直就压抑、忧郁的林道静，感觉走投无路，茫然下投海自尽。一直关注着她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良好的文学素养，他的关爱与抚慰，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小学做教员，依依不舍地和她暂别，回到北大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清寂的乡村从沉睡中惊醒，道静也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道静回到北平，生活中没有经济来源，寻找工作又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渐渐地，道静的生活给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无暇读书，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帮助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一)成功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成功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白莉萍等一批鲜活、生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林道静——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形象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
地主阶级家庭的出身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生母的悲惨身世和异母的非人虐待，使她成长为革命者，但历程又非常艰难。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描写了她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出走）。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水远山长处处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二是追求探索阶段（觉醒）。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锻炼成长阶段（成长）。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现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
林道静，她追求自由，不甘屈服；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富有斗争精神，自觉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中锻炼自己。她热爱读书学习，积极思考，善于反思，可塑性强，不断成长、进步；她多愁善感，又正直勇敢。柔弱文静的外表下有一颗倔强、坚强的心。她同情劳动人民，爱国爱民，富有责任心等。当然，在前期，她的身上、思想深处也存在着多愁善感、温情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轻信他人等缺点。后期亦存在斗争经验不丰富、工作水平不强的不足。
余永泽：一个“不革命”的追求“小我”的世俗人物、落后知识分子形象
一部《青春之歌》让我们看到了一批坚强不屈的革命斗士。一个余永泽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余永泽这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余永泽，在教科书里，我们可以将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加以证明革命的时代不应该沉默，而要去面对不公平的世界，去推翻它。但我们也不能将其过度“标签化”，而应从人性角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这个人物形象。
余永泽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家里生活比较富足，从小没有受到生计上的威胁，这使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反抗、推翻什么，因为他觉得根本就没必要。他受封建思想影响极深，封建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如他听从父母之命娶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女人，他对待佃户冷酷、毫无情面，他不允许林道静外出工作等。他的信念就是念好书、做好学问、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出路、有一个幸福的爱人与家庭等。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热衷于投靠、结识名人，为以后铺路。他活在自己狭小的思想信念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心只读圣贤书”，为自己而活。对这种狭隘性，我们既要严肃批评，也要表示一定的理解。
余永泽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或优点。他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很有才华；他也曾是热血青年；他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如他虽然嫉妒卢嘉川，但他不会去告密，出卖他。他只是冷眼旁观一切，也不倒向反动派。他的错误在在于他没有看到对付黑暗的统治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想苟活于世，只能庸俗卑琐。其实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有一大批，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人各有志。我们要着力批评的是那些背叛革命的人，出卖组织的人，他们阻碍社会的变革，残害同胞手足，才是真正的为世人所不齿之流。如小说中的党内叛徒戴愉。
卢嘉川——中国革命者、优秀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形象
这位小学教员的儿子，从小受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早在中学时代，卢嘉川就参加革命活动，考入北大后，很快成为一位党组织负责人。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漂泊，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下，他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沉着一次次摆脱了敌人的盯梢。由于叛徒戴愉的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卢嘉川受尽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战斗到底。他用残废的身躯，垂危的生命在狱中建立“狱中支部”，组织领导了绝食等斗争，最后壮烈殉道牺牲。
江华——优秀的中国革命者、革命*的形象
一位经常失业的印刷工人的儿子。生活贫困，十二三岁时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跟随父亲当了印刷厂的学徒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进入党办中学读书，接学了革命教育。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策划组织了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察北抗日同盟军刚成立，他又被党派到那里当军事指挥员。同盟军遭失败后，江华转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周围几个县的县委*。与林道静认识后，两个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增进了友谊，产生了爱情，结成了伴侣。江华身材高大，阅历丰富，举止敦厚，言谈质朴，待友细心关怀，工作严肃认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林红（郑瑾）——优秀的中国革命者、女共产党人形象
早年，林红就被作为政治犯而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呆过三年。出狱后从上海调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刚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红对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静关怀备至，又如亲姐姐一般鼓励被无辜抓进监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业、遭遇使她们很快成为亲姐妹似的朋友。她教育林道静，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长久斗争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同时希望林道静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她最后英勇就义。
王晓燕、许宁——有苦闷彷徨而又执著追求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形象
王晓燕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成长环境比较优裕、单纯。许宁则出身平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想一腔热血投入革命，但因为母亲成天担惊受怕而念叨恳求他不要走，他顾念母亲而一度无法行动，无法贯彻始终。他内心长期在革命和孝顺间挣扎。
王晓燕是一个从不问政治，埋头读书，到追求革命、走过弯路的转变者的形象。生于乱世之中的许多青年因为涉世未深，对很多人和事往往看不清楚。王晓燕便是这样的人。她有一颗向往光明的心，她积极帮助林道静，也与她积极谈论革命问题，甚至反对父母“不找路，只求自保的想法”。但是她对林道静的革命思想与行动并不积极。当戴愉以花言巧语取得她的信任后，她便想当然的、炽热地爱上了她，并与林道静相背离了。当然后来，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又积极去找林道静澄清，积极接受她的引导，走上了革命与光明的道路，实现了蜕变。
许宁在被捕后，在林道静的几次探视中，开始产生变化，他心中的不坚定，在那些没有笔墨书写的经历中被抹去了。他依旧聪敏，但却变得更坚强更有担当，也变得更明白自己的道路。在小说中，对许宁的笔墨终结于又一次被捕。
白莉萍——一个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典型人物形象
她思想空虚，贪图享乐，最后沦为人家的玩物。
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加以刻画，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性格特征，善于将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通过富有性格特色的细节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人物命运遭遇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虽然这些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型化的痕迹，但仍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艺术功力。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二)小说结构清晰、完整而严谨
小说虽人物、场景较多，但始终以林道静的成长和行踪为主线，设计任务，安排情节，因而所涉及的内容虽广泛，却线索明晰、结构单纯，层次清楚，完整而严谨。
同时，杨沫在小说中从始至终使用了两套叙事系统，即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在外显的宏大革命叙事的掩护下，隐藏的爱情叙事得以合法生存。因此，《青春之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荫庇下开辟了一块个人化爱情叙事的自留地，使作品增添了一些个人化、生活化趣味，吸引了更多读者。
(三)语言的浓郁抒情色彩与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以流畅、简练的叙述和热情的笔调行文，尤其是浓烈的抒情色彩。很多篇章、段落都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既真挚委婉、诗情洋溢，又曲折入微、纤毫毕见。同时，又时常在抒情中穿插一些哲理性的话语。而且对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细腻真切、楚楚动人，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如第一部第六章。道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封封读起那些热烈的、缠绵的信，渐渐脸上有了笑容。她被信中洋溢着的温柔情意和热烈而又含蓄的告白深深感动了，年轻的心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忘掉了一天的疲劳。看完信，她立刻提笔给余永泽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的、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
……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第一部第十二章开头。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除夕的鞭炮搅扰着她，这一夜的生活，像突然的暴风雨袭击着她。她一个个想着这些又生疏又亲切的面影，卢嘉川、罗大方、许宁、崔秀玉、白莉苹……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呵，他们都有一颗热烈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
《青春之歌》存在的争议或不足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青春之歌》这部“十七年文学”中“红色经典”系列中唯一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可谓是命运多舛，不仅面世前饱受“难产”之苦(“六七次重写、修改”)，而且在诞生后不久就受到质疑。1959年初的大论争聚焦于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尽管讨论的结果是肯定意见占上风，但作者却相当谨慎地根据批评意见作了修改。在1960年的再版本中大量删减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实践后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结合的八章和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三章。“文化大革命”中，该小说被定义为“毒草”，受到批判。虽然“文革”后予以平反，但评论界又有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之前的修改是概念化的。但杨沫先生在1978年出版的重印本(定本)中，依然以修改过的再版本为主要依据。在《重印后记》中，她说：“这本书在这次再版中，除了明显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某些有损于书中英雄人物的描写作了个别修改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小。”199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沫文集》，《青春之歌》(定本)被收入第一卷，自此，其版本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其中一方面的修改，涉及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和学生运动两个问题。《再版后记》中说：“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然而，“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笔者阅读时，明显感觉到林道静被党组织派到北大主持工作那些篇幅，读来明显不晓畅、不生动，称得上全书的薄弱之处。
第二方面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初版本里，林道静与五位男性有感情纠葛。她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有相互的恋爱关系，而与赵毓青的关系是赵“向往着”，而她只是“关切着”赵，与许宁的关系是许爱她而她并未爱上许。再版本里首先删除了赵、许对林道静的向往、爱恋关系。这大约由于讨论中有批评者指责林道静个人生活过于随便，杨沫遂采取的应变之策。这一块的修改是成功的。同时，杨沫认为：林道静参加革命以后，再过多地流露出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柔情，就不可容忍了。于是，她在再版本中删除了部分内容，以一个坚强、乐观、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形象，置换了初版本中情感丰富、有血有肉的林道静。这一块的修改可谓有得亦有失。
从总体上看，有评论指出：“《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生活、成长规律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同时，此作品也有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明显借鉴与模仿之处等。
1991年，杨沫先生“新版后记”中写道：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笔者坚信，《青春之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中国“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宝贵财富，必将永远熠熠闪耀下去。
